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在即位前期，所表现出来的干济果断之才，史家多有褒之，故即位之初，天下？？有小尧舜之称。加上他的文采和书法绘画特长，说有清一代，咸丰也是一个有才华的皇帝，恐怕并不为过。
如果从人品方面来考察，以封建道德的标准而论，哥哥奕讠宁则远胜于弟弟奕讠斤。
前文所引述的校猎南苑和道光召对二皇子的故事，如果确有其事的话，当在奕讠宁14岁左右（因其15岁时道光已建储，而其能带领从人狩猎，道光衰病之年其年龄更不能太小）。十四五岁的皇子已有主见，不可能事事靠师傅指点而行事的，与其说各自的师傅在背后运筹帷幄，不如说两个皇子天生的秉性和各自的处事方法截然不同，其中有师傅的教诲和影响罢了。1987年，奕讠斤的曾孙爱新觉罗？毓065先生和毓06先生曾讲到他们家相传的一条口碑故事：道光晚年，在奕讠宁和奕讠斤之间，究竟选定哪一个人为皇储，确实费了一番心思。为了考察他俩的品行，一天道光帝拿出两个盒子，一个木制的，一个金做的，让兄弟二人挑选。奕讠宁让弟弟奕讠斤先挑，奕讠斤则毫不谦让地立刻把金盒子抓在手里。从这件小事里，道光帝感到，四子奕讠宁仁义憨厚，六子奕讠斤固然有些聪明，人品却不如乃兄，于是便决意传位于奕讠宁。毓065先生还讲道，其父溥讠惠后来还见到过当时这个金盒子，联想到奕讠宁即位后，对道光皇帝、生母孝全皇后以及养母康慈皇太妃的一片赤子之情，道光帝赞称其“四子仁孝”，当是确实无疑，加之其生母孝全后是道光最宠爱的皇后（其死后十年，道光帝再未立后），道光帝决定传位给奕讠宁，并在临死前颤颤巍巍，亲自把御用冠服和朝珠为奕讠宁戴上，将江山社稷托付给他，其实势所必然，根本不存在什么取巧的问题。
咸丰即位以后，非常偏爱和重用他的六弟奕讠斤，许多祭礼大典，都遣恭亲王代行。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北伐军师行间道，直指燕京，在大搏斗的生死关头，咸丰帝更加倚任奕讠斤，咸丰三年九月，就在授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的第二天，添派恭亲王奕讠斤办理京畿巡防事宜，并命他署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
领侍卫内大臣设于清初，是由皇帝亲自统帅的上三旗中选其骁勇者为侍卫，以担任“随侍宿卫”的任务，例由勋戚大臣统领，名叫领侍卫内大臣，官阶为正一品。同年十月，咸丰先是恩准奕讠斤佩带“非特赏不能用”的金桃皮鞘白虹刀，然后又命他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军机处为清代“天下政务之总汇”，依照清制，亲王不能任军机大臣，“恐其恃宠而骄，同列仰其鼻息，渐开专擅之端，用意至为深远”。所以，自雍正朝设立军机处以来，亲王入军机处行走的，只有嘉庆时成亲王永王星曾一度入直，不久即因与定制不符而退出。此时，咸丰竟打破“祖制”，命奕讠斤在军机处行走，一方面是形势所迫，北伐的太平军逼进北京，一方面是希望兄弟二人棣华协力，重整大清江山，与奕讠斤同时进入军机处的还有内阁学士左侍朗穆荫、户部右侍郎瑞068、工部左侍郎杜翰等一批锐意进取的少壮派官僚。
风华正茂的奕讠斤以亲王身份，成为清王朝最高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这一年，他仅仅20岁。第二年，他又先后被咸丰授与宗人府右宗正、宗令，正黄旗满洲都统，阅兵大臣；并因剿灭北伐军有功，特赏皇帝阅兵时所系的黄丝编织带，交宗人府从优议叙，真可谓皇恩浩荡，少年得志。
但骤膺大任的恭亲王自觉先皇厚爱，才过其兄，又有生母康慈皇贵妃为后宫之崇，所以内心并没有把已做了皇帝的哥哥放在眼里。剿灭北伐太平军后，恃才傲物的奕讠斤更把持盈保泰、孝悌为本的封建哲学弃之脑后，这在御前承旨，举止言谈之中多有流露，结果引起咸丰帝的不快，兄弟二人间的嫌隙越来越大，最终在奕讠斤生母的封呈和丧仪上爆发出来。
咸丰对她的养母静皇贵妃是十分孝敬的，即位之初便尊封她为康慈皇贵太妃，并经常到她的寝宫――寿康宫去问候她，与她同桌进膳，敬她像敬自己的亲生母亲一般。如咸丰元年八月，咸丰帝到延寿堂侍康慈皇太妃膳并做诗四首，命人在慈宁宫花园的咸若馆、宝相楼、吉云楼和延寿堂等处礼佛，以祈祷太妃长寿，岁岁欢愉。其中一首云：
