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后勤是运筹和运用人力、物力和财力，从物资、技术、医疗和运输等方面保障军队建设和作战需要的各项专业勤务的统称。把军事后勤作为一门学科，是20世纪的事情。但是，军事后勤的历史与军事战争的历史一样漫长。古代军事后勤保障技术的主要内容大致包括粮草保障技术、病创治疗技术和军用牲畜的使用与驯养。
粮草保障技术
古代军队物资保障的主要内容是粮草保障，这是由古代军事活动的状况所决定的。《孙子》军事篇中曾指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在古代战争中，不乏因粮草保障不力而失败的事例。波斯国王刚比西斯向埃西欧匹亚远征，不备军粮，至非洲的沙漠地带时，因无粮而放弃远征，返回底比斯。密提林人因粮食吃完而向雅典人投降。雅典远征军因饥饿而退却，归后全军覆没。这些都说明，古代军队的粮草保障处于极其重要的特殊地位。
1.粮草的筹措
粮草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物资，必须经过自然力的作用才能生成，而且直接存贮于民间，这就使得军用粮草的筹措有它独特的地方。古代军用粮草的筹措，大体上采取如下一些方法。
（1）军士自备。这是较早采取的一种方法，它与古代兵制有着直接的联系。总的说来，各个民族的兵制都经历了一个由公民兵到常备兵的发展过程。在公民兵制度下，公民只在战争需要时服兵役，一旦战争结束则解甲归田，士兵出征时，不仅武装自备，而且粮草自备。
（2）国家征收，即在国家机构中设立专职部门通过税赋的方式向民间征收，这是伴随着常备军出现以后而形成的一种主要方法。
（3）采取屯田戍边的方法。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对边防部队的粮草供应在当时的条件下日趋困难，同时当战事连年不断的时候，民间可征收的粮草日趋枯竭。在这种情况下，屯田戍边的方法被经常采用，如中国的汉武帝曾从上郡、朔方到河西一带置屯田戍卒60万人，罗马帝国也曾采用过类似的方法。
除了上述主要的粮草筹措方法外，还曾出现过其它的辅助方法。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希腊曾采用薪金制度，给养由士兵向集市购得。还有一些军队采取“因粮于敌”或在占领区进行掠夺的方法；罗马在第三次布匿战争时期，因缺乏粮食曾动用上万人的军队进行掠夺。在欧洲中世纪掠夺成为一种经常的方法。
2.粮草的贮存
古代粮草贮存的基本方法是建立粮库、草场。在中国的甲骨文中就有了关于仓库的记载。如“令吴省”，“唯支人令省才南”等。这里的“”就是粮库。商王经常派武将和族长去粮库巡觇。随着军用牲畜的广泛使用，军用草料场开始出现。军用粮库和草料场要解决防火、防水和其它安全问题，除了由专人看守管理之外还经常派人去巡察。中世纪朝鲜高丽王朝时代后勤设施主要是贮存粮谷的仓库。各仓库为高廪，状如圆屋。其制是“下筑土基，其高数尺，织草为苫，中积米谷一石，积而置之，其高数丈，出于牖外，上复以草盖之，以蔽风雨”。这种造仓方法有利通风，“虽数岁而米亦新”，每一仓群外修墙垣防护。李朝时代，曾采取“粜籴之法”，即每年春季民众青黄不接时将库存兵粮支出一半，贷给民众，秋收交租税时加息十分之一，外加损耗归还原库。兵粮出库时，先陈后新，由此保证军仓之粮常新。中世纪的西欧诸国，到了君主专制时期，都十分重视兵粮马秣的储备。在君主国的首都，在封建割据国家诸侯国的首府，在城市共和国的中心城都设有粮秣库，除宫廷消费外，主要供应禁卫军和首都驻军使用。此外，在派有驻军的城市、军用港口和国内军事交通线上的若干堡垒、要塞、宫城、王室城堡都设有保存粮食和食品的仓库。仓库所用空场、房间面积大小不一，较大的城堡可储千人两年用粮。像牛津古堡、伦敦塔，其地下室主要用做食品储藏室。16世纪时的城堡建筑，在内墙之内多为四面形或多边形的建筑群，中间的空场一般用来建粮库或将装粮食的麻袋堆放在一起，上覆防雨布以成简易粮仓。
3.粮草的运输
早期的军事活动的地域范围比较狭小，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暂，士兵所需粮食由士兵随身携带，其数量为能满足3天～5天的需要为限。有了军用牲畜以后，部分粮草的运输任务由畜力来承担，所谓人背畜驮。但随着军事活动地域范围的扩大，作战时间的延长，人背畜驮已经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于是舟楫车挽的方式逐步发展起来。作为水路主要运输工具——船的发明历史相当悠久。船的前身是木筏。稍后，人们在制造了独木舟后创造出了橹。中国在商代已造出有舱的木板船。在古代，中国的造船业一直相当发达。到了隋朝，开凿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一段时间内，运河中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首尾相连千里。