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商人以不平等条约为后盾，对中国大规模进行鸦片贸易，使鸦片的输入量与日俱增。进口鸦片的数量，据每年交货的账目，1861年21648箱，1862年是30142箱，这说明在一年之内就增加了8494箱。鸦片贸易的合法化，极大地刺激了西方列强，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向中国倾销鸦片。在他们看来：鸦片虽不属于生活必需品，且不列入制成品名单之内，然而他们对鸦片这项进口贸易，确有予以注意的必要，因为它在各国对华贸易中具有重要价值，可以为他们从中国换回同等价格的土产品。同前一年交易相比，不仅1862年的鸦片贸易量增加，而且也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利润。鸦片的价格，1861年从每箱515两白银，涨到600两白银。而1862年，它的最低价格是每箱白银540两，年终时便高达630两白银一箱。这是多年来没见过的好价格！
而清朝政府的国库中也从这种肮脏的交易里收进了大量急需的税款。从1860年10月1日至1861年6月1日，短短的几个月，清朝政府就得到海关征得的30万两白银。四年之后，也就是从1864年7月1日到1865年6月30日，海关征起的鸦片税款已增加到170万两银子。而1864年鸦片进口量为52000担，至1867年增加到60948担，1874年为69844担，1879年为104900担，清朝政府从中获得的税款不断增加，而国家、民族的灾难也不断加深。
自从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鸦片在中国大肆泛滥，出现不可遏止的趋势。因为鸦片的销售值远远超过中国出口货物的总值，所以，中国人销往国外的丝、茶及其他土特产品，不仅换回来的全是毒害人们的鸦片，而且还远远不够，需要支付大量的白银，加剧了白银外流的恶性循环，也造成清朝政府的金融混乱和财政支绌。灾难最后还是落到广大劳动民众的身上，他们的实际负担随着银价的上涨而增加，更加贫穷困苦，尽管终年勤苦劳作，却度日艰难，生活水平不断下降。
鸦片有了公开、合法的身份之后，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无尽的后患。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地的租界当局推波助澜，规定不论中外商人，凡经营鸦片贸易者，在由租界当局征收捐税，并发给牌照后，都可以公开营业。汉口法租界巡捕房卫生所制订的办法更简单，只要花上10元或20元，最多50元买一张执照，便可以开烟馆。广州法租界当局不仅怂恿贩卖鸦片，还唆使一些惟利是图的小人领取经营烟馆的执照。因此，在广州租界内几乎到处可以看到烟馆。天津日租界内的毒窑同样比比皆是。租界当局为开设烟馆提供许多方便，手续也不繁杂，只要向居留民团交纳公益费，再向警察署的大小头目贿赂些钱物，即可开张营业。因而，在繁华的旭街（今和平路）上，除日本人经营鸦片贩卖、吸食的烟馆外，仅中国人开办的土庄、烟馆就有500多家。上海更是烟毒泛滥，有“上海烟馆甲于天下”之称，烟馆竟比米铺、茶肆还多。城里有烟馆1700多家，绝大多数都集中在租界。
各地烟馆的规格形式并不完全一致，有的陈设讲究，装饰豪华；有的仅为席棚草舍；有的高级宾馆饭店也备有各种烟具、鸦片，供瘾君子们享用。连书场、茶楼、游乐场所也都必备烟室、烟榻。不仅是大城市，就连一些乡村小镇，受鸦片流毒也很严重。上海附近的松江府：通衢列肆，嗜者日众；宝山县：开设烟馆，一镇辄十余处，多者竟至百余处；青浦县盘龙镇：虽小小村镇，必有烟室；嘉定县钱门塘镇：烟馆林立。可见在中国的一些地区鸦片泛滥已经到了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地步。一些军阀、土匪、地痞、流氓、恶棍、帮会头子也助纣为虐，经营鸦片贸易。而流毒所至，危害社会之深，简直就无法估量。