大宝亲承敢不钦，谆谆慈训警臣心，
身蒙抚育十年矣，何幸今朝恩倍深。
可是，康慈皇贵太妃自恃自己抚养咸丰有功，一心想得一个皇太后的封号。恭亲王奕讠斤也想通过自己母亲尊为当朝皇太后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然而，这正是乾纲独断的封建帝王最忌讳的事情。所以，咸丰尊敬是尊敬，但迟迟没有尊康慈皇太妃为皇太后，这一来是皇权不宜平添掣肘，二来祖制也从没有这样的先例。先帝死后，嗣皇帝尊封自己的生母为皇太后，这在咸丰以前是屡见不鲜的。而先帝的其他妃嫔，包括抚养嗣皇帝的皇贵妃在内，却从没有被尊为皇太后的。
咸丰帝与恭亲王兄弟失和一事，时人王？运《祺祥故事》中记述较详，其原委大略是这样的：
咸丰即位之日，册静皇贵妃为康慈皇贵太妃，而奕讠斤不满，频以宜尊号太后为言，但咸丰默然不应。会太妃有疾，王日省视，帝亦省视。一日太妃寝未觉，咸丰前去问安，宫女欲告，咸丰摇手令勿惊，妃见床前影，以为是恭王，即问曰：“汝何尚在此，我所有，尽与汝矣。他性情不易知，勿生嫌疑也。”帝知其误，即呼额娘，太妃觉焉。回首一视，仍向内卧不言，自此始有猜，而王不知也。又一日，上问安入，遇恭王自内而出。上问病如何？王跪泣言：“已笃，意待封号以瞑。”上但曰：“哦，哦。”奕讠斤至军机，遂传旨令册礼。所司以礼请，咸丰不肯却奏，依而上尊号，遂愠王，令出军机，入上书房，而减杀太后丧仪，皆称遗诏减损之。自此远王，同诸王矣。
由此记载可知，兄弟猜嫌不和，实起自康慈太妃偏爱亲生子奕讠斤，临死前欲得太后封号，奕讠斤跪泣代请，咸丰仓促之间，不置可否，只随口回应“哦，哦”两声。而恭亲王竟不待亲允，借机假传圣旨，命礼部具奏请礼，最终挟制咸丰允准。
另外《清宫词》注释中，对咸丰帝看望太妃所引起的误会是这样描述的：
康慈太妃病重，咸丰亲诣省视。太妃神智已昏，执咸丰手涕泣而语之曰：“当年阿玛实欲传位于尔，不意为四阿哥得之，吾今日特以告尔。”盖误以侍立者为恭亲王奕讠斤，不知是咸丰也。
根据《清文宗实录》来看，咸丰帝尊康慈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是在咸丰五年七月一日（1855年8月13日），并亲至寿康宫行礼。第二天又到寿康宫问皇太后安，说明尊上皇太后封号时，康慈太妃已染病在身，奕讠斤借母病迫使咸丰有此一举，当属史实。但皇太后圣躬不豫，是在七月七日，咸丰上、下午接连探视；七月九日，咸丰又到寿康宫问安，后疾大渐时，再到爱春华回侍；巳刻，康慈太后崩。据此可知，康慈皇太后封号并不是太妃病笃弥留之际所上，而咸丰减杀太后丧仪又有他自己的道理。
咸丰虽然尊敬康慈皇太妃如同自己的生母，但死前尊封皇太后却不是他的本意，所以在持服如制的同时，决定大行皇太后不升衤付太庙，谨升衤付奉先殿。咸丰认为：“朕蒙大行皇太后抚育深恩十有五载，是以崇上尊号，稍展孝思。但升衤付太庙，大典攸关，列圣相承，具有定制。故不敢以一己之感恩，致违大行皇太后谦冲之盛德，将来奉安山陵，礼成后恭奉神牌黄舆还京，敬谨升衤付奉先殿，以伸永慕。”而慕陵妃园寝，已为皇考钦定位次，康慈皇太后作为皇贵妃也在其中，“自应恪守成礼，藉安慈驭。将来大行皇太后奉安，即以慕陵妃园寝作为山陵，惟宝城之后，必须筑墙一道，以崇体制。”如此，宝城内葬康慈皇太后，宝城外葬其他妃嫔，园寝内的绿琉璃瓦顶，改为黄色琉璃瓦，陵前加盖神橱库，恭定为慕东陵。同时，咸丰还认为尊号为后而不系帝谥（此即不加宣宗成皇帝的“成”字，以区别于其他皇后），不衤付祖庙，不仅明代宪宗以后屡屡行之，而太祖高皇帝（即努尔哈赤）三后亦只有孝慈高皇后配衤付太庙，谥号称高，其他二后均“别殿奉祀，称号宜殊，此非惟前代之旧章，实本我朝之定制，朕何敢以尽孝之私，致逾定礼”。
做哥哥的皇帝有皇帝的道理，但做弟弟的恭亲王也有他的委曲。
当初先父15岁丧母，也是由孝和太后抚养。道光二十九年（1850）十二月，孝和皇太后死时，也遗诰皇考“持服二十七日而除”，而皇考以“心实所难安”为由，坚持穿孝百日，把老太后的丧仪办得十分隆重。况皇考以年近七旬（时年道光68岁）的高龄，仍坚持在停放太后梓宫的绮春园苫次居住，并决定奉安山陵时，亲送梓宫至昌陵，礼毕回銮。而你年轻力壮的咸丰却左一个祖制、遗命，右一个诸王大臣所请，处处减损太后丧仪，究竟居心何在？