中国以外，以船为运输军事物资工具较早的是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当时运输帆船的外形已经比较巨大，共有船员41名，其中已有舵手、划桨手和掌帆手。到了中世纪，十字军使用的运输船队已经十分庞大，而且有了专门载运马匹的船。这种船在船尾水线下设有一扇供马匹上下船的门。古代的军用运输船与民用运输船相比，虽然有一些独特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但总体区别不甚明显，多为木质结构，形体日趋增大，主要靠桨、橹和风帆来解决动力问题，在把握航向上已经知道发挥舵的作用。作为陆路重要运输工具——车的发明历史也相当悠久。5000年前，埃及人发明了轮子，并制成了木车。在中国，黄帝时代就已经有了牛车。古代车辆当中，最关键的技术当属轮子的制作与使用，动力主要靠人力和畜力来解决。车辆的出现，大大解决了陆地运输的省时省力问题，很快就被运用到军事物资运输当中。新王国时期的埃及从第18王朝开始就采用了用牛牵引的辎重车。车辆作为运输粮草工具的比较著名的事件大概要算中国三国时代诸葛亮研制的木牛流马。西方运用车辆作为运输工具的历史虽然较早，但在制作技术手段上，进步比较缓慢，一直到16世纪，笨重的圆盘轮才为轻巧的辐条轮所淘汰。
病创治疗技术
人类早就对自身的疾病现象进行了探索，并不断寻找治疗疾病和各种创伤的方法。古代埃及人已经认识到了心脏和血液循环的关系，详细描述了许多疾病症状，并在制作木乃伊的过程中，增长了解剖知识，促进了外科手术的发展。罗马医学家盖仑用动物做实验，考察心脏功能，发展了解剖学，他已经认识到人体有消化、呼吸和神经等系统，并试图解释这些系统的功能。古代中国的医学理论自成体系，形成了阴阳、脏腑、经络学说，提出了辨证论治的理论。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公元前401年—公元前310年）采用望、闻、问、切“四诊法”诊断疾病。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左右的《内经》记载了311种疾病和许多解剖学知识，东汉的张仲景（约公元150年—219年）在《伤寒杂病论》中把诊断辨病原则与治疗各种病症的方剂和药物结合起来，提出了理（辨证理论）、法（治疗原则）、方（处方）、药（用药）的辨证施治原则，使医学理论与医疗实践结合起来，为临床医学打下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与医学相联系的药学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成书于汉朝的《神农本草经》记载了365种药物。公元659年编成的《新修本草》收药844种。隋末唐初的孙思邈（公元581年—682年）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汇中医药方之大成。中医中的外科学当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东汉和三国时期的华佗（约公元141年—208年）是世界上最早用麻醉药做外科大手术的人，据史书记载，他可以做胃肠缝合一类的腹腔外科手术，术后在伤口上敷上药膏，过45天能够愈合，1个月左右就可以康复。明朝李时珍（公元1518年—1593年）著《本草纲目》，收药1892种、药方11096个，汇集了丰富的中医治病经验，极大地提高了中医药学水平。
古代前期的医疗水平总的来说比较低下，但在军事活动中，医疗保障是必须重视和加以解决的问题，因为军队在运动中必然会遇到卫生防疫问题，军队在战斗中，必然有伤亡问题。在古代印度的军队中已经有了专门的随军医疗队。医疗队中不仅有能够进行手术的外科医生，而且有看护伤兵的女护士。医生携带外科手术器械（解剖刀等）、其它医药设备、药品、油、绷带或纱布等。护士安排伤员的食物和饮水。古罗马共和时代已经有了军队医疗机构，高级官员还有私人医生。据记载，伤员擦洗伤口用葡萄酒。不仅罗马使用这种办法，伽太基的名将汉尼拔也用葡萄酒擦洗过牲畜的疮痂。
