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党成立后，使同盟会受到一定影响，同盟会中的负责人黄兴、宋教仁等始终抱有“政党政治”的幻想。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的第一届内阁因有同盟会的蔡元培、宋教仁参加，加之国务总理唐绍仪也刚刚被拉入同盟会，便被称为“同盟会内阁”。这就使他们更热心于扩大组织，争取席位，从而实现“责任内阁”，想在“拥袁”的前提下实现欧美的那一套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宋教仁所说：“为今之计，须亟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欲取内阁制，则舍建立政党内阁无他途，故吾人第一主张即在内阁制也”，就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于是，在“新旧合作”“朝野合作”的口号下，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民国公党、共和实进会等政团，在1912年8月25日组成国民党，推孙中山担任理事长，但实权操在代理事长宋教仁手中。这次改组遭到同盟会一些党员的反对，有许多人在听到改组消息后痛哭，并准备保留同盟会的名义。宋教仁等又甘愿丧失同盟会的革命色彩而抛弃原来的纲领，提出了国民党的五项政纲，即：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厉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维持国际和平。这个含糊不清的政纲把同盟会秘密时期的“平均地权”改为“采用民生政策”；取消了同盟会公开后的“男女平等”的主张，并把具有斗争意义的“力谋国际平等”改成不敢冒犯帝国主义的“维持国际和平”。改组了的国民党已和同时期的其他党派没有多大区别，而是以政治上的妥协作为自己的特色了。国民党为争取未来国会选举中的胜利而追求数量的增加，这样国民党在形式上增大了，山西、陕西、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各省，从政党关系看，都已是国民党的势力；在1912年12月到1913年2月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果居大多数席位，成了第一大党。然而，这种滥事扩充，必然造成了国民党内部分子的复杂，它包括有君主立宪派（如谭延？）、旧官僚（如唐绍仪）和原同盟会成员（宋教仁、黄兴）。孙中山则被视为脱离实际的理想派而处于失势地位。这种情形连《中国国民党史稿》的作者也不得不承认这是“龙鱼杂处，真伪不分”的“大弊”。袁世凯对这个与他为敌的政党十分注意，利用各手法瓦解其组织。在他的利诱和威胁下，国民党人孙毓筠、胡瑛等很快堕落为醉心利禄的政客，他们徒有革命党人的的虚名，而实际上成为国民党内的拥袁派，加之国民党的方针是一方面力求用向袁世凯妥协的办法来扩大自己的权力，一方面又想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对袁的权力给予某些限制，因而，国民党便成为一个拥护袁世凯而企图分享权力的政党，一个不反对袁世凯的在野党。
三、“民主党”。
这是一个由立宪派组成、被袁世凯用以与国民党抗衡的政党。其首脑梁启超这时已成为图谋权利的政客，为急于出山，便不计戊戌政变的旧怨，与袁世凯勾结，并幻想依附袁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曾致函袁献策道：“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如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访集团中有政治常识之人，而好为政治上之活动者礼罗之，以为己党而已”。在袁的支持下，经梁氏策动，以汤化龙为首的“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共和统一党”“共和俱进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和“宪政党”等于1912年11月组成“民主党”，由汤化龙担任理事长，骨干有林长民、孙洪伊等，而以梁启超为幕后首脑。民主党的政纲是，普及政治教育，拥护法赋自由，建设强固政府，综核行政改革，）调合社会利益。其目的是想把自己形成为在共和、国民两党之外的第三党来扩大势力，以猎取政治地位。
从当时各政党的纲领上看，国民党和共和党、民主党相差无几，所不同的主要是对袁世凯的态度：国民党主张分袁的权力而加一定的监督；共和党和民主党则赞成袁独裁。这些党在北京参议院中展开激烈的政争，干了许多卑鄙污浊的丑事。
从武昌起义到第一届国会开幕前，这些政党的离合，并没有什么原则根据，也没有什么政见根据，它们较高尚的“或臭味相投，或意气相孚”，而下焉者是“权势的结合”“金钱的结合”。这些政党都没有各自明显区别的政纲，其成员也多是“朝秦暮楚，宗旨靡定，权利是猎，臣妾可为”。很多人往往身跨数党。政党本身也毫无群众基础，只是一些政治投机集团。它们总的目的只是为了“聚徒党，广声气，恃党援，行倾轧排挤之惯技，以国家为孤注”而已。这些评论真可谓入木三分。
