魏若华
系列九篇交卷时，偶然想到郭沫若先生的《十批判书》，进了一位，凑成整数。
余暇常想，什么是历史？历史是什么？
哲人告诉我：“它是与人类尊严密切相关的伟大的集体记忆，比史学家关于民族、国家、政党的一鳞半爪的记载，或梳理得整整齐齐的材料更加真实可靠。”
这阐释的关键是“伟大的集体记忆”！
因为，不同时代的人，各自以不同的身份或不同的目的，从不同的利益出发，持有不同的观点与方法，在不断地解读着同一本断代史。但无论是谁，哪怕你是最富有权势的人，都将不会把历史拉回来，还原其本来面目；而缩短其最小的差距，当不失为史学家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某些作家的笔是靠不住的！
不在于他形象思维的功底，也不在于他积累生活的深厚，时代的烙印局限了他。使他不可能矗立着思考问题。比如，称作史诗般的19世纪的俄国文学和稍后的苏联文学，哪个经受了历史考验呢？恐怕还是前者。
历史也在经受着同样的考验：
苏联解体后，不符合真实的《联共党史》自然被淘汰了，但中学又不能擅自删去这门学科。何以解决？这问题延至一九九六年仍议而未决。俄教育部只好申报叶利钦批准，把法国人尼克拉·沃思在一九九二年印行的《苏联历史》的版权买过来，译成俄文印发给中学做课本了（且不含大中专）。该书也一度是中国高校试用教材。
“进口本国历史”岂不荒唐可笑？
就此而言，清政府还是做了件好事的。年仅二十六岁的康熙大帝下令编修《明史》时，曾单独召见了几位大历史学家，其中有“反清复明”思想家黄宗羲的儿子在内，再三叮嘱“独修史宜直书实事”，要依据《明实录》如实编写，务必仔细研究明末破败的教训，引以为戒，引以为鉴。
这是何等胸怀，何等雅量！
今天来看，《明史》仍不失为二十四史中较好的一部。
面对卷帙浩繁的《明史》，我辈当正襟危坐而读之，至少是相对而言的信史。据说，直到《明史》问世后，袁崇焕冤案的真相方才披露出来。
明代正德以后的几个皇帝活得太不像人，大约只有崇祯的形象是好的。而且崇祯死得又确实可怜，连他的敌人李自成竟也为之喟叹；清入关进京谥为“怀宗”，后又晋称“庄烈帝”；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清世祖下令重新为他举行了安葬仪式，并着手营建地上陵园建筑；直到今天，在他魂归煤山之处，依然立着一块“思宗殉国处”的石碑供人凭吊。
崇祯真是为“大明”而“殉国”的！
崇祯朱由检（公元1611—1644年），系明神宗朱翊钧的孙子，明光宗朱常洛的儿子，明熹宗朱由校的五弟。熹宗无子，病故后遵诏继位，年号崇祯，也即是历史上的明思宗。
作为“亡国之君”，明思宗也实在值得后人深思、沉思、幽思的：
崇祯真正的名字是“由检”，也无什么特别的含义，他们这一代必须按“由字辈、木宇旁”的玉牒命名。
崇祯五岁丧母。他的生母在宫中只是个无身份的“选侍”，即被选入宫中的淑女所养。生母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以及后来抚养他的李选侍的忧郁而死，使他懂得了许多不该懂得的事，心理影响当然是很大的。
——崇祯在“冰冷压抑”中养成了“任性自信”的性格！
他是皇父的第五子，当时立做太子继位是不可能的。他酷爱读书，能许久坐而不动，口中却朗诵不止；也常溜出宫去，微服私访，体察民情。后来，同父异母的兄弟之中，只剩下他和天启帝朱由校。天启帝“爱做木匠”，刚登基不久，哥俩曾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你这官儿我能不能做？”崇祯问。
天启答道：“可以的。等我做几年以后，就轮着你来做了。”这不过是一句戏言罢了。
就在天启驾崩前夕崇祯奉诏进宫。回光返照的皇兄对他说：“由检，到我跟前来，你当为尧舜之君！”这是他万万想不到的。
天启是诚心诚意地作为“遗诏”嘱托于崇祯，崇祯则是诚惶诚恐地视为“遗训”接了过来。
——做“尧舜之君”的心理负荷可想而知！
那时节，崇祯不过是一个未成年的十七岁的“信王”，这一接便成了负重十七年的“帝王”，两个“十七年”沉重地铸就了他一生的悲剧。
崇祯接过的“江山”，是他的列祖列宗们，包括他的皇祖、皇父、皇兄挥霍过的烂摊子：外部险恶是来自东北后金的侵犯和西北农民的暴乱，内部隐患则是财政危机、士风颓靡。尤其是朝廷内部的争权夺利、党同伐异，天不作美的自然灾害、饥荒瘟疫，使整个局势一步步走向深渊，无可扭转，无力回天。
