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革命党大首领，捐道员，到安庆专为排满而来，做官本是假的……我蓄志排满有十余年，今日始达目的，本拟再杀铁良、端方、良弼，为汉人复仇，乃竟于杀恩铭后，即被拿，实难满意……至于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恩；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你们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不要冤杀学生，是我逼迫他们去的，革命党本多，在安庆实我一人……谨供。”
鉴湖女侠秋瑾字？卿，别号竞雄，浙江会稽人，家居绍兴府城南门，幼年随父游宦四方，年十八嫁湘南人王廷钧，随夫至北京，生有子女。秋瑾豪迈有丈夫气，故与王廷钧不合而分居，东渡日本，入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会，献身革命。当时海外各种秘密会社数十种，秋瑾几乎全部参加。日本取缔留学生规则颁布，秋瑾反对最激烈，欲组敢死队回国革命。迨秋瑾回国后，在上海曾出大力倡设中国公学，又创办一张《女报》。萍乡革命军兴，秋瑾以浙事自任，乃还绍兴，寄居大通学堂。其后大通学堂因办事乏人，乃公举秋瑾为督办。接事之日当地满汉官吏全来道贺，绍兴知府贵福并赠秋瑾一联，用她的别号竞雄二字，联曰：“竞争世界，雄冠地球”。自此，秋瑾遂更积极策划革命，借会党之声气以鼓舞军学界，复以军学界之名义鼓动会党，而以大通学堂为中枢；同时分光复会职员为16级，各职员均以金指环为记；编洪门部下为八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八军记号。其势力所及，上达处州之缙云，亘金华全府，下及绍兴的嵊县。金华府之金华、兰溪、武义、永康、浦江五县为中心。拟先由金华起义，处州响应，等杭州城清兵出援金华，即以绍兴革命军渡江以袭杭城，杭州军学界在内呼应，若攻杭州不下，则返军绍兴入金华出江西以通安庆。计划既定，定期五月二十六日举义，后又改为六月初十日。不料到了五月下旬，武义党案、金华党案相继发作，同时徐锡麟又在安庆起义，浙江全省乃大索革命党，绍兴大通学堂遂陷四面楚歌中。秋瑾见上海报纸始知徐锡麟事败就义，坐泣于室，无以为计。同志们劝她早日举事，先杀贵福，占领绍兴，秋瑾则坚持要待到六月十日，学生同志见事危急，纷纷散去。六月初四日清兵来援绍兴，然后前往大通学堂，在内舍捕到秋瑾，由山阴县令李宗岳审讯，第二天殉义于绍兴轩亭口，死时才三十有一岁。临刑时绝笔书是：“秋风秋雨愁杀人”。
浙江巡抚衙门为秋瑾案印发告示：
“为晓谕事：照得此次绍兴女匪秋瑾，勾结会党，图谋起事，并欲先抢郡城绅富，扰乱治安。经本部院查知，派兵将秋瑾拿获，并起出悖逆证据及枪马匹多件，业将秋瑾正法云云。”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六日两江总督端方致浙江巡抚张曾’电：
“急：杭州张抚台鉴：辰密。歌电悉。匪首乃系女犯，党羽多至万人，闻之深为骇异。此事经公烛照几先，于该匪等未起事前派兵拿办，已将匪首秋瑾擒获伏法。办理神速，佩甚。案情过重，似须摘要电奏。祈裁酌。此后拿办情形，及所讯犯供，并望随时电告，为祷。”
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二十六日，革命军攻占了镇南关。