随着战争规模的日益扩大、兵器种类的日益增多和杀伤力日益增大，战争中伤病员日益大量涌现。在长期医疗实践经验和艰难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金创”医疗技术有了一定的发展。所谓“金创”就是金属武器所致的伤，诸如刀伤、枪伤、剑伤和箭伤等。中国明朝时期，金创救治进一步专门化，出现了治疗战伤的专家和不同的学派。其时，医生们能切开肌肉取出箭头，能使刀伤、箭伤昏厥的人立即苏醒。名医杨清叟已能用绳带对战伤止血。此法比以药止血进了一步。西方中世纪晚期，法国人巴雷对创伤外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西方治疗枪伤的惟一办法是用烧红的烙铁或灼热的沸油直接对伤口烧灼，巴雷作为随军理发师也负责治疗战伤。公元1536年，巴雷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试用新疗法，他把煮熟的鸡蛋黄、玫瑰油和松节油充分调和，制成淡黄色的油膏，轻抹在清洗的枪伤创口上，后用干净的软布包扎，此法获得彻底成功。巴雷后来还发明了结扎止血法。日本战国时代的外科医学中出现了“金创”医派，其医疗法简言之就是服用止血药，洗涤伤口，必要时缝合，涂上药膏，骨折接骨，肠脱送回腹内等。总的来看，古代虽然有了军队医疗保障，但医学理论不够系统，技术水平比较低下，机构的设置尚没有制度化，医护人员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军用牲畜的使用与驯养
1.军用牲畜的使用
古代军事活动中，可利用的牲畜是多种类的，牲畜在军事活动中的用途也是多方面的。从可利用的牲畜种类来看，作用最广泛的是马。东方的一些游牧民族在军事活动中，首先使用了马，然后在亚非诸国中，马的使用逐步普及起来。古代希腊、罗马使用马的时间比较晚，使用的范围也比较有限。到中世纪以后，对马的使用比较普遍起来。除了马之外，使用得比较广泛的是牛、驴、骡等。牛的使用历史比较早，最早的座车和战车是由牛牵引的。驴和骡的使用也比较普遍，一直到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军队中还有驴子驮队。古代印度和波斯帝国在军事活动中还使用过大象和骆驼。各种牲畜的军事用途十分广泛，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使用。
（1）直接运用于战斗。古代早期，战车的使用十分普遍，而战车主要首先是用牛，然后是用马来牵引的。利用畜力牵引在力量的大小、时间的久暂和速度的快慢上，都优越于利用人力牵引。在骑兵队伍中，牲畜主要被用来作为战斗座骑，古代利用牲畜作为战斗座骑的优越性很大，牲畜本身具有很大的冲击力和践踏力，有些牲畜的奔跑速度相当快，可以起到突击的效果。此外，士兵骑于牲畜之上，居高临下，便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作为座骑的主要是马，也有大象和骆驼。当马鞍、马镫和马掌被逐步使用后，骑兵的优越性更加显露出来。此外，牲畜还被直接运用于战场厮杀。在一定条件下，战斗一方直接使用动物群向敌方冲击。
（2）作为运输的驮力。古代的陆路运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畜力。在方式上或者是直接用牲畜驮运，或者配以车辆拉运。虽然拉运的载重量大，但由于战斗时的地形是极其复杂的，因而驮运是不能被完全取代的。在拉运方式上，除了车辆的改进外（例如车轮、车厢、车辕等），牵引方式的改进也相当重要，古代人能够使数头牲畜并驾齐驱（中国古代的所谓“骖”和“驷”等）。15世纪以后的欧洲，曾将原来套在马脖子上的马具改套在马的前身，从而使马的拉力提高了3.6倍。
（3）作为通信工具。古代的通信方式相当简易。在当时条件下，提高通信速度的有效方式是利用马匹作为座骑进行通信。在亚述驿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波斯驿道，每20千米设一驿站，就是利用驿骑来传递国王命令的。中国秦汉时期的驿道制度已经非常健全，也是利用驿骑来进行通信的。
2.军用牲畜的驯养
军用牲畜在战争中和军事中的重要作用，使得古代各国军队都十分重视牲畜的驯养。牲畜的驯养技术首先形成于民间，在此基础上才有了军用牲畜的驯养。早期的军用牲畜直接取之于民间，即使到了后期，牲畜还常常从民间征收，例如中国在后赵石虎称帝后，为侵东晋，一次征发数10万人，被征者需备牛2头。但从民间征收有时不能完全解决军事需要，这就必须要进行军用牲畜的驯养。军用牲畜的驯养（主要是马匹）主要解决数量和用途的问题。古代人们在军用牲畜的驯养方面比较早地建立了军用牧马场。这项工作开展得比较早的当属波斯帝国。据希罗多德记载，巴比伦有一个波斯养马场，在这里，一个统治者的马厩里除军马外，还有800匹种马，1.6万匹牝马，可见规模是巨大的。到了中世纪，军用牧马场已十分普遍。牧马场大多采用火烧法使牧草增生，每年5月以后，从牧场一面开始逐渐放火焚烧，到牧草遍生为止。在马匹的繁殖上，采取4岁以前单放不交配，至5岁开始征课新马驹，这无疑是促使马种良化的一个措施。在马匹的饲养上，已经在一个牧马场内将战马、驿马、驮马分群饲养，根据不同的种类给以不同的饲料标准和进行训练。杂交技术已经开始使用。已有专用药物治疗马病。中世纪阿拉伯的牧马场已经使用了给马驹断奶的方法。所有这些技术措施，对改良马类品种，培养不同种类的用马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