悲痛气愤之中，年轻气盛的奕讠斤自然又忘掉了头上的“恭”字，所以难免不与咸丰发生龃龉。而乾纲独断的年代，同样年轻气盛的皇帝自然更不肯默然置之。七月二十一日，皇太后梓宫奉安绮春园迎晖殿后，咸丰帝愤然发布上谕：
恭亲王奕讠斤，于一切礼仪，多有疏略之处，著勿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宗人府宗令，正黄旗满洲都统，均著开卸，并勿庸管理丧仪事务，管理三库事务，仍在内庭行走，上书房读书，管理中正殿等处事务，俾自知敬慎，勿再蹈愆尤，以副朕成全之至意。
从此，咸丰与奕讠斤感情破裂，手足参商，为后来清廷最高统治集团的矛盾斗争埋下了隐患。
“守成至道惟法祖，图治良规在任贤。”（咸丰养心殿述志诗）咸丰与道光帝一样，也是一个敬天法祖，遵循旧制的守成皇帝。他在康慈皇太后的丧仪上虽有减损之处，但也有典籍可寻，并不失尊。而他对康慈太后的爱戴之情，可以说是自始至终的。有些书中讲，咸丰借丧仪大作文章，是发泄他对康慈太后在储位之争中偏袒和支持奕讠斤的积愤。其实，兄弟二人的储位之争并没有发展到像某些野史中所渲染的那样机关算尽，你死我活的程度。果真是那样，咸丰执政前期，绝不会破格重用奕讠斤，更不会在康慈病逝后，写下许多真挚感人的怀念诗篇。
其中，礼简太后丧仪的苦衷，他是这样抒怀的：
自今无复问安事，长此空余雪涕涟，
尽礼尽哀因示度，那堪更忆我生前。
原庙非宗庙，义宜亦礼宜，
执中守成宪，妥侑慰深思。
长此羹墙慕，永怀考妣慈，
纪恩兼示度，敢谓一人私。
而在康慈太后病逝周年的纪念中，咸丰更把对养母的怀念，融会在对他亲生父母的真挚情感中：
七月九日感述
去年丹禁攀号恸，今日生香已一年，
往事久曾悲怙恃，新愁又是幻云烟。
怆逢浃岁亲颜睽，缅忆双庚我虑煎，
积雨初消西望远，当头秋月尚知圆。
倾斜的金字塔
19世纪中叶，势不可挡的太平天国大起义，如疾风暴雨摇撼着腐朽的晚清王朝。
为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咸丰皇帝在兵饷两难的情况下，不得不变以求通，而在这变以求通的过程中，与封建中央集权背道而驰的自繁殖现象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咸丰三年秋天，根据咸丰就地筹饷的旨意，首先在扬州江北大营产生了厘金制订。这是一种变相捐输，抽取日用必需品的百分之一税款，亦称“厘捐”，后来逐步推行到全国各省。从它产生之日起，便独立于国家的财政系统之外，由统兵大臣和各地督抚自行掌握，设局委员，总理其事。此项收入，各省逐年增加，不仅取代而且远远超过了咸丰即位以前的常关关税，成为当时督抚权重的重要经济基础。
除了厘金以外，原来由中央吏、户两部掌管的捐纳、捐输等权限也开始下放给地方。同时各省用兵需饷，又纷纷截留应该调拨中央的款项，使原来的解协款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地方政府只要解足一定份额的“京饷”外，其余款项可自行收支挪用。
这样，随着地方收支范围的不断扩大，地方财政与税收机构亦日趋完备，最后逐渐形成财政、税收、金融各自分开，纯属于督抚的地方财政系统。与此同时，清王朝的财政中心也开始由中央向地方转移，尽管这种自繁殖现象，在咸丰时期还处于混乱和不稳定的状态，但它却给整个中央集权系统，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为解决将领乏人，兵不堪用的问题，咸丰又拾起了祖父嘉庆皇帝以乡勇助官兵的办法，号召各省地方官举办团练。仅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短短一个月内，咸丰皇帝便先后任命四批团练大臣，总计达45人。