镇南关在广西西南部，是由广西到越南的重要关隘，孙中山先生曾亲自指挥这个战役。在部署这次战役前，先派黄明堂到越南太原府的左州去联络一位割据自雄的中国亡命好汉，这位好汉名叫疤梁。黄明堂得疤梁的掩护在太原府设立革命机关，吸收数百名同志，同时向疤梁借用武器械弹。初步准备妥当，孙中山先生乃派王和顺为都督，主持进攻镇南关事宜，一面电令黄明堂由左州拔队前往，俾与王和顺会师。怎知黄明堂如期而至，王和顺却不见下落，于是孙中山先生乃改派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冯祥为司令，李佑卿为副司令，何伍为支队长，纠集义勇乡团百余人，于十月二十六日夜绕镇南关之背而潜袭之。镇南关有三个炮台，革命军由断涧危崖以绳缒上第三炮台，呼啸而入，守兵以为从天而降，遂狼狈奔逃，革命兵衔尾追击，陆续攻克第二、第一炮台，据获十六生大炮4门、七生大炮1000门，步枪400余支，于是革命军旗帜遂飘扬镇南关上了。
孙中山先生偕黄兴、胡汉民、日人池亨吉、法国退役炮兵上尉某于第二天夜晚入驻镇南关要塞，大行犒赏。本拟集合防城之役退驻十万大山的部队会攻龙州，不料十万大山的部队因路远赶不及，结果只有黄明堂的百余志士，据守镇南关的三炮台，而广西清军由陆荣廷率领，不下七八百人向革命军作战。革命军有巨炮在手中，又有炮手法国炮兵上尉负责发炮，血战七昼夜，清军死伤数百人，革命军只死二人，陆荣廷见革命军声势甚壮，断定孙中山先生已由越南前来镇南关，乃以诈降方法刺探革命军虚实，亲函求降，函云：
“仆等虽为清朝官兵，然非出于得已。屈志事仇，私心怏怏。今次君等起事，可疑者，实力不足。惟君等背后有大豪杰孙逸仙策划一切，比日来受猛烈炮击，知孙统领亲临战地，务望将仆陆荣廷之名投于君等。肯收容之否耶？愿得确讯，俾决去就。明日冯祥方面有援兵五百，后日龙州方面有大兵二千，事急矣，愿君等自重。”
孙中山先生接受陆之纳降，行踪遂为清廷察悉，清廷乃与法国交涉，逼令离越，而孙中山先生这时发觉镇南关方面之革命军兵饷械弹俱告缺乏，广西清兵愿意起义反清的，亦无犒赏，因经乃遄赴越北河内筹款。就在孙中山先生离去镇南关后，龙济光率清兵3000来援陆荣廷，革命军寡不敌众，遂于十一月九日退入越北，孙中山先生亦被法方逼令出境，转赴新加坡。镇南关起义亦告失败了。
徐锡麟和秋瑾之后，还有熊成基的殉难。
熊成基字味根，扬州甘泉县人，少有大志，性侠烈，入安徽武备练军学堂，与柏文蔚等同学，其后加入皖省新军，任炮营队官。徐锡麟刺恩铭殉难后，熊不胜悲愤，欲为徐复仇。光绪三十四年（1908）秋，清廷拟调南洋各军于太湖举行秋操，派荫昌、端方为阅兵大臣。苏皖革命党人预谋狙击。安徽巡抚朱家宝为防范革命行动，令所有知识较新之将弁不许前赴操场，暗杀计划遂落空，于是熊乃计划向安徽省城突袭。因太湖秋操，皖垣空虚，拟以马炮两营先占省城，然后以一军塞集贤之隘，杜绝宁军归路；以一军渡江袭取石头城，因宁军均参加秋操，南京等于空城，而秋操之兵又无实弹，可以胁从。计划已定，恰逢西太后和光绪去世，乃定期十月二十六晚在炮营起事，并约队官薛哲等在安庆城内接应，熊成基制定作战密令13条。起事后熊会炮营、步营和马营人马千余人往攻安庆，皖抚朱家宝已闻讯赶返，以重利笼络城内外守军，革命军围攻一日夜不能得手，乃向集贤关退却，取道桐城直趋合肥。清提督姜桂题率马炮兵来追，熊率革命军且战且走，至合肥东乡时仅余三四十人，不得已只好解散。熊逃往同志常恒芳家，匿居月余，然后驰往日本。