袁世凯的进攻革命
袁世凯从窃国的第一天起，就开始采取各种方式向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势力进攻。1912年6月间，袁世凯曾驱使黎元洪在汉口杀死了一些革命分子，其中有在武昌起义中立功的文学社社员祝制六、江光国、滕亚光等人。8月间，袁世凯与黎元洪又共谋陷害了在武昌起义中建立了功勋的革命党人张振武和方维等。他们先计诱张、方入京，然后给他们加上“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图谋不轨”的罪名，于8月15日逮捕了张、方二人。张、方被捕后，袁世凯一面装出一付“爱既不能，忍又不可”的面孔，一面又指使其特务组织――“军政执法处”判处张振武以“反对建设，破坏共和”，方维以“同恶共济”的罪名，在当天夜里杀害了张、方二人，造成民国成立后的第一大冤狱。这里要特别提到“军政执法处”，这是袁世凯屠杀革命者的杀人机关。原址在宣武门内头条胡同，设置于民元改造之初。陆建章主于前，雷震春继于后，在他们的屠刀下丧生的革命烈士和无辜百姓数以千计，其中多为宋案以后觉悟者，或对袁称帝不满者，逮捕手段多为诱捕、诬陷等办法。时人曾言及当时的残虐状况说：“袁氏之时，淫刑以逞，廉耻道丧”。“构党狱以残异己，布鹰犬以箝舆论，巧聚敛以尽奢侈，扩军队以防违抗”。“恶探横行，机阱密布，凡有功民国诸君子，往往以莫须有三字斩首西市，而其科刑之酷，冤狱之多，尤以京畿军政执法处为最著。”
袁世凯在杀害张、方二人的同时，又以另一副伪善的面孔去欢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入京会谈（同时被邀的还有黎元洪，黎因公开陷害张、方，正遭各方责难而不敢入京）。袁世凯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想用欢迎接待、吹嘘阿谀的办法来麻痹革命党人；另一方面也用以欺骗人民，表示自己与各方面的融洽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借此掩盖他自窃国以来所实行的专横独裁统治和杀戮革命党人的罪恶事实。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挈随员十余人到京，袁世凯以迎接总统的隆重礼仪相待，还使用了他自己所乘坐的金漆朱轮马车。25日，袁世凯宴请孙中山及其随员，并邀京内文武官员作陪，颇极一时之盛。席间，袁世凯致辞说：“今次前大总统孙中山君来京，予之寸衷，不胜欢喜。值此好机，听孙君伟大经纶，以补予施政之不足。孙君创立民国，功绩赫赫，垂名后世，予不肖承乏其后，窃虑难堪其任，今夕相会，益当为民国努力，勿背孙君初志。”孙中山被袁世凯的口蜜腹剑所麻痹，失去了应有的警惕，即表示“自想国家永久之生命，富强之由来，惟铁路是赖。既可发达产业，又可输入文化，一旦有变，并可济军务之急。大总统出身武官，关于练兵有专门智能，大总统若在位十年，五百万精兵，予信可训练成军。予虽不肖，若使经营全国铁路之任，假以十年之期，二十五万里铁路，定敷设完成。希诸君为国家发奋努力，与袁大总统共讲富强之道。”嗣后袁世凯派梁士诒每天赴孙处谈铁路事，并亲与孙中山会谈，谈话时总是“谆谆以人民国家为念”表面看孙、袁之间很投契，似乎以前的争议都已云消雾散。袁称孙“光明正大，绝无私意，所恨相见之晚”，孙评袁“雄才大略，当世无可与代之人”。9月2日，孙中山先后在北京报界欢迎会和铁道协会欢迎会上讲述了建设铁路的问题，认为“今日修筑铁路实为目前惟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并自愿承担经营全国铁路的责任，而尽让政权于袁氏，并表示“不追究张案”，还为袁世凯辩解杀害张、方是因被黎元洪所迫，甚至电促黄兴入京。9月9日，袁世凯更顺水推舟，特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的虚衔。11日，黄兴应孙中山电召，偕陈其美等八十余人到京。黄兴是一个幻想实行“政党政治”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他入京后便发表政见说：“予希望大总统组织政党内阁，政党内阁之弊害虽多，而其利足以偿之。是以列国争组政党内阁，予很悉大总统反对纯粹政党内阁，于大总统最近对国民党之主张证明之。予虽主张纯粹政党内阁，并非强大总统之反对者实现之。予对于大总统与国民党之间取调停态度，其办法即阁员之半数，请大总统竭力劝其入国民党。大总统若果实行劝导，岂啻于一人满足，即国民党全体亦所欣喜不置者也。”袁世凯对黄兴也是采取了对孙中山的一套办法，作为高宾款待，赞扬黄兴“光明磊落，一片血诚”，他们几乎每两天都要作一次长谈。黄兴认为，成立不久的中华民国正朝着自己的目标不断前进，无需对外国的不承认过分担忧。在内政方面，他认为最重要的有两件事：一件是他希望通过发展工业和采矿业、特别是采煤工业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第二件是他期望说服袁世凯赞成内阁制，特别是由议会多数党组织政府的原则。