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彼等有意外要求，请太后断不可行。太后曰：“我知道了。”又叩首奏曰：“革命党徒无非是些年少无知的人，本不足惧，臣最忧者，是乱臣借革命党势力，恫吓朝廷，又复甘言诈骗，以揖让为美德，以优待为欺饰，请太后明鉴。南方为党人占据，民不聊生，北方因为两宫照临，所以地方安静，此正明效大验。太后爱惜百姓，如杀贼安民，百姓自然享福；若是议和罢战，共和告成，不但亡国，此后中国之百姓便永不能平安。中国虽弱，究属中华大国，为各国观瞻所系。若中国政体改变，臣恐影响所及，从此兵连祸结，全球时有大战，非数十年所能定。是太后爱百姓，倒是害了百姓。”太后颔之。载泽奏曰：“今日臣所奏之言，请太后还后官，千万不可对御前太监说，因为事关重大，请太后格外谨慎。”谕：“那是自然，我当初侍奉太皇太后，是何等谨慎，你不信，可以问载涛。”善耆奏曰：“载泽所言甚是，太后从先圣孝，今日与彼时不同。”太后不语，遂皆退。按是日被召凡十四人，惟四人有言，余皆缄口，良可慨也。越二日，醇王叔谓伟曰：“你前奏对，语太激烈，太后很不喜欢。说时事何至如此。恭亲王、肃亲王、那彦图三个人，爱说冒失话，你告知他们，以后不准再如此。”伟曰：“太后深居九重，不悉时局，然既不准溥伟说话，则以后之会议，是否与闻？”醇王面现极忧色，良久曰：“你别着急。”余曰：“太后既有此旨，万无再违旨说话之理，然而目睹危险，天颜咫尺之地，何忍缄默？”醇王曰：“我处嫌疑之地，也不能说话。”余曰：“五叔与溥伟不同，既是五叔为难，只好以后会议时，溥伟不来可也。”醇王曰：“这两日来不知是怎样运动，老庆依然入朝，太后意思也颇活动，奈何奈何！”越三日，遂有段祺瑞等通敌请退政之电，人心大震。翌日，闻有御前会议，不使余知，无如之何。是日美国人李佳白来邸，讽余主张共和。以大义责之，惭而退。越日，袁世凯派赵秉钧、胡惟德、谭学衡来邸，告以总理大臣之苦心，民军之劲勇，我军摇动，种种危乱。余曰：“时事至此，余亦无法。但既忝列宗支，万无首倡废君退政之理，虽无政权，此时实难缄口。公等身为大臣，劝皇上降敌国尚不可，今乃劝皇上降乱民乎？”赵等愕然辞去。十二日午后，君主立宪会中有隆厚田者，惶遽来告曰：“顷得密信，赵秉钧等密请袁世凯将诸皇族尽驱入宫，以兵守禁城，俟共和告成再说，又有派遣军队，护卫各府，名曰保护，实监其出入之谋。袁不从。赵秉钧曰：醇王庸懦，固不足虑。恭王颇有才气，请先除之。袁大笑曰：他不过读几本书，何况庆、醇、洵、涛诸人，都不喜他。他未必肯与醇王出死力，且无兵权，何必忙作这无味事等语。此吾辈探得之确信也，殿下宜速筹良策。”语毕匆匆去。伟即时禀明堂上，奉慈谕：既是这样话，不必管他真假，惟有避之为妙，汝先行，余亦二三日内赴西山矣。
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
叶遐庵
辛亥年底清廷之宣布共和，其枢纽在袁项城，为众所周知之事实。袁氏后虽为国人所弃，但当时兵不血刃转移大局，其中亦煞费经画。溯由八月十九日（阴历）至十二月二十五，中阅四个月，其中遗闻逸事甚多，顾见诸记载者殊少，只尚秉和之《辛壬春秋》，叙述颇详，但系正史性质；兹篇所述，则不贤识小，类乎札记，聊供谈助而已。
武昌变起，瑞129逃，荫昌督师而不甚负责。当时清廷即分两派：一派主张严申军令，用亲贵督师，以张挞伐；一派主张起用袁世凯。争不能决，乃奏请隆裕太后决定。太后主起用袁，议乃定。其后一切均由此发轫也。
当袁氏入京以前，众情惶惑，主张纷歧，政府已不复能加以统御。民政部尚书某，因有杀城内汉人之语，复招旗籍巡警二千人，将陆续以代巡警之汉籍者。人心益恐，几酿巨变。众以赵秉钧手创北京警察，须其来以弭此祸，密言于徐世昌及庆王，召秉钧于彰德，令任民政大臣，并先日由徐备火车星夜专开北上。秉钧至，即日遣散旗警，人心始安。
