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李泰国果然来了，可是信还没有起草，便由他口授，经桂良批准，发交缮写，随后桂良又说时间已晚，信未搞好，当晚不能递交，加上钦差全权大臣名章未带，而没盖章的信，额尔金是不会重视的。10日，李泰国再来，把修改过的信稿加以删削，交付缮写。但花沙纳出来说，此信还不能于当天发出。于是，李泰国马上咆哮起来，不许清朝政府谈判代表再事拖延了。他坚决表示除去肯定或者否定的答复外，他不愿意再带走别的回话给英国全权大使额尔金。他提高嗓音说：经过几天交涉之后，钦差大臣们现在又已经让他等了几个小时。钦差大臣们曾经明白答应过他3点钟拿信，可是到8点钟了，又想把他搪塞出去。钦差大臣们已经破坏了自己的诺言。他将把这一切报告给额尔金，并说他已经看清楚了，除非英国军队驻进北京城，钦差大臣们对英国要求的态度就不会改变，随后在李泰国的监视下，拟妥了一封信。由桂良、花沙纳、耆英于6月11日联署的信终于发出了。他们完全答应了英方的要求，只有两点修改：1.赔偿问题既仅涉及广州，应由那里的钦差大臣研究并处理。2.英国公使常驻北京，并不反对，缓去为好，可住在天津，在北京也有官邸，有事就去，来往视需要而定；中国将派一名高级官员，同他用通信或面谈的方式处理事务。桂良等人以为这恐怕才是最妥善的办法。可是英方仍不满意，当天就派李泰国、威妥玛去当面侮辱耆英，使他狼狈地离津返京，落个赐帛自尽的下场。
此后，在英国政府谈判代表的强大压力下，中英《天津条约》谈判速度加快，并且达成协议，在这个协议中，充分体现着英国人的意志。桂良、花沙纳等清朝政府谈判代表深恐责任重大，再向咸丰皇帝请示。咸丰皇帝不惜打仗，也要拒绝英、法两国全权大使的要求，特别是公使驻京这件事。因为这是当朝天子的一个心腹大患。在桂良等清朝政府谈判代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含糊其辞地说：“将大概条款暂为允诺。所有内地通商、游历各省两节，允于军务完竣后酌办；兵费一节，推交广东办理；进京一节，约俟缓期再议；他如不禁传教、会缉海盗、酌改文书、商量税则，俱已允其大概。”可是咸丰皇帝却从中发现了问题，认为“轻为许诺，但顾目前，必贻无穷后患”。他斥责桂良等人完全接受英国政府谈判代表的无理要求，指出：“若必事事皆准，何用大臣会议耶？”命令桂良等人与英国政府谈判代表进一步交涉，请已从中国得到好处的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出面，为中国向英国人讲理，以“杜其不情之请，速了此事”。可是，事与愿违。桂良等人在与英国政府谈判代表交涉的过程中，不仅没有使条款有所减少，相反英国提出的要求更多。桂良等人奏称：“从前所求之事，已属万分无理，迨奴才等接见后，该夷开来条款，又较从前加增。”英国政府谈判代表不仅要求公使驻京，而且还要开放天津及先在南京、镇江建立码头。
6月25日，英国政府谈判代表跑到桂良等人的住地，将预先拟好的56款条约摆到清朝政府谈判代表面前，逼迫桂良立即答应，态度骄横，以毫无商量的口吻表示这56款条约一个字也不能改动。桂良等人被吓破了胆，战战兢兢地乞求英国政府谈判代表宽容些时间，表示二三天内，自当定议。随后桂良等人立即上奏咸丰皇帝，极力表白他们在狂悖、粗暴的英国政府谈判代表面前，苦心孤诣十分为难。在桂良等人看来，答应英国政府谈判代表拟定的56款条约，会祸患无穷，而和英国决裂，则更会使祸患加深加重；英国人和法国人骄悍异常，极为猖獗，不可轻试其锋，倒不如暂藉和好之说，迅速了结的好。他们甚至非常愚蠢地向咸丰皇帝建议：现在清政府与英国、法国谈判订立的条约，万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是暂且退却各国兵船的权宜之计。将来皇帝如果想背盟弃好，只须将桂良、花沙纳等清朝政府谈判代表以办理中外交涉不善为由，予以治罪，就可以将所签订的条约作为废纸。真是既荒唐又可笑。
可是，英国政府谈判代表一点也不给桂良、花沙纳喘息的机会。26日他们逼迫清朝政府谈判代表，如果再拖延、回避，英国方面就认定中英条约谈判已经破裂，便调集军队前往北京，向清政府要求更多的权益。在威胁和逼迫下，清朝政府谈判代表彻底屈服了。桂良、花沙纳同意当晚6点钟在海光寺签约。