许多官僚买办、军阀政客将鸦片视为交际场上的应酬品，荒淫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一旦吸食上瘾便很难戒掉，万金之家，也会落个破产败家的下场。而贫穷劳动者或因无知，或因劳动量大，体力不支，寻找刺激，渐渐上瘾，也不能自拔。为了满足烟瘾，每天辛辛苦苦，拼死拼活挣来的工钱也常常被花去大半儿。有些黄包车夫、小贩，吸不起鸦片，就只好求助于用烧烟膏剩下的渣屑泡制成的笼头水。跑得汗流浃背的车夫，烟瘾一来，筋疲力尽，吃上几碗笼头水，臭汗立停，精神倍增。
被鸦片俘虏的人，几乎都是畏葸庸琐，形容枯槁，精华耗尽。成瘾之后，食必应时，否则就会哈欠连天，耸肩、流鼻涕，丑态百出。鸦片贸易合法化，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染上这种恶习，虽坑家败产，促寿绝嗣也要与鸦片相依为命。鸦片摧残人的身心，败坏社会风气，导致社会上犯罪行为的增加。那些吸食成瘾的烟徒，整天横陈烟榻，吞云吐雾，不事生产、经营，虽有万贯家产，也会花光当净。一旦钱财告罄，无法继续满足其永无止境的烟瘾时，有的沦为乞丐，有的自杀身亡，而有的便不惜铤而走险，进行偷盗、抢劫、欺骗、敲诈等犯罪活动。
烟雾缭绕之中，民脂民膏被榨尽。真可谓“杀人无血一烟枪，煎海干灯豆吐光。烁尽资财吸精髓，弱民贫国促华亡”。正如孙中山先生在《关于禁烟令》中明确指出的那样：“沉溺通于贵贱，流衍遍于全国。失业废时，耗财殒身，浸淫不止，种姓沦亡，其祸盖非敌国外患所可同语。”鸦片贸易合法化，是西方列强射向中国的又一支毒箭，不仅掠夺走无数的财富，榨取超额利润，而且还将祸患深深地插入中国人的体内，使中国社会受到极大伤害，使中华民族更加灾难深重。
掠卖华工，是一种最不人道、极为残酷的罪恶行径。西方侵略者通过掳掠华工贩卖到海外，牟取暴利，大发不义之财；而海外资本家、矿主、农场主们则争相使用华工这一廉价劳动力，敲骨吸髓，疯狂剥削。华工出国，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猪仔贩运、苦力贸易、赊单劳力、所谓合法化招工等。而不论是哪一种，都是对中国人民的非法掳掠。由于清朝政府严禁民人私自出洋，也不准许外国人将中国人掠卖到海外，所以从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侵略者在大肆掠卖华工的同时，还极力谋求使这种非法掠卖合法化。
西方侵略者从中国通商口岸直接掠卖华工，进行贩卖人类血肉贸易，最早是从厦门开始的。厦门曾是侵略者贩卖华工最频繁、最猖獗的地方，从19世纪40年代起，法国、英国、西班牙、秘鲁、澳大利亚等国掠卖华工的第一艘船先后由这里启航。1846年，英国投机商德滴在厦门率先开设德记洋行，亦称大德记卖人行，与另一家英商合记洋行共同掠卖厦门及附近地区的华工出国。他雇佣了几百名拐匪和打手，用付人头钱的办法收买华工，然后将华工囚禁在巴拉坑（即收容华工的牢房）中，并施酷刑强迫其承认自愿出洋做工，签订契约后，即以高价转手倒卖给各国投机商，押送上船。
因为英国、法国、美国、西班牙、秘鲁等国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疯狂进行贩卖华工的罪恶活动，所以在厦门、广州、汕头、澳门、香港、福州、宁波等地出现了许多巴拉坑。一些流氓、恶棍充当了拐子和掮客，使用最奸诈、最虚伪的诓言，以索债、诱赌、诱酒、诱食、下蒙汗药、讹诈勒索、介绍职业、合伙开店、打闷棍、强行绑架等手段，将无辜的平民百姓，甚至是亲朋乡邻投入巴拉坑。在由武装人员看守的巴拉坑中，又以哄骗、威逼、鞭笞、枪杀等卑鄙手段逼迫华工签约出国。这种违反人道的强盗行为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祸害，使中国人的人身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即使白天在通衢大路上，也没有人能走出家门而不被人用索债或其他捏造的借口挟持而去，成为拐匪手下的俘虏，并按每头值价若干卖给苦力贩子，装运出洋永无下落。”
