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即有大批军警在出事地点搜查刺客，当场捕获了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薛荣、李怀莲、许同华、傅思训、黄永清、萧声10人。但当时又由袁手下的著名大刽子手、劳务处总理陆建章亲自开庭审问，当天就有法国新闻记者保释了其中的7个人，只有张光培、黄之萌、杨禹昌三人因当场搜出武器被判处死刑，当天执行。
这些刺客并不都是同盟会会员。他们都不满意南方对袁的妥协政策，想用暗杀手段把这个不雨不晴的局势摆转过来。行刺的人分为三队，每人携带手枪一支、炸弹一枚，一队装作三义茶馆的的茶客，一队装作祥宜坊酒店的酒客，还有一队徘徊在东安市场附近担任接应。他们都不是熟练的枪手，虽然布置得很好，但因没有投中目标而失败了。
对于袁世凯来说，这次遭刺，可谓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从此，隆裕太后不但不怀疑袁是“革命军的奸细”，并且相信他是清政府的“股肱社稷之臣”，当天就派特使前往慰问，并于26日封为一等侯以示优异。也正是由于这一事件，使袁以前所捏造的用以恐吓清政府的“革命党人已经遍布于北京城”的谣言得到“证实”，引起清政府内部的大慌乱，使他们不得不在保全皇位与保全性命之中选择其一。
就从这天起，袁称病不入朝，派他的心腹民政部大臣赵秉钧做他的代理人。1月19日（农历十二月初一日），赵在参加御前会议时采取了摊牌的办法，提出了南北两政府同时取消、另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以及优待清皇室的问题。在座的年老王公都默默无语，少年亲贵则坚决反对，使得隆裕皇太后作不出最后的决定来。
赵秉钧突然站起身来大声地说：“今天开会，明天也开会，议来议去议不出个所以然来，内阁只得引咎辞职！”
他满面怒容地往外跑，署理外务部大臣胡惟德和署理邮传部大臣梁士诒也跟着走出来，吓得隆裕太后脸上变了颜色。
1月26日，袁又第二次使用他的法宝：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47人联名发出通电，吁请清帝即日退位，明定共和政体，以安皇室而定大局。25天之前，通电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的也正是这些将军，名单上仅仅缺少了一个冯国璋。
原来冯国璋在攻下汉阳后，清政府封他二等男爵，他曾经表示过“感激涕零，愿为朝廷效死”；他此时已经内调，不适宜于出面来唱这个“反调”了。
就在同一天，又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刺杀案，清贵族中的少壮派良弼被一个名叫彭家珍的志士刺死了。
良弼是清贵族中惟一有胆识的军事人材。禁卫军名义上由载涛统率，良弼以禁卫军第一协协统兼任军咨使，实际上是禁卫军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以前袁到北京来组织责任内阁时，其第一步骤就是要把清政府的这支武力夺过来，他才可以把清政府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他特意提出皇族应当亲自出征的建议，逼使胆小如鼠的涛贝勒辞去禁卫军军统，他就把他的心腹大将冯国璋从汉口前线调回来，接替了这个位置。
但是，禁卫军的实权仍然抓在良弼的手里，而良弼正是对袁世凯最怀疑、最反感的一个人物。如果冯国璋以袁的私党的面目出现，而不以清政府的忠实奴才的伪装姿态出现，就很难插进清皇族的圈子里充当袁的内奸。他和袁的密切关系是人所共知的。但自他得到二等男爵以来，就经常地表示“与袁的政见不同”，反对与“反叛朝廷的匪军”讲和，主张组织力量“大力挞伐”。
惯于卖弄小聪明的良弼，错误地认为冯是为个人打算因而与袁所走的路线不同，就竭力拉拢冯，借以分化袁的力量。
良弼始终认定袁是插在清政府心脏里的一支毒箭。
当袁内阁以辞职手段要挟清政府接受退位条件时，主张批准内阁辞职，另组皇族战时内阁，派铁良南下统率“讨伐军”的也正是良弼。袁从内线取得了这个情报。当然，袁在京内的力量大过良弼的力量，杀良弼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杀害一个皇族，将使他永远洗不清“活曹操”的恶名，而他是不肯这样做的。