宣布共和，实隆裕所独断。自项城入京后，隆裕即主以大权授之，一切由项城逐日入宫，面取进止。自项城遇险，遂不入朝，由赵秉钧、梁士诒二人代之。唐绍仪电陈情事，亦均由二人面奏。厥后磋议优待条件，字斟句酌，隆裕意旨甚多。犹记关于禁卫军事，唐电云：民军主张禁卫军归民国陆军部编制，赵、梁据以请旨，并述并非解散该军。隆裕云：既云归民国陆军部编制，则如何编制，将来系陆军部之自由，岂能担保不解散。赵、梁无以答，退朝后甚为焦灼。余云：明晨上奏，不妨主张加“额数俸饷仍其旧”八字，表示为一种保证；且可令士官兵卒，一律安心，谅民军亦无不允。二人次晨试以上奏，果承谕允，遂据以复民军，此条遂告成立。时禁卫军共四旅，均驻西郊，颇有不稳之谣；且此条不成立，其他无从议及，故隆裕之决断，颇关重要也。又宗室亲贵反对宣布共和者甚多，隆裕均严拒之，或婉止之。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单独请起（即请见也）者有多人，隆裕或见而告谕之，或竟不见。二十五日晨犹有数人拟面阻上谕之发布，隆裕告内阁全体云：“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遂将逊位诏书，盖印发出。逮各人入阻，已无及矣。足见隆裕之有决断，实非寻常，宜乎逝世时全国哀悼之盛也。
武昌变起，盛宣怀去职，杨士琦继之，命余以承政厅厅长兼任铁路总局长（即各路督办），余辞焉。李侍郎经芳笑曰，近日各地纷纷言光复，你亦可以光复。盖指盛曾撤余铁路总局之职也。杨未几同唐南下议和，旋且辞职。梁士诒继，以昕夕参与机务，从未到署，副大臣李经迈不就，阮忠枢亦不到部，丞参星散，余以承政厅长遂总理全部之事。夕则至内阁官舍（即马大人胡同外务部建备执行德太子者，后遂为外部衙门）助理一切。惟时项城北洋旧幕多不在旁，余以素无渊源之人，承乏其间，且从不识政界之若干把戏，惟欲弼成革命之局，故劳怨均所不辞。时民军中多宿好，始以余留滞北京，颇怪余不肯帮忙，嗣知在北多所运用，乃止余勿南，且以保全交通事业之责相属焉。
十二月初，南北意见已相接近，乃在京满蒙王公忽生异议，故优待条件内复加入关于王公封爵各条，但仍未熨贴。复经多人疏解，始克就范。时外蒙王公驻京颇视土尔扈特王帕勒塔之意见为从违，余乃介梅颉云向其说合焉。
北京其时有报纸数家，但无一与革命表同情者，余欲逐渐转移大众心理，乃于十月中办一《光华报》，初不表示意向，至十一月乃渐露头角，众皆侧目。然视南方各报，实温和多矣。其时宗社党有谋炸报馆杀馆员者，幸未实现。民元初，报即停版。
新春兵变之夕，余在马大人胡同内阁官舍，同数人方晚膳，忽闻枪声劈啪，起于所坐窗外，始以为新年爆竹，乃空中人声鼎沸，旋而红光烛天，知必有变，因同出天井，则卫兵秩序纷乱，出入杂沓，项城神色颇慌，屡由电话问西城情形。盖其时本有禁卫军欲入城为变之谣也。乃电话旋断，电灯亦灭，众益无措，项城乃与余等避入地窖。旋命将某处解来之饷，赏与卫队每人数千元。时探报迭至，已知是兵变抢劫，项城色定，言“他们如此胡闹，拿我的家伙来――等我去打他们！”扰攘许多，天已微明，即接汪精卫等人由六国饭店送来致唐少川一信，余知必重要，乃陈项城拆视，知欢迎团（即欢迎总统南下就职者）如蔡孑民、魏注东诸君，皆已逃至六国饭店，且衣履均不备，余尚多失踪，希望赶紧访寻云云。项城因命余速往晤汪，并为筹购物品，余因步往京汉铁路局，取得四千元，费许多事，觅得人力车，坐至东交民巷东口（因北口已严守不能入），为守口外兵所拒。幸身有官衔片，出示之，始放行，但仍拒车入。余身只有一十元钞票，即以与之。复与至六国饭店晤汪及同人，则状甚狼狈，余因出资付。待至将十二时，始陆续知各人下落，遂召开会议，决电南京，主项城改在北京就职焉。
逊位之诏，张金坡（锡銮）早令人拟一稿，同人嫌其冗长，交与余修正。余以为时尚早，密藏衣袋中（时重要文件不敢置家中，故多在衣袋。有一次夜间收到解款数十万汇单，亦置衣袋中，不敢告一人也）。至十二月二十前后，方拟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电知北京（此稿闻系张季直、赵竹君二公所拟），遂由某君修改定稿。此稿末句“岂不懿欤”四字，闻系某太史手笔，余甚佩之。盖舍此四字，无可收煞也。