为使这种非法掠卖合法化，西方侵略者也是绞尽脑汁，不择手段。1859年，英、法侵略者占领广州后，巴夏礼就分别向广州傀儡政权、广东巡抚柏贵和两广总督劳崇光施加压力，根本未经清朝政府同意，便在广州及广东各海口强行开始所谓的合法化招工。为此，设立了招工公所，双方派官监督，制定招工章程、契约。1860年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承认西方侵略者在华招工的权利，从广东一直扩大到全国各个通商口岸。这样，西方侵略者强迫清朝政府肯定了他们所进行的血腥贸易，从而使掠卖华工的活动更加有恃无恐，进行华工贩卖的场所在各地广泛出现。
所谓合法化招工，实质上仍是个骗局，掩盖不住掳掠的本质。1866年法国、古巴联合招工组织恢复给“人头钱”的办法后，收买拐匪为他们拐架华工，贩卖猪仔的祸害又猖獗起来，广州的大街上又发生持枪抢人的事件。
英属圭亚那当局曾派奥古丁来华办理招华工出洋事宜。他在汕头设立一个招工所，就在外国人居留地的对面，可直接受到英国炮舰、英国领事馆和在中国海关掌权的英国税务司的保护。在厦门，他还任用费滋吉朋为招工代理人。就这样，到1862年，奥古丁便完成了招工任务，共有2690名华工被运往英属圭亚那。1868年美国驻厦门领事李让礼，收买当地流氓、无赖，开设招工馆。十年后驻广州领事林干也步其后尘。1873年，仅葡萄牙、西班牙、秘鲁在澳门开设的各种招工场所就有300多家，靠掠卖华工出国为生的多达3万人。
在这些场所中，从事引进华工的外国投机商们几乎犯下了应受惩罚的奴隶贸易的全部罪恶。利用中国人的无知和贫困，他们以诱惑、欺骗的手段把人们掠走，而且还编造了一些中国人根本就不知内容的契约。他们把中国人从巴拉坑押运到驶往海外的船上。在漫长的航行中，华工时刻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外国投机商为了获得更高的利益，每条装载华工的船只往往都是超载航行。为防止华工中途逃跑，这些船的船舱都密不透风，对华工来说不啻是“浮动地狱”。在暗无天日的“浮动地狱”中，华工们忍受着饥饿、干渴和恶浊的空气的煎熬，极易染上疾病，而如果有人在船上生了病，就会被丢到海里，以防把疾病传染给别人。由于受到非人的待遇和野蛮迫害，华工在海上的死亡率极高。去古巴的平均为15.20%，去秘鲁的为30%，个别高达45%。在1860年至1863年短短四年里，每年去秘鲁的华工死亡率分别为29.59%、22.58%、41.55%、29.13%。为了金钱利润，外国投机商玩忽人命达到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1870年，载有650名华工的“唐璜号”海上失火，绝大多数华工因禁闭在底舱里，无法逃脱，结果只有50人得保残生。在海上航行过程中，华工大量死亡，“连非洲奴隶贸易最盛时的黑暗情况，也是无法与此相比的”。
华工在海外也受到最野蛮的待遇，最残忍的剥削和压榨。首先，买主们总要在华工中间走来走去，品头论足进行挑选，捏捏臂上的二头肌，掐掐肋部，并且把华工像陀螺似地转两圈，以便整个地端详他的体质。甚至当着每个人的面，买主对华工进行一种不但是对被检查者而且是对所有在场的人的尊严都是一种侮辱的下流的检查，然后挑选出中意的来。其次，华工的处境也很惨，甚至连奴隶都不如。对此，外国记者观察评论道：“契约华工劳役一听主人之便（指任意剥削），华工虽至劳死，亦非所顾，较之黑奴又下等矣。盖黑人乃永久之役，主人常恐其积劳致疾，有误其工，故待之较优。若华工则因期限有定，如不严加逼责，必致期满尚有余力。故在八年内，力求其食用少而出力多，倘能于一年内竟八年之功，则其身虽殁亦可弗恤。”
正因为如此，华工们不论寒暑，从不停歇地从早到晚地工作，从来没有任何休息日，而得到的衣食和薪水则少得可怜。在古巴，绝大多数华工都在糖寮做工，吃的是蕉子和蕃薯，而且很少让吃饱过。劳动强度却很大，