刺死良弼的彭家珍，四川陆军武备学堂毕业，曾任奉天军事教官及中级军官。1911年同盟会北方支部成立时，彭入盟被推为军事部长。他听了良弼阻止清室退位的消息，内心十分气忿，愿以一死除此害群之马。1月26日，他守在光明殿胡同良弼住宅的附近，等到良弼下朝回来，他扔了一颗烈性炸弹，炸断了良弼的一条腿，延至次日不治而死。彭自己也被弹片炸伤，当场牺牲了。
在此以前，袁曾捏造“革命党人潜伏京师”的谣言，清贵族还将信将疑。在11天之内，接连发生袁自己被刺和良弼被炸身死的两大事件，他们就不能不相信袁的话是有根据的。并且由于袁本身也是刺客的对象，没有人怀疑良弼之死是出于袁的政治阴谋。
良弼之死，一般王公大臣都吓得胆战心惊，纷纷离开北京逃到天津、大连、青岛一带。在京的满族大员纷纷请袁派兵保护。袁正要利用保护之名把大批政治俘虏控制在他的手里。
天安门城内七次御前会议
在紫禁城后三宫的西面，有一栋叫养心殿的宫殿，它的后部是西六宫。
养心殿建于明朝，清雍正年间重修，因雍正帝的父亲康熙帝死于乾清宫（明、清皇帝的寝宫），雍正帝不愿再住父亲住了60多年的乾清宫，决定在养心殿为父守孝，期满后再没搬动，养心殿就成为他的寝宫和处理政务的地方。
以后，清朝各代皇帝一直沿用这栋宫殿。
养心殿正间设有宝座，上有藻井，是召见大臣，引见官员的地方，前、后殿相连，周围廊庑环抱，设计非常紧凑舒适，前殿办公、后殿就寝方便自如，且这里与办理军国要务的军机处相距很近。
外院矮小的房屋是太监侍班的地方，官员可以在此暂候召见。院内东西配殿是佛堂。养心殿前殿正间及东暖阁，在同治、光绪年间是皇太后垂帘听政之地。
在辛亥革命的冲击下，一直在拖延待机的隆裕太后，已无计可施，只好多次召开御前会议，商议宣统皇帝溥仪的退位问题。
御前会议在养心殿东暖阁里召开，据《清室禅记》载，隆裕太后为此事曾召开了数次御前会议。到退位时为止，共召开了7次。
宣统三年，即1911年11月1日，在全国反对帝制的革命浪潮冲击下，皇族内阁总理奕讠斤不得不宣布辞职，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
同年12月6日，摄政王载沣也不得不辞职。此时清室虽名义上还有隆裕太后支应，但实际已经被袁世凯所掌握。
此后，袁世凯便利用革命势力向清廷施加种种压力。以辞职、辞爵，索取皇族资财充军饷，发动中下级军官段祺瑞、曹锟等46人合词请清廷接受共和政体，胁迫清室退位。
据载涛认为，大太监张兰德受袁世凯贿赂，替袁在隆裕太后面前做了很多威胁利诱的工作，促使隆裕太后接受共和政体。这使走投无路的隆裕太后，只有往袁世凯的圈套里跳，因为这样还能得到优待。
第一次御前会议是在12月下旬。会议召开前，袁世凯派出的所谓北方代表曾传达过南方民军代表伍廷芳的要求，即：“人民志愿，以改建共和政体为目的”，否则罢议。
唐绍仪亦屡次电奏：谈判艰难，并请速开国会。
在这种情况下，隆裕太后遂召集王公大臣开御前会议。她认为，此等大事应该由临时国会公决。即当面询问诸王公大臣，均未提出异词。
于是命内阁一方面迅速拟出选举法，限定日期召开国会；一方面电告唐绍仪转达伍廷芳，先行罢兵停战。袁世凯在这个会上则表示自己“奉职无状，罪应万死”。隆裕反而安慰他说：“卿勿尔！国家大事既相付托，当勉为其难，即使挽回无术，吾决不咎卿也。将来皇帝成立，吾且以卿之忠尽、艰难困苦情形告之。”言罢与帝相抱而泣。诸王大臣亦涕不可抑。第一次御前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次御前会议1912年1月。国务大臣并未参加，会上贝子溥伦首先发言。
他说：“我族再立中夏，固已绝望，即国民会议果开，于我亦绝无利益。袁世凯虽力欲保存君主，而势孤党弱，譬之片石置激流，终必动摇，其何能济！目下和议虽未决裂，而南京已立政府，北伐之声日益加厉，民军四布，与待兵临城下，服从武力，何若自行逊让，爱蒂长留！况优待皇室，系民军商请，似不中变。孙文虽暂为总统，岂能支此危局。闻已约定，推袁世凯为总统，事若果成，岂但中国之幸，抑亦皇室之福。所虑者，袁世凯理学气太深，日来辞职之意，坚决非常，此则不可不虑。凡我宗支当说，其不可拘泥者也。”
虽然他对袁世凯的判断有所失误，但是对皇室的前途的分析、维持皇族利益，是颇有见地的。
随后，奕讠斤很赞成他的发言，但是，恭亲王溥伟、贝子衔奉恩镇国公载泽却坚决反对，这次会议争论了好久，都没有结果。
第三次御前会议也是在1月。这次宗室王公与国务大臣共同与会。以前已经表示过赞成共和的溥伦、奕讠斤，由于被坚持反对共和的军咨使、宗社党头目良弼和溥伟等人所恐吓，又改变立场，也反对共和。各大臣都默然相对。过了好长时间，民政大臣赵秉钧、署外务大臣地有惟德、署邮传大臣梁士贻等先后发言：“主持共和，本非初愿，但人心已去，恐君主难保耳！”