逊位之将定也，深虑者恐届时有元后掷玺之事，因议不如先仿英内阁设掌玺大臣之制，以徐东海为太保，令司盖玺之职。徐之为太保实以此。其后逊位之诏，亦相沿由徐手盖御玺焉。
张先培等之炸袁也，第一弹毙其顶马，第二弹未中，第三弹毙其驾车之马，又一弹毙其从骑。其间恰未中袁之座位，亦异事也。余方经东长安街以往马大人胡同，亲见炸毙之人马。掷弹者旋即被捕。良弼被炸之夕，晚七时许，袁召之往，令往劝肃王不可坚持反对。良应命往肃府，归家遂被害。余时在马大人胡同，亲见良由客厅出门，次晨阅报始知其事。
清廷觉袁有异志，乃封侯以慰之，袁不受，其辞表乃吴廷燮所拟。
溥仪的回忆录（摘录）
我糊里糊涂地做了三年皇帝，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惟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这次召见之后，袁世凯就借口东华门遇险的事故，再不进宫了。
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满族统帅根本指挥不动抵抗民军的北洋各镇新军，摄政王再也没办法，只有接受奕？这一伙人的推荐，起用了袁世凯，待价而沽的袁世凯，有徐世昌这位身居内阁协办大臣的心腹之交供给情报，摸透了北京的行情，对于北京的起用推辞再三，一直到被授以内阁总理大臣和统制全部兵权的钦差大臣，军政大权全已在握的时候，他才在彰德“遥领圣旨”，下令北洋军向民军进攻。夺回了汉阳后，即按兵不动，动身进京，受隆裕太后和摄政王的召见。
这时候的袁世凯和从前的袁世凯不同了，不仅有了军政大权，还有了比这更为难得的东西，这就是洋人方面对他也发生了兴趣，而革命军方面也有了他的朋友。北洋军攻下汉阳之后，英国公使朱尔典得到本国政府的指示，告诉他：英国对袁“已经发生了极友好的感情”。袁到北京不久，英国驻武昌的总领事就奉朱尔典之命出面调停民军和清军的战事。袁世凯的革命党方面的朋友，主要的是谋刺摄政王不遂的汪精卫。汪精卫被捕之后，受到肃亲王善耆的很好的招待。我父亲在自己的年谱中说这是为了“以安反侧之心”，其实并非如此。我有亲戚后来告诉过我，当时有个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通过善耆那里的日本顾问关系告诉善耆，日本人是不同意杀掉汪精卫的。摄政王在几方面压力之下，没有敢对汪精卫下手。武昌事起，汪精卫得到释放，他立刻抓住机会和善耆之流的亲贵交朋友。袁世凯到北京，两人一拍即合。汪精卫也很快与袁公子克定变成了好朋友，从而变成了袁的谋士，同时也变成了袁世凯和民军方面某些人物中间的桥梁。民军方面的消息，经此源源地传到袁世凯这边，立宪派人物也逐渐对他表示好感。袁世凯有了很多新朋友，加上国内外和朝廷内外的那一伙旧朋友，就成了对各方面情况最清楚而且是个左右逢源的人物。袁世凯回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通过奕？在隆裕面前玩了个把戏，把摄政王挤掉，退归藩邸。接着，以接济军用为名挤出了隆裕的内帑，同时逼着亲贵们输财赡军。亲贵感到了切肤的疼痛，皇室的财力陷入了枯竭之境，至此，政、兵、财三权全到了袁世凯的手里。接着，袁授意驻俄公使陆徵祥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室，要求皇帝退位，同时以全体国务员名义密奏太后，说是除了实行共和，别无出路。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前面提到的与袁会面的那天，即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此明白了太后为什么后来还哭个不停。密奏中让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