当晚，桂良、花沙纳等率领地方官及随从前往海光寺。谈判以来只露了一面的英国全权大使额尔金及其部下分乘30余顶轿子，在500多名各执刀枪、身着军服的官兵护卫下，鼓乐同来，将海光寺挤得满满的。神气十足的额尔金与满腹愁肠的桂良、花沙纳等代表各自政府在《天津条约》上共同用印画押，然后，举起了酒杯。额尔金一饮而尽，品尝到征服者的滋味，而桂良、花沙纳喝下的则不啻是一杯苦涩的酒。
的确，在外国侵略者炮舰的威逼下，昏庸无能的封建统治者和清朝政府谈判代表希望在失败之中得到苟且偷安，以投降、妥协来换取一朝平静，除了得到战胜者们粗暴凌辱，使中华民族的亿万儿女和锦绣河山被捆绑上耻辱的绳索外，还能得到什么呢？
在中英《天津条约》的谈判过程中，英国政府谈判代表们态度极其恶劣野蛮无理。英国全权大使额尔金在6月4日与清朝政府谈判代表桂良、花沙纳等人第一次会见时，就出言不逊，百般挑剔。此后便躲在幕后指挥，一直不露面，名义上是让自己的兄弟、使团秘书卜鲁斯办理交涉，实际上是让翻译人员威妥玛、李泰国具体向清政府提出各种条件和要求，采取各种手段逼迫清朝政府谈判代表桂良、花沙纳等人接受。在6月26日中英《天津条约》签订的时候，他又摆出征服者、战胜者的样子，骄横狂妄，不可一世。
在与清朝政府谈判代表桂良、花沙纳等人进行中英《天津条约》谈判的时候，流氓成性的李泰国使自己暴躁的性情完全找到了充分发挥与施展的场所、对手、时机。“既然作为一个强加战败国以种种条件的战胜国的代言人，他便任情逞性，满口作威作福的腔调，打算就凭着这种凶狠的腔调，而不凭借论辩的力量来打倒中国方面的抗衡。他在整个谈判中，从头到尾都使用这副腔调。”如果清朝政府谈判代表对于英国人提出的某项无理要求还不同意让步，双方代表发生争执，进行辩论时，李泰国便会立即跳将起来，大耍流氓手段，动辄开口恐吓。他以最粗野的语言和最蛮横无理的态度对待清朝政府谈判代表桂良、花沙纳等人，甚至以英国全权大使额尔金的名义，用重新恢复敌对行动和进攻北京相威胁。使得桂良、花沙纳等人在面对他的粗暴无礼、毫无理性的举动时，变得更加懦弱，无计可施。因此桂良、花沙纳等人“当额尔金的代表走近时，就陷入一种极端委曲的状态中。桂良已经完全沮丧，而花沙纳显然从烈酒中寻找安慰”。
本来，清朝政府谈判代表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想在李泰国的咆哮中屈服，可是苦于无处、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桂良、花沙纳等人遂行文俄国公使普提雅廷、美国公使列卫廉，请他们向英国全权大使额尔金转达中方对李泰国无礼所提出的抗议。非常狡猾的普提雅廷决不会为正捏在列强手心里的中国而去得罪不可一世的大不列颠使节，所以他没有替桂良等人直接向额尔金陈述此事，而只是私下顺便向法国全权大使葛罗提了提，想让葛罗去劝劝额尔金吩咐李泰国不要太放肆，别净采取一些与英国政府谈判代表崇高地位不相称的强暴态度，蛮横手段。美国公使列卫廉将清朝政府谈判代表的抗议正式照会英国全权大使额尔金。一向认为只有用粗暴的威胁才能就条约中的某些款项达成协议的额尔金对此并不理会，李泰国仍然我行我素，列卫廉讨了个没趣。而清朝政府谈判代表桂良、花沙纳等人遂不得不忍受着李泰国那极为可恶的疯狂。
当桂良、花沙纳等清朝政府谈判代表在中英条约谈判中遇到麻烦时，总还是试图设法寻求普提雅廷、列卫廉等人的支持，以便从中斡旋。而俄国和美国公使所以不会当面拒绝，并不是因为同情中国的命运，可怜清朝政府谈判代表所处的地位，而是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考虑。从本质上来说，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的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四国在强迫清政府接受蛮横无理的侵略要求，攫取更多在华权益方面有着完全一致的利益。但是究竟逼迫清政府接受哪些条件和要求，从老大帝国身上榨取多少油水？各国又有着不完全一致的考虑和打算。作为英国全权大使的额尔金却根本不和其他国家的使节一起来讨论对华政策的共同之点，偏偏要其他各国使节听候自己的吩咐，所以各国使节，特别是俄国和美国公使不仅是三心二意，而且也在背后搞些小动作，甚至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因此可以说，这四个人“倒有点像四个打惠斯特牌的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想打听其他几个人的秘密，用他手中打出去的牌来搞鬼把戏，另外假如能偷看一下他的伙伴或对手手中的牌的话，那么也是很乐意的”。