他认为，民国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为此，就得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作支柱。为了建立一个有力量的内阁政府，他希望袁世凯劝说他的部长们加入国民党；并表示愿运用自己的影响，在国民党与政府之间从事斡旋。因此，他到处拉人参加国民党，并错误地认为只要阁员都挂名党籍，则内阁就毫无疑问变成国民党内阁。他甚至劝袁世凯来作国民党领袖，但是遭到了讥讽和拒绝。即使这样，黄兴还依然积极奔走，最后终于使赵秉钧为首的内阁人员除海、陆二长外，全都加入了国民党。黄兴等主张的所谓“政党内阁”的“理想”虽然很轻易的得到了实现；但是，这种所谓政党内阁实际正如当时社会上所讽刺的那样，应当说是“内阁政党”！
孙中山、黄兴等在北京停留了一个月，与袁世凯先后会晤了13次，9月25日，临时大总统秘书厅通电公布大总统与国民党两领袖孙中山、黄兴经过会谈后拟定的八大政纲：
一、立国取统一制度；
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
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
四、门户开放，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
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
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
七、迅速整理财政；
八、竭力调合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这样，袁世凯就在全国人民面前被打扮成为“联合各政党魁杰，捐除人我之见，商榷救济之方”的颇有政治家风度的人物了。
孙中山返沪以后，对此行也颇感满意，袁世凯通过这样一次活动达到了麻痹革命党人的目的。这个结果在政治上的表现是：临时参议院停止了对政府的抨击，政局暂时得到稳定。10月15日，英国《旁观者》发表驻北京记者的通讯说：“此间情势已有惊人的进步，民众对国民政府深为满意，对临时大总统的反对声浪也沉寂下去了。”同一天的上海英文刊物《国民评论》周报报道说：“黄兴到北京后，继续致力于消除党派之间的猜忌和纷争，其结果无疑是加强了政府的力量。在孙文博士和黄兴将军到京以前，这些猜忌和纷争已危及民国的生存。”面对这种“安定”，国民党人盲目地认为将与袁世凯进入一个和平合作的宪政时期，于是便更加积极地推行“政党政治”的活动。
“政党政治”原是国民党在其成立宣言中就已标举出来的政见之一。它的积极主张者和活动家之一是宋教仁。清朝政府被推翻后，宋教仁便认为革命已告成功，他说：“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他把实现政党内阁作为他的政治抱负和革命的最终目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靠着吸收立宪党分子和旧官僚组成一个庞杂的政党――国民党来积极进行政党活动，他的具体主张是把正式总统让给代表旧势力的袁世凯，而内阁必操之于代表新势力的政党――国民党。
由于袁世凯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虚伪姿态，使资产阶级各派系对在中国实现议会民主政治更充满了幻想。民元春季，“国内人士纷纷组织政党，一时风起云涌，政团林立，总计大小将近二十团体”。为取得即将召开的国会的多数席位，各党派纷纷改组、合并，大为活跃，众、参两院的议员一时成为各党派的争夺对象。当时北京有东、西两车站，在国会选举前夕，为迎接到京议员，除内务部主管部门为议员到京设有招待所、并派员在站迎候外，各党派也都设有招待所，并派人持旗巾到站迎候。每见一议员下车，则招待人员蜂拥而上，彼拉此扯，各以能回到自己的招待所为胜利。因为某一议员的党籍即以其住入何党派招待所为定。而议员则又视利之所在，朝秦暮楚，颇有已住甲招待所，改日或一二月后复移位乙招待所者。各派之间的“民主政治”，一片乌烟瘴气！
靠着宋教仁的“造党”和奔走，国民党在国会选举的政争中，获得压倒“共和”“民主”“统一”各党的胜利，由其数字可见：在众议院，众议员596人，各党得票如下：国民党269席，共和党120席，统一党18席，民主党16席，跨党者149席，无所属的26席。
在参议院，参议员274人，各党得票如下：国民党123席，共和党55席，统一党6席，民主党8席，跨党者38席，无所属的44席。
在全部870个席位中，除去跨党者以外，国民党占492席，国民党党员占代表总数的45%强，也就是说国民党有绝对票数可以影响众、参两院。宋教仁满意于这种胜利，自己也俨然以未来的内阁总理自命。他立即周游湘、鄂、皖、宁、沪各地，到处发表政治性演说，批评时政，表明抱负，指责袁政府是一个无能的、不符民意的、退步的政府。宋氏的言论风彩，赢得了人心，“所至欢迎，大有倾倒一时之概。”他满怀信心地说：“国民党在全国的选举都已胜利，已占国会的绝大数，大局已定，政党责任内阁制一定可以成功。”并表示返京后即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