熊在日本仍倾力从事革命，宣统元年（1909）冒险赴东北住哈尔滨旅馆中。这年十二月十八日，清廷海军大臣载洵由西伯利亚抵哈尔滨，在车站停一小时即乘车南下。传说载洵未下火车系闻熊成基已到哈埠，谋刺载洵，于是当时官吏乃悬重赏严密搜查。熊在哈埠只与吉林臧冠三之子往来，臧子利图重赏，遂出卖熊。十二月二十日晚，清巡捕在哈尔滨秦家岗下坎俄国饭店拿获剪短发穿洋装青年一人，果然就是熊成基，二十一日移送长春。熊在狱中朗朗而谈安庆起义失败经过，并叙及事败后潜往日本东京，易名张建勋，此次来满，只系和俄国商人谈生意，绝无谋刺载洵贝勒之意。在警局摄影，并自题：“熊成基被捕后之肖像”。二十三日午后押赴吉林，拿获臧冠三，臧卖友求利，结果自己亦不能免罪。熊就义前曾慨然叹惜说：“事成亦死，不成亦死，安庆之役完全是我一人所为，并无他人预闻其事，后来听说皖抚滥杀，心殊不安。”由长春启程出巡警局时，很多路人围观，熊从容笑语路人说：“诸君珍重，我死犹生，我愿以一腔热血灌溉自由之花，我乃为民倡义不遂而死的革命首领，今生休矣，愿后继有人。”长春各界闻熊遗语，均为之叹息。殉难之日，先于晨六点在监狱优待室内进餐，且有洋酒，熊谈笑自若，然后引颈受戮，从容就义。
同一时间有丁怀瑾、周云祥在河口起义。
云南河口之役是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此前六年云南已经爆发了一次轰轰烈烈的临安起义，那是由丁怀瑾（字石生，晚号石僧）借法人兴筑滇越铁路在个旧运动矿工周云祥和会党起事，攻占云南临安府个旧、建水、石屏、阿迷（今蒙自）等县，历时数月，以待各地志士响应，俾达成云南全省独立，不幸功败垂成。云南总督丁振铎大为震怒，严令缉捕丁怀瑾。丁被捕后为同志劫狱，祸及家族，其原籍宾川县财产悉被充公，丁怀瑾则隐姓改名，经滇缅边境人迹罕到之区转赴日本，参加同盟会。
镇南关退兵后，孙中山先生乃电召在日本的云南同志吕志伊、丁怀瑾赴越南河内，策划云南起义。孙中山先生以云南地处边陲，清廷鞭长莫及，倘能先攻下接壤越南的河口，然后进取蒙自，则全滇必为震动，如此便可以云南为革命根据地，进而推及四川、贵州、广西、广东。于是命胡汉民在越南河内主持一切，军事方面则委黄玉堂、关仁甫、张德卿负责。先派丁怀瑾潜入滇南各地联络临安八属前起义失败之同志，伪装为苦力预伏滇越铁路两侧，同时运动河口督办公署的巡防营为内应；黄玉堂则率领镇南关之役失败后退入越南之志士为进攻主力。其时清河口督办王玉藩尚有巡防四营，但王所辖的守备熊通及管带黄元贞经丁怀瑾策反，宣誓投效革命。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二十九日午夜2时举事，熊通杀王玉藩起义，河口遂被革命军占领，悬青天白日旗于炮台上，得步枪千余子弹7万多发。于是派关仁甫、张德卿率兵北上，会攻蒙自，克南溪、霸西、新街、蛮耗，长驱直入，势若破竹，军威之盛，震动中外。这时丁怀瑾奔走于云南南部中部，各县闻风响应，有遍地烽烟之势。清廷闻变急调川、桂、黔各省清兵驰援，由道员方宏纶、提督白金柱等率兵10余营迎剿。革命军这时尚无主帅，孙中山先生急调黄兴前往指挥。黄抵河口督师，见革命军粮食子弹两俱缺乏，拟筹10万元，半为粮食，半为弹药，可是孙中山先生在南洋筹款失败，黄兴乃由河口遄赴越南河内，欲访胡汉民商榷一切。迨黄由河内折返时，法警疑黄为日本人，当时法人在越南最忌日人，既对黄怀疑，乃将黄扣留，递解出境，并在滇越边境戒严，致胡汉民购到弹药亦无法输送。云南总督锡良遣兵三路进攻革命军，同志英勇对抗，死伤遍野，弹尽援绝，河口苦守一月余终告退出，慷慨死难的志士达700余人。黄明堂率600余志士退入越南，后由法方遣送出境，运至新加坡，英人又不准登陆，几经交涉才获上岸。丁怀瑾、吕志伊则奉孙中山先生电令，假道越南仍返日本。