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与美国公使列卫廉常常是伙伴关系。在四个列强之中，俄国经济实力最弱，但是侵略中国的欲望很强，野心很大。尽管普提雅廷最早逼迫清朝政府谈判代表与他签订条约，可他还不放心，专门派人来观察英国人的动静，留意英国人在中国甚至亚洲其他地区的进展情况。普提雅廷担心一旦清政府屈服于英国的压力，完全满足英国的苛求，中国会像印度一样，落入英国的手里，那么俄国就不但无法巩固已经攫取到的在中国黑龙江地区的权利，而且失去进一步对华侵略扩张的可能。因而当打听到英国人要求可以乘坐自己的船只（军舰、商船）自由进入从发源地到海口的所有中国河流以及它的所有的支流后，普提雅廷就表现出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对美国公使列卫廉说，英国人的野心实在太大了，简直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新印度。列卫廉也顾虑英国人的举动会影响美国在华利益，所以同意与俄国公使配合行动。
当中英双方谈判代表在英国人提出的驻节北京和往内地普遍进行贸易这两点上争执不下时，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一方面利用自己对清朝政府谈判代表的影响，力图鼓动他们坚决不让步，以抵制英国的勒索，另一方面与美国全权大使列卫廉不断采取联合行动，甚至支持起法国公使葛罗来，坚持要求清朝政府谈判代表尽量满足法国全权大使的各项要求，以增强抵制英国在中国产生更大影响的力量。6月25日晚6点，普提雅廷和列卫廉受桂良、花沙纳等清朝政府谈判代表之托，来到葛罗的住所，向葛罗转告：桂良、花沙纳等人刚刚接到咸丰皇帝的谕旨，禁止把外交使节常驻北京和在中国内地直接经商的权利交给外国人，否则就要将桂良等人处以死刑。因此请求葛罗到额尔金那里去帮助斡旋一下，希望英国放弃这些要求。法国人在条约谈判中显然已经决定放弃了这两项要求，然而并不是不想得到，也曾寄希望于英国人坚持写进条约，援引最惠国待遇而同沾其惠。所以葛罗对普提雅廷和列卫廉说，他们交给自己的这项使命是非常微妙的，最好是大家共同前往，以便把所发生的事情都告诉给额尔金。但是，普提雅廷和列卫廉婉言推辞了。
于是，葛罗独自一人与额尔金见了面。他推心置腹地谈到此事，反复向额尔金强调指出，尽可能不要用过分的要求来损害自己不错的地位，因为清政府只有决心不履行已承担的义务时才会对这些要求让步。为了劝额尔金回心转意，葛罗还极力剖白自己说：“大人，请很好地理解我的处境。我完全可以把俄国、美国公使讲的心腹话不加理睬，反正法国条约已经被接受了，随时都可以和清朝政府谈判代表在一起签字。只要这个手续一办好，大家再来说，额尔金再也弄不到已经答应给他的让步了那又有什么用呢？难道我的地位到那时候不是已经很稳固了吗？难道我能对一个已经郑重承担的义务进行翻悔吗？难道我又能对一个我自己也认为是很好的已经签订的条约进行修改吗？何况这个条约又出乎意料地满足了我们政策的利益。然而我又说，这样做是不真诚的，我什么也不希望对您进行隐瞒，一直到最后的时刻，我都一定要用我们的影响和我们的力量来支持您！”
听着，听着，额尔金似乎也很激动，好像有些动摇，这使葛罗真的以为额尔金准备让步了。送走葛罗以后，额尔金就和他的兄弟及翻译们一起商量对策去了。其实，额尔金胁迫清朝政府谈判代表完全接受英国人提出要求的决心并没有动摇，他还是要继续坚持自己的强硬态度。在额尔金看来，公使驻扎北京和在中国内地直接经商的权利是此次挟武力威胁清政府签订的条约中最重要的收获。虽然其他列强在这两方面都没有能够坚持到最后，但英国决不会让步。他就是要使英国获得在东方，在中国比其他国家更优越的地位，得到别国没有能够得到的东西。