实际这次会议又有退步。再加袁世凯11月28日途中遇炸弹未伤，宗社党又恫以危词，袁世凯自己也有些害怕，事情仍是僵局。而革命军方面却不能等待，故隆裕太后不得不再召集御前会议。
此后，隆裕太后又召集亲贵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奕讠斤托病未参加，载沣行至地安门时，听说奕讠斤未到，自己也返回本府。这次会议上恭亲王溥伟显然是力谏太后“勿惑流言，勿堕奸计，止君主立宪尚可求生，若一旦逊位，则万事瓦解！臣等宁决死殉国，不服共和！”
说话时声色俱厉。
隆裕太后表示：“吾亦以逊位事大，尔等既不欲，吾敢擅专？”
言毕大哭。这时各亲贵又参劾起奕讠斤来，说他历年误国，诸多罪责，直至这次主张共和，全是错误！最后，载泽又奏劾袁世凯，说他“以军饷不足不能开战，后颁国内短期公债，勒捐亲贵大臣，合内帑黄金八万两，款近千万，仍不开战，是何居心？”
这次会议又是无结果而散。
在宗社党头目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以后，段祺瑞等清军将领46人又联名上书，请清室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共和政体。
46名将军联名要求共和，形势十分严重，这无疑成为一次内部出现的示威，几乎是一次兵谏。
在此情况下，不得不召开有各亲贵参加的第五次御前会议。
会上，连反对共和最激烈的人也没有发言，大家面面相觑。只有人提出段祺瑞的电文可能是假的。其实这是一种自我欺骗。由于奕讠斤和载沣都没有到，隆裕太后只说了一句“明日与渠二人（指奕讠斤和载沣）决之”，大家即散去。
隆裕太后在召集第六次王公们参加的御前会议上。
各位王爷们仍然是唯唯诺诺，没有一句肯定的话。
最后隆裕太后说：你们反复推求，始终迁延不定，这样疑惑会越来越多，“将来会演出同室操戈、涂炭生灵之惨剧！此后兹事由我一人承担耳！”
于是罢会，召袁内阁撰拟宣布共和诏旨。平素遇事无甚主见的隆裕太后，这时事情逼到这里，也只好破釜沉舟拍此一板了。
当然，这不排除主张逊位的王公及被袁世凯收买的张兰德事先对她的影响。
会后，优待皇室条件决定，于宣统三年12月25日，即公历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及溥仪发出了退位诏书。
这是一份特殊的诏书，诏书前没有以往皇帝诏书中“奉天承运皇帝”的程式，尾部却又增加了内阁诸大臣的签名。
在退位诏书发下之前，隆裕太后率皇帝还召集近支王公大臣及内阁总理大臣、国务大臣开了最后一次即第七次御前会议。
会上隆裕太后哽咽流涕，各王公大臣也都痛哭失声。
过了一段时间，太后向溥仪说：
“‘尔这所以得有今日者，皆袁大臣之力’。即敕皇帝降御座致谢袁大臣。袁大臣惶恐顿首辞谢，伏地泣，不能仰视。”
（摘自《天安门见证录》）
清帝退位
民国元年（1902年）2月12日，清隆裕太后率同清帝宣统退位，其退位诏书全文如下：
“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指，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又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优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这篇诏书据说是南通状元张謇的手笔，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笔是袁的左右所增加。诏书由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绍英、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务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农工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副署。
清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至宣统退位，共计297年；自顺治入主中国，至宣统退位，则为268年。宣统退位是在民国元年2月12日，就是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与退位诏书宣布的同一日，袁世凯发表了“真电”表示赞成共和，其原电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