宋教仁的这种活动，毫无疑问地是不能见容于要集中权力于一身的袁世凯的。袁早已认定宋教仁是国民党的“灵魂”，是他倒行逆施的“最大障碍物”。当时，他自恃有兵力不怕国民党以暴力手段夺政权，而怕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使自己处于无权无勇位置上。因此，他对崭露头角的宋教仁所积极进行的合法斗争活动表示了极大的诧异和敌视，他说：“噫！宋教仁意欲组织政党内阁耶？抑何相逼之甚也。”至此，袁世凯深知宋教仁“非高官厚禄所能收买，乃暗萌杀意，密令心腹赵秉钧谋之”。
袁世凯为了抵制这种“逼人”的活动，也以政党政治还击政党政治。他支持在国会选举中失败的三个政党合并组成一个“进步党”，他认为三党合并，则其丛聚之势力，必能抵制国民党，以助袁氏。
这个进步党是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于1913年5月29日由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合并而成。它的成立包含着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据1912年11月1日梁启超致其女儿的信中说“项城月馈三千，已受之……党成后，项城许助我二十万，然我计非五十万不办，他日再与交涉也。”进步党成立后，梁启超即于九、十月间向袁献策说：“古之成大业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欲戡乱图治，惟当挟国会以号召开下，名正言顺，然后所向莫与敌也。”其交换条件就是“党费竭蹶……亦惟大总统速图之。”二者之关系，于此可见。进步党标举的政纲有三条：
一、“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
二、“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
三、“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和平实利”。
这类徒托空言的政纲，毫无实际价值，而袁世凯本意也只不过为揭大党之名以凑国会人数，固不问其主张若何。除进步党之外，袁世凯还不惜资金另组小党群以分化国民党势力，如利用国民党议员孙毓筠，景耀月组织“政友会”，拉走国民党议员近30人；以50万元利用唐绍仪、刘揆一组织“相友会”，拉走两院国民议员近20人；利用国民党华桥议员朱桂莘组织“集益社”，网罗粤籍国民党议员多人；利用国民党人郭人漳、夏同037组织号称第三党（即自别于国民党、进步党之外）的“超然社”，拉走了国民党议员20多人。
尽管如此，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势力仍是不容忽视的力量，如果国民党在国会中获胜，那么当时作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便自然成为责任内阁的阁揆，而宋教仁又难以收买。为了消除最大的威胁，袁世凯对宋教仁采取了卑鄙阴险的血腥手段。1913年3月20日晚10时，当宋教仁准备乘沪宁车去南京时，突然在上海车站遇刺，就近送入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后，当晚手术取出有毒的子弹，伤势非常严重，于22日上午身死，年仅33岁。这个资产阶级革命领袖至死也没有丢掉对袁世凯的幻想，他在致袁的遗电中还说：“望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犹生。”他哪里会想到指使行凶的就是他所企望“开诚心”的袁世凯呢！然而宋教仁确为中华大地实现民主共和贡献了宝贵的生命，诚如他自己所说：“脱不幸余被刺死，或足以促进吾党之奋斗而缩短项城之命运。”
宋案发生以后，袁一面散布谣言，说宋教仁之死系国民党内部争权的结果，以惑乱人心；一面又故作姿态，致电江苏督军程德全和民政长应德闳，要“穷究主犯，务得确情，按法严惩”。正当袁为如此轻易地去掉了一个政敌而自以为得计的时候，宋案凶手武士英（吴福铭）及谋杀犯应夔丞（应桂馨）被捕获，并从应的家中搜获了手枪、密电、函件等。宋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了。根据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后来制版公布的刺宋凶手铁证，完全可以证实：杀人的主使者是大总统袁世凯，同谋犯是国务院总理赵秉钧，担任联络的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布置行凶的是上海大流氓应夔丞，直接行凶的是失业军痞武士英。
袁世凯的刺杀宋教仁，是他对国民党政治的一次正面打击，也是对国民党的一次政治性示威。袁世凯在这个问题上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施展了肆无忌惮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