但这些团练大臣，碌碌无为者多，只有在籍侍郎湖南团练大臣曾国藩，干出了令世人瞩目的事情。曾国藩接到咸丰命他“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的谕旨后，其心志本不在乡勇团练，而是要另起炉灶，创建新军。于是他打着团练的旗号，改革军制，纠集一伙志同道合的湖南乡绅，很快建立起一支凶恶的武装力量，这就是后来镇压太平天国的元凶――湘军。湘军兵志采用的是明代戚继光的束伍之法，它与清代绿营的“兵皆世业，将皆调补”的制度恰好相反。其士兵的来源都是招自湖南的乡农，其招募制度，是兵必自招，将必亲选；各军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好像大树一样，大帅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上下一气贯通。其粮饷军需也不同于绿营由户部拨给，而是大帅自筹得来，故做大帅的有权支配各种饷项，其下弁兵亦只知有大帅而不知有皇上。这样，就把清朝绿营制度下的兵为国有变而成为兵为将有。湘军，实际上成为了曾国藩的私军。
这支游离于国家经制之师以外的湘军成立以后，咸丰帝对曾国藩一人统领重兵很不放心，不仅多方钳制，始终不把湘军放在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战场上，而且长期不授予曾国藩等人军政实权。
不料，湘军异军突起。咸丰四年八月（1854年10月），湘军一举攻破太平军固守的武昌重镇。被太平军打得焦头烂额的咸丰闻报后，大喜过望，一时竟忘了原来的猜忌之心，立刻任命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并眉飞色舞地对军机大臣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首席军机大臣祁051藻进言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一句话如当头棒喝，咸丰默然变色，被胜利冲昏的头脑，很快又清醒过来。所以，曾国藩假意辞谢的奏疏还没有到达北京，皇帝早已改变了主意，降旨令曾国藩毋庸署理湖北巡抚，仅赏给一个兵部侍郎衔。
咸丰为什么如此朝令夕改呢？
原来，早在清代前期即已形成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中，地方督抚的权力是很大的，举凡地方上的民政、兵政、财政、司法诸大权都统辖于他。为了防止其擅权，清廷特在督抚之下设立承宣布政使司主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另设提刑按察使司主管一省的刑名和按劾，两司都不是督抚的属官，各听命于吏部和户部，有专折奏事之权，督抚对于他们，不过居于督率的地位。这样，中央便收各行省大权而不为督抚所把持。同时，清廷为防止武将擅权，督抚以文人铨任，不用武人，盖以武人知兵，不能轻与事权，文人不习兵事，不妨假以重任。这样，平时收以文制武之效，有大事的时候，清廷也不责之于督抚，而是特简经略大臣等，代表皇帝专事征伐。
但倒海翻江的太平天国大起义打乱了清王朝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为度过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清廷被迫下放财权给督抚，允许他们就地筹款，自行支配。无形中地方督抚的权力已然扩大了，但一般的督抚大都不知兵事，“手中腹中无兵无将”，故还对朝廷构不成什么威胁。但曾国藩却不同，他虽是文官，但颇知带兵用将，手下又有不归兵部统辖的湘军，如果再让他位居督抚，有筹款用人之权，清廷该如何控制。所以军机大臣一席话，咸丰立时醒悟。从此严守祖训，再不肯把督抚大权交给手握重兵的曾国藩，使其六七年中一直处于客军虚悬的地位，不能大行其志。
咸丰的猜忌和防范，引起逐步壮大的曾国藩集团的极大反感，他们大发牢骚，直指朝廷。甚至微语曾国藩乘时以出，取清室天下而代之。
咸丰十年春，清政府苦心经营的江南大营再度崩溃，十余万太平军如决堤的大潮，奔腾汹涌地席卷苏常。咸丰闻讯，愤而咯血，而曾国藩一伙则额手称庆，以为是自己的出头之日。左宗棠掀髯笑曰：天下其有转机乎。有人细问其故，左言：江南大营将骄卒惰，万不足以讨“贼”，得此一洗荡之，后来者可以措手耳。胡林翼也表示：朝廷若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