在条约签字的那天上午，中英双方举行最后一次谈判。额尔金派了卜鲁斯这个同样残忍、疯狂的家伙向清朝政府谈判代表桂良、花沙纳大施淫威。看到那种严厉的态度决不会有法国全权大使葛罗所有的那种感觉：英国人对公使驻扎北京和在中国内地直接经商的权利有所动摇和犹豫。卜鲁斯威胁桂良、花沙纳等人说，英国全权大使额尔金已经愤怒到无法形容的程度，而且就准备照英国人拟好的56款条约原样签字。如果清朝政府谈判代表拖延退避，额尔金就认为这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谈判会立即决裂，条约也不会在北京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签订。
同一天，法国舰队司令竭力邀请英国海军上将西蒙共同进餐。额尔金以为这是清朝政府谈判代表托法国人在背后搞小动作，于是派人恐吓桂良、花沙纳等人：英国全权大使额尔金对中国方面试图通过第三者来和他打交道，已经愤怒异常，简直是无法容忍。假如清朝政府谈判代表拖延或是食言，他就认为谈判到此为止，不能继续进行，便会调兵前往北京，向清政府提出更多的要求。桂良、花沙纳等人屈服了，当天晚上6点钟与英国全权大使额尔金在条约上签了字。
6月27日，中法《天津条约》正式签字。
条约虽然都已经签字了，可是，英、法侵略者并没有放松对清政府的军事压力。额尔金等人还在观望着咸丰皇帝对条约的态度。为了向清政府炫耀武力，英国和法国的战舰和运输舰，载着1200多名士兵向大沽口外运动。6月30日桂良、花沙纳等人收到咸丰皇帝的批复，在他们为所签订的四份条约而给皇帝的奏折上，咸丰皇帝只写了“依议”二字。当桂良、花沙纳将朱批通知给各国使节的时候，额尔金对此感到并不满意，不仅为它言辞过简和含义隐晦而恼火，甚至大发雷霆。7月2日，额尔金声明要把已经到达大沽口外的部队调来天津，继续实行武力威慑。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则满怀信心，毫不怀疑咸丰皇帝将会整个儿吞下这颗苦丸。
果不其然，7月3日，咸丰皇帝发布上谕，“各国条约，经桂良等面议定见，盖用关防，岂尚有不准之理？兹据桂良等奏称：各国欲以奉到朱批为信。所有该大臣等前奏俄、美两国条约，并本日所奏英、法二国条约，朕均批依议二字，发交桂良、花沙纳阅看。”他还要桂良、花沙纳等人“将此旨宣示各国，照此办理，从此长敦和好，永息兵端，共体朕怀柔远人之至意”。英国全权大使额尔金等人对此尚觉满意。于是，除美国公使列卫廉早已先期离津赴沪外，英国、法国、俄国等国使节在7月6日离开了天津。
各国使节和令人心烦的英法军队离开天津后，悬在咸丰皇帝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但是，中国在列强环伺的情况下，真的能永息兵端吗？这可不是咸丰皇帝个人的主观愿望就能决定得了的，更不是其怀柔远人的传统秘方所能奏效的。
第四节 天安门升起万国旗！清政府卖国签条约（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858年7月中旬，英国全权大使额尔金、法国全权大使葛罗与先期到达上海的美国公使列卫廉会合。因为在《天津条约》签订时，各国使节便与清政府约定在上海举行改订税则及通商章程会议，所以此刻除由于与海上贸易、税则关系不大的俄国公使普提雅廷独自返回本国以外，英、法、美三国使节在上海准备与清政府进一步协商办理改订税则及通商章程事宜，扩大在《天津条约》中已经攫取的侵略权益。法国、美国使节将这次谈判交给英国人具体负责，并且同意英国全权大使额尔金对草案新税则的意见。为了进行这次谈判，额尔金特意委派了威妥玛等人代表他本人出席，同时让因与清政府关系的特殊性质已不便正式参加谈判代表团的李泰国列席会议。其实，税则和章程都是李泰国一手炮制出来的。
在天津时，李泰国就曾点名道姓地要以江苏巡抚赵德辙、苏松太兵备道薛焕为这次谈判的中方代表。到上海后，他又和两江总督何桂清及薛焕等人串通一气，逼迫清政府正式颁布命令加以委派。李泰国选择这两位清朝政府官员作为自己的谈判对手，就是为了在替英国向中国敲诈勒索时更为便利。