隆裕太后完全给吓昏了，连忙召集御前会议，把宗室亲贵叫来拿主意。王公们听到了密奏的内容和袁世凯的危言，首先感到震动的倒不是法兰西的故事，而是袁世凯急转直下的变化。本来在民、清两军的议和谈判中，袁世凯一直反对实行共和，坚决主张君主立宪。他曾在致梁鼎芬的一封信中，表示了自己对清室的耿耿忠心，说“决不辜负孤儿寡妇（指我和太后）”，在他刚到北京不久，发布准许百姓自由剪辫的上谕的那天，在散朝外出路上，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笑着问道：“大哥，您对这个打算怎么办？”他还肃然回答：“大哥您放心，我还很爱惜它，总要设法保全它！”因此一些对袁世凯表示不信任的人很为高兴，说“袁宫保决不会当曹操！”民、清双方的谈判，达成了把国体问题交临时国会表决的原则协议，国会的会员、时间和地点问题，则因清方的坚持而未决。正争执中，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第二天，袁世凯忽然撤去唐绍仪代表的资格，改由他自己直接和民军代表用电报交涉。国体问题还未解决，忽然出现了袁内阁要求清帝退位的问题，自然使皇室大为震骇。
原来袁世凯这时有了洋人的支持，在民军方面的朋友也多到可以左右民军行动的程度。那些由原先的立宪党人变成的革命党人，已经明白袁世凯是他们的希望；这种希望后来又传染给某些天真的共和主义者。因此在民军方面做出了这个决议：只要袁赞成共和，共和很快就可以成功；只要袁肯干，可以请袁做第一任大总统。这正符合了袁的思想，何况引退的摄政王周围，还有一个始终敌对的势力，无论他打胜了革命党还是败给革命党，这个势力都不饶他。他决定接受这个条件，但对清室的处置，还费考虑。这时他忽然听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不免着起急来。他的心腹助手赵秉钧后来透露：“项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但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项城初以为南方易与，颇侧南方，及南方选举总统后，恍然南北终是两家，不愿南方势力增长，如国民大会成立，将终为其挟持，不能摆脱。乃决计专对清室着手，首先胁迫亲贵王公，进而胁迫清帝，又进而恫吓太后，并忖度其心理，诱饵之以优待条件，达到自行颁布退位，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这就是袁世凯突然变化的真象。
变化尽管是变化，如果想从善于流泪的袁世凯脸上，直接看到凶象，是办不到的。他最后和太后见了那次面，在东华门碰上了一个冒失的革命党人的炸弹，给了他一个借口，从此不再进宫，而由他的助手赵秉钧、胡惟德等人出面对付皇室。他自己不便于扮演的角色就由他们来扮演。
但是变化终归是变化。那些相信过袁世凯的人，又改变了看法。
“谁说袁世凯不是曹操？”
一直坚持这个说法的是恭王溥伟、肃王善耆和载泽等人，还有醇王周围的年轻的贝勒们。一位贵胄学堂的学生后来说，当时的民政大臣满人桂春曾宣称，为了回答外地对满人仇杀的行为，他已组织了满族警察和贵胄学堂的学生，对北京城的汉人实行报复。远在西安的总督蒙族人升允，这时带兵勤王，离了西安，袁世凯发了一封表示赞许的电报，同时命令他停在潼关不得前进。以良弼为首的一些贵族组织了宗社党，宗社党将采取恐怖行动的传说也出现了。总之，一部分满蒙王公大臣做出了要拼命的姿态。太后召集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会上充满了愤恨之声。奕？和溥伦由于表示赞成退位，遭了猛烈的抨击。第二天，奕？没有敢来，溥伦改变了口风，声明赞成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