正当革命事业风起云涌，革命志士奔走四方的时候，一部分革命党人认为暗杀工作可以沮丧清廷大吏的锐气，也可以选择重要的几个头目做目标，所谓擒贼擒王，比较各地起义所牺牲的生命为少。
于是在北京有一次轰动的谋刺案，时间是宣统二年（1910）。汪兆铭、黄树中、罗世勋在顺治门外大街江西会馆附近开设守真照相馆，计划暗杀工作，暗杀的对象是宣统父亲摄政王载沣。黄树中和罗世勋在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路号定制铁罐，装置炸药。二月二十一日晚，黄、罗二人在载沣上朝必经之路――地安门外银锭桥下埋置炸弹。怎知事机败露，二人同时被捕，同谋的汪兆铭也在东北园住宅被捕。这三位革命党人被捕后，清廷大为震动，而摄政王也吓得魂飞天外。当时的法部尚书廷杰主张用重典治罪，立即判处三人死列以儆效尤，但是民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反对，主张对革命党人应该采取怀柔政策，因此仅判汪兆铭和黄树中终身监禁，罗世勋有期徒刑10年。善耆且亲自探临，和汪兆铭有过恳谈。汪兆铭号精卫，一字季新，他的祖先是安徽婺源人，后来迁居浙江山阴县，父亲汪王叔到广东做官，才改入广东番禺县籍。光绪二十九年（1903）考取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即官费生），就读一年半毕业，以自费生升入专科。光绪三十一年（1905）汪23岁，这年秋天他曾跑到横滨想投奔梁启超，加入保皇党，不料没有碰头，乃回到东京和朱执信一同加入同盟会，成为《民报》的执笔人之一，又为同盟会的评议员。汪倜傥有才气，自高自大，在《民报》经常和章炳麟闹蹩扭，这位国学大师经不住汪的斗气，一怒之下跑到南洋仍抬着光复会招牌乱闯。
汪这次在北京坐监，使他声名大震海内外，革命志士莫不知道汪兆铭三字，由于他年轻，笔下又快又好，能谈善讲，使得清廷大使为之侧目。他在监中有一位丑女日日探监送饭，这位丑女便是后来南京伪政府时代权倾一时的汪夫人陈璧君。汪在狱中曾有诗，题名《被逮口占》，传诵一时，诗曰：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姹紫妫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殁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等在北京监狱中只住了一年多，武昌革命爆发，法部尚书绍昌建议释放汪，奏稿有：“其供词无狂悖之语，而热忱苦志时流露于公庭对簿之间，似此旧学新知实属不可多得，其才可用，其志可悲。倘蒙天恩释放，加之驱策，当更感激圣慈，濯磨自效。”宣统三年九月十六日（1911年11月6日）清廷下令释放汪、黄、罗三人，每人发给川资300两。黄树中后改名黄复生。
汪兆铭谋刺摄政王事败被捕后，是得肃亲王善耆在朝反对判处汪等死刑，这位肃亲王善耆应该说起来是当时清皇室中比较有头脑，能够迎合时代的一个人。宣统元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时，曾有一信给他：一，劝他敦促清廷让国，举族返东北，自立帝国；二，请他参加革命党。这封信是由云南老同志丁怀瑾起草的，全函过长，摘要抄录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