他锐意求治，力图“中兴”，从登基那天起便一直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劳碌着，批阅奏章常常是日以继夜、通宵达旦；还曾专门下诏，征求仁人志士的意见与建议，并在会极门亲自召见上书进言者；在明代的皇帝中，唯有他生活节俭，不贪女色，也很少有什么个人享乐；想到社稷的安危、朝廷的腐败、皇族的奢侈、臣子的贪贿，禁不住失声痛哭，泣不成声。
在中国历史上，他的勤政与勤勉可与任何一个“亡国之君”相比，史家和史籍无不称赞为“慨然有为，沉机独断，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同时又批评他“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翻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不亦枉却此十七年之精励哉？”勤政而不善政，用人而又疑人，刚愎自用、缺乏内省、急于求治、猜忌多变是他酿成悲剧的主要因素。
崇祯始终处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中：他“反对植党”，可朝野上下、党同伐异之争此起彼伏；他“根除阉党”，可又不放心辽、陕军事，只好加派宦官去监征、监阵、监营、监守；他“整饬兵备”，可火线长期欠饷，以致将不治兵、兵不杀敌；他“爱惜人才”，可科举选定之士，不谙政务，不熟吏事，难得经世栋梁，百无一用；他“严惩贪贿”，可贪贿之风久刹不止，导致国库空虚、民不堪负；他自以为“爱民如子”，可面对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却无力挽救，束手无策，使之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扭转辽东与西北的败局，他不得不在“新饷”、“助饷”的基础上重征“练饷”，百姓承受不了，怨声四起，把“崇祯”唤作“重征”，他何以不知、岂能不晓？边防重地延绥、宁夏、固原三镇欠饷已达三十六个月了，他一拖再拖，岂能不急？他也是无可奈何而为之！
“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十七年尽是亡国之事！”他无奈地哀叹自怜。
局势如此，朝廷如此，大明的心脏衰竭了，国脉已奄奄一息。
“庙堂不以人心为忧，政府不以人才为重，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形，诸臣有角户分门之念。”兵部员外郎华允诚上疏直言。
内外形势发展到这步天地，何以得了啊，何以了得！
崇祯变得迷信而不再自信。当李自成在西安自立“大顺王永昌帝”的消息传进宫时，正好是阴历大年初一。他不禁命人占了两卦：一是“风从乾起，主暴兵至，城破，臣民无福”；一是“星入月中，国破君亡”。也许是“闯王奸细”在宫内作祟，他却深信不疑，变得有点神经质起来。
在这之前，曾梦到有一神人在手掌中写了个“有”字，便问群臣是何征兆。多数都纷纷称贺，颂为“贼平”之兆。唯有王承恩大哭，说是“大明江山将失过半”之寓：
“这‘有’字，上半是‘大’字少一捺，下半是‘明’字少一‘日’。合起来看，大已不大，明不再明，乃‘大明’缺陷之意矣！”
听后暗自伤神，但又无可奈何。
崇祯的“中兴”之梦幻灭了，要来的也终于来到了：
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八日（公元1644年4月24日）下午，李自成率军攻破彰义门，进入外城；当晚，进入内城，竟是守城心腹太监曹化淳引路而来。
崇祯知大势已去，无力回天，勿忘安排后事。
他先是逼周皇后上吊自杀，接着砍死了宠爱的袁贵妃，手刃了其他几位嫔妃，以及年幼的乐安公主、照仁公主；又令太子及永王、安王设法出宫，让两侧宫女也各自逃命。十五岁的长平公主被召来迟，只听他说了句：“孩儿，你何以生于帝王之家？”便挥剑砍去，断左臂，昏倒于地……
崇祯与老太监王承恩带领数十人妄图乘天黑突围。先至齐化门，不得出；再走安定门，又受阻，只得重返后宫。
据说，他还亲自跑到前殿，双手击钟，召集百官，半刻不见一臣。长叹道：“我平素待臣子不薄，今天至此，竟无一人随我而去！”
无奈之中，遣散了身边最后的侍从，携着跟随多年的王承恩，穿过后花园，一步步登上景山，面对着面，双双吊死于寿皇亭旁的海棠树下。
三天后，遗体方才被李自成的人马发现。死况极惨：长发覆面，衣衫凌乱，左脚光赤。衣襟中留有血书遗诏：“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诸臣误朕，毋伤百姓一人”……