何桂清等人以前曾经通过李泰国与英、法侵略者相勾结，寻求支持和帮助，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他们特别害怕违背洋人的意志，也担心因为改订税则和通商章程不能使洋人们满意而影响相互关系，于是便竭力为赵德辙、薛焕等人吹嘘，争取咸丰皇帝同意派遣赵、薛等人代表清政府前来上海参加谈判。而咸丰皇帝对于谈判代表的人选问题另有考虑。因为他心里有自己的打算，寄希望于在这次谈判中，实行一劳永逸的办法，以全免关税作为废除《天津条约》的交换条件。他认为外国人都是犬羊之性，好利贪财，丢给他们全免关税的大好处或许就能够把让他这个大清王朝皇帝丢面子的《天津条约》废除。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咸丰皇帝以曾经参与签订《天津条约》的桂良、花沙纳以及明善、段承实、何桂清等人为主要的全权大臣，令王有龄、薛焕等参与谈判，进行实际交涉。桂良等人知道任务艰巨，便在从北京到上海的途中，故意放慢行程，到处耽搁。
何桂清等人见咸丰皇帝主意已定，估计无论如何也不会改派别人，于是便积极行动起来。薛焕、吴煦奉何桂清之命先和李泰国、威妥玛拟好通商章程草案，等桂良等人到来，见生米煮成熟饭不愁不签字。10月3日，桂良、花沙纳、明善、段承实等人到达上海后，受到何桂清等人的迎候。身负皇上圣恩和艰巨使命的桂良与何桂清等人见面后，自知毫无回天之力，何况津门受羞辱、遭逼迫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哪还有勇气和胆量对洋人参与拟定的通商章程品头论足，给予否定。结果只有一个就是辜负咸丰皇帝的期望。何桂清反对执行咸丰皇帝以全免关税作为废约交换条件的谕旨，主要是惧怕谈判破裂，得罪洋人，影响相互关系和减少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军费数量。
于是，桂良、花沙纳、何桂清等联名上奏咸丰皇帝，一方面要求必须保持课税制度，以崇国体，收回利权，避免每年数百万两白银轻于一掷，另一方面表示即使完全免除出入口税课，也不可能废除《天津条约》。事实上，无论是对列强全免关税，每年失去巨额税收，还是按照《天津条约》规定的条款去执行，以求平安无事，都是饮鸩止渴的办法。可是咸丰皇帝一心想废除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和赔缴军费后始退还广州等项条款，坚持他的所谓内定办法。在这些条款中，咸丰皇帝感到特别苦恼的就是公使驻京这一项。他认为这是对自己尊严的侮辱，还会在臣民面前损害自己的威信，尤其是当此农民运动高涨的时候。向来只有贡使才许入京，而这种访问安排的用意是夸耀他的皇帝高于一切国家。这次与以往可不同。桂良等人深知咸丰皇帝最怕外国人动用武力，怕洋鬼子将战船开到天津，威胁他的统治地位，所以在奏折中便详述外国人如何情词傲慢，如何无礼已极，时时声言北窜，同时表示担心和忧虑，这群可恶的洋鬼子万一再到天津来，大局很难料想。他们的用意很明显，就是用外国人的蛮横无礼来劝说、逼迫咸丰皇帝收回所谓的内定办法，万万不可改动与各国使节签订的条约。
桂良等人领教过洋人的厉害，对李泰国更是怕上三分，令人最放心不下的是，如果在这次谈判中，一不小心惹翻了好事的洋鬼子，节外生枝，闹出事来，就会吃不了也得兜着走。因此，桂良等人只准备在谈判中与洋人会商改订税则及通商章程事宜，不敢明确提出咸丰皇帝要他们向洋人提出的要求。10月12日，在双方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清朝政府谈判代表用十分隐晦的语言，旁敲侧击的方式，试探性地提出修改公使驻京这一条款的问题，当即遭到拒绝。英国人态度强硬地表示：条约以外之事，均可商量，条约既定之款，万不能动。清朝政府谈判代表遂也不敢再吱声了。
由于通商章程草案是李泰国等洋人参与拟定的，根本就用不着清朝政府谈判代表费心、费口舌，发表太多的意见，在走过场式的讨论中，需要他们做的只是像个摆设一样坐在一旁，殷勤礼貌而又谨慎小心地招待好英国人。谈判在上海御史园举行。每次谈判以前，常由一个差人事先关照英国人。当英国人来到时，清朝政府谈判代表总是站在门口，不断地喊“请，请”，恭候着英国人先进入会场。在谈判过程中，隆重地以烟、茶及小食品等相款待。谈判完毕后，又以品种繁多的佳肴美味和美酒来招待英国人，并强颜欢笑以竞饮而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