江南大营溃败后，咸丰环顾天下，除了保卫京津以对抗英法联军的满蒙八旗外，实在无人可对付江南的太平军。但他还不想把督抚大权一下子交给曾国藩，江宁将军督办苏、浙、皖、赣四省军务的钦差大臣和春死后，咸丰先是命荆州将军都兴阿督办江苏江北军务，广西提督张玉良署理钦差大臣，江宁副都统魁玉署理江宁将军。但是势如破竹的太平军连战皆捷，江南大局危在旦夕，为挽回败局，巩固北路藩篱，万般无奈之中咸丰终于下令赏前任侍郎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但当时并没有给其典兵之权，直到英法联军北塘登陆，张玉良畏葸革职，太平军占领余杭之后，咸丰才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从此，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战场上，兵为将有的私人武装，逐渐取代了兵为国有的八旗、绿营。
曾国藩临危受命后，并没有按照咸丰的旨意办事。对咸丰催其“迅拨劲旅驰往救援”，“迅扫逆氛以慰朕望”的十余道严旨，全然不顾，百般辩解，始终不动一兵一卒。而且更让咸丰寒心的是，咸丰十年八月（1860年9月），他带领嫔妃宫监和亲信大臣逃往热河时，各地督、抚、将军纷纷带兵赴京“勤王”，而惟有曾国藩接到“勤王”谕旨后，迟迟按兵不动，并以种种理由拖延时间，以待军国之变。
在大兵压境，朝廷危在旦夕之际，曾国藩到底在忙什么呢？
他在全力经营自己的地盘。曾国藩得到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的权力后，一方面破格请将，放胆添兵，积极培植羽翼；一方面扩张江南和皖南淮扬饷地。待兵源、饷源落实之后，他便积极扩张防地：首先接统皖南张芾诸军，渐次裁汰；其次控制督办宁国军务的周天受，合并其军，派荆州将军都兴阿接办扬州防务（都氏向为配合湘军之马队）。然后是镇压太平军的三支主力，左宗棠入浙，取代杭州将军瑞昌；李鸿章援沪，接替江苏巡抚薛焕的防务；其弟曾国荃一军围攻金陵，成为全局的核心。同时围绕两江总督曾国藩，李鸿章任苏抚，沈葆桢任江抚，李续宜任皖抚，左宗棠任浙抚。把清廷原来对付太平军的几个战场，变成一个整体，大江南北的军政指挥权，完全落在了曾国藩的手中。这是咸丰始料不及的。
江督统辖三省（苏、皖、赣），财富甲于全国。在此得天独厚的经济基础上，湘军集团急剧扩张，到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直辖的湘军已达12万人；到同治二年（1863），湘军集团中已有3人任总督，权及东南七省，占全国八总督的三分之一强；有9人先后任七省巡抚，占当时十五巡抚的几乎一半；到同治五年（1866），湘军中位居提督以上的高级将领，多达70人，其余参游以下将弁亦成百上千。整个湘军集团的内部结构中，不仅有其领袖人物，掌握着一方民政、军政、财政和司法大权，而且有其独立的军事、财政和后勤系统，包括有储备人才的幕府，培养人才的学校，以及制造各种枪炮子弹的兵工厂。这样，从招兵募将到委官筹饷，从选拔和培养人才到举荐专阃疆吏，整个系统均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举足轻重的督抚割据势力形成了。史载，当时曾国藩权力之大，长江3000里，没有一船不张挂他的旗帜，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
咸丰最不愿意看到的地方分权势力终于形成了，清代高度中央集权的金字塔开始倾斜。
修约讹诈
英、法等国侵略者为了实现扩大侵华权益的目的，先是对清政府采取“修约”讹诈的方式。
1853-1856年间，清政府正忙于镇压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这时英、法等国侵略者的盘算是，趁清政府忙乱之机，运用外交手腕，要挟“修约”，从中获取新的侵略权益。同时，他们也看出清政府对外政策摇摆不定，在对外战争中表现得软弱无力，认为只要抓住清政府这些弱点，进行恫吓，“修约”讹诈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