三月二十三日，崇祯、王承恩的尸体被入殓。开始无准备，用的是普通棺木，后改为朱漆棺而移入佛寺。
延至四月初三，崇祯与周皇后的遗体，匆匆被塞入田贵妃之墓，草草地安葬了。
据说，李自成也曾动了恻隐之心，很想当回事办一下的，但忙于“登基”大典，山海关方面又出了问题，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亦据说，就在崇祯被陈尸禁门外期间，李自成的军师宋献策、制将军李岩正好散步，唯见二僧人在为他诵经礼忏，又见几名降将轻装纵马叱道而过，唯恐避之不及，哪有故臣之怜？
李岩大惑不解：“旧臣何以不如和尚？”
“此等乌纱（官）原本就是陋品！”宋献策答道。
李岩依然不解：“国家多事之秋，何以不见报效之人？”
宋献策只好多说了几句实情：“国破君亡之时，鲜见忠义之臣啊！这些臣子，哪个不享受朝廷厚禄？一旦社稷坍塌，他们各思自保之策。孝悌尚且不能，何以顾得忠义？指望他们报效朝廷，岂不是痴人说梦哉？”
其实也不尽然。
崇祯的臣子中当也不乏临危不惧、忠义爱民之士的！
北舞渡副将刘国能，在叶城被围攻七昼夜后，粮尽弹绝、岌岌可危之时，他从城墙只身缒下来见李自成：“叶城之防守皆我一人所为，与城中父老百姓无关。而今我已竭力，不忍看到破城之灾，所以特来请死！”李自成令其投降，他厉言拒绝：“我奉母命归顺大明，母虽亡故，岂能违背？我的官乃天子所赐，当以命相报了！”说罢，拔剑自刎，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感其言行，叶城破而未开杀戒。
李自成破北京后，城防外守卫襄阳伯李国桢，被押解至大营时仍昂首背面而立。
李自成呵问：“败将何以不跪？”
“我乃大明臣子，岂有下跪之理！”李国桢慷然而答。
李自成喝胁：“不跪？把你全家凌迟处死！”回答是：“随你的便！”
李自成大怒：“不跪就把全城百姓凌迟处死！”
李国桢这才跪下，但却是反面而跪。
接着大呼：“我李国桢并非向你而跪，而是为全城百姓而跪！”
——北京，终未敢再开杀戒！
这两位名带“国”字的武将，在国家危难、百姓受难之时，在国之不存、何以有家之际，终归以国家与百姓为重，弃家而为国与民受难，在当时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李国桢全家的结局呢？
李自成感其“大义凛然”，当时确未处死他，而是暂关大牢发审。数天后，在刘宗敏索银追饷时，不堪其虐，自杀身亡。
就在李国桢关押受刑期间，他的夫人被农民军所掠，剥光衣服，抱于马上，大呼：“此乃襄阳伯夫人也！”
勋臣夫人被辱者尚且如此，黎民百姓之妇当然比比皆是，史无所载了。
与刘国能、李国桢相比，崇祯的叔父福王朱常洵，作为皇帝之长辈却是出尽了丑。在洛阳攻破后，拖着自己三百余斤的身子逃出皇宫，躲入迎恩寺后被抓获。儿子朱由崧身着华丽，途中被趁火打劫者剥得精光，因是裸体，反倒逃脱了。福王被带上来，一见李自成便跪下磕头告饶。
威风凛凛的闯王，哪会饶过这瑟瑟发抖的福王？
李自成先是令手下打他四十大板，然后斩首示众。孩儿军看上他这三百余斤的肥大躯体，竟“剥皮”后砍作碎片，与他宫中所养的鹿杀后同煮，便成了“福禄宴”的清炖美食。
福王乃万历皇帝与其宠妃郑贵妃所生，而福王府是明末最富有、最显赫的藩王府。
在李自成大军压境、洛阳失陷之前，原兵部尚书李维棋曾苦苦相求，请福王捐助些银两，解决粮饷、激励将士，但他一毛不拔、惜财如命。将士忍饥挨饿，一个个骨瘦如柴，最后发展到吃死马死尸的地步，哪有心思为他鏖战！
城破后，李自成为笼络人心，首先是开仓济民，大造声势。很快，中原便流传开这样一首歌谣：
朝求升，暮求合，
自古贫民难过活。
及早开门迎闯王，
管保大小都欢悦。
“开仓放粮、接济贫民”百姓当然是欢迎的。可为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而屠城，甚至淹城，百姓自然反目相视了。后来，开封攻不下，竟然决了黄河大堤，于是满城尽成泽国，除周王乘舟逃脱外，数十万百姓尽葬鱼腹：所俘总兵及其守将，不跪降而叫骂者，往往是先割舌、后活剐，决不宽饶。
北京，毕竟是明代京都，李自成的“大顺皇帝”也将在这里登基，所以终不敢开杀戒。但却默许牛金星”捐资录吏”、刘宗敏“索银追饷”，把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弄了个乌烟瘴气。
据有关史料，新的“剥皮”标准是：
“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至于勋戚之家，则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后已。”（参见《明帝国的衰亡》）
刘宗敏的“索银”战绩更是辉煌：他制作带棱铁钉夹棍五百副，以此拷索搜刮各库存银可达三千七百万两，金数千万两之多。与当时全国的财政状况相比：朝廷全年正常收入不过一万五千万两，而作为财赋之枢的户部其时仅存外解银四十万两、捐助银二十万两而已。
就在这十几天内，仅此两项，李自成即获得了七千万两白银。这些银两，本该用于支撑军事、挽救危局，反而被敌对一方掠走了。据《历代通鉴辑览》卷六十六载：“所拷索银及宫中器皿，铸为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骡车载归西安。”
崇祯的岳父嘉定伯周奎，破城前十余日，崇祯要他捐饷，起初不肯，后勉强捐出一万。但在刘宗敏的夹棍下，一下子就交出五十万两银子与价值数十万的珍珠币物。这老儿真不明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一旦国家沦亡，你的特权与财富岂能保住？连自己起码的尊严都将丧失殆尽！
文武大臣中，有不少是清廉一生、以死殉国的勋威者，大多满门赴死、宁死不屈，或上吊，或投井，或自刎，或焚身，十分惨烈。未死而遭刑逼者甚多，据《明季北略》卷二十载：“辅牛金星，将残酷状，入言于闯。闯驰入宗敏第，见被夹数百人，庭不能容，致充塞街衢。”由此可见一斑。
败类中的典型当数王德化。他原为崇祯信任的司礼监掌印太监，李自成入京时率内员三百人迎接，因之留用仍掌大印；后李自成溃退、清兵入北京时，他灵机一动又投降大清，自然再次更换花翎，变成了顺治的掌印太监。
王德化式的“三朝元老”，三个朝代都在掌握大印！
历史留给后人的启示与缺憾太多了：
——“大明”亡于“大顺”，难道仅仅是崇祯之过失，福王之类的皇族没有责任？
——“大顺”又亡于“大清”，难道仅仅是李自成之过失，刘宗敏之类的权臣没有责任？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北京由“大明”易为“大顺”，又由“大顺”换作“大清”，作为国家的主人翁，老百姓正是“伟大的集体记忆”：
自成不成，福王无福，
两下皆非真主；
北人用牛，南人用马，
一般俱是畜生。
这民谣引自阿英《李闯王》附录，至于典出何处，原著未予注明，当也不知。该剧目，当年曾配合解放区整风运动，新中国成立初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列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
******研读《明史》后曾感而慨之：“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明史昭示我们的，恐怕不仅仅是现在而是将来。我想起了杜牧在《阿房宫赋》中结尾的名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说明人类历史总是循环重演，而且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是何等重要，但又何其艰难？就反腐倡廉而言，可谓任重而道远！
广而言之，“甲申三百年”的教训对古今中外都具有历史借鉴意义。比如本世纪末苏联的解体，导致“亡党亡国”的原因很多，腐败的癌扩散不失为一个重要因素，即官僚集团所攫取的特权与财富，使联共党的招牌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外衣，已经成为他们物质与精神上的束缚。就是说，搞垮苏共与东欧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国外的颠覆势力，也不是党外的反共分子，而是党内的腐败分子。套一句中国的老话：“祸在萧墙之内！”
鲁迅先生就曾说过：“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引自《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没有民众舆论，只有皇帝诏诰”的时代过去了，让我们在“温故知新”中促进社会进步！
1999年5月26日卫寓
（选自《明史笔记》，获宁夏第六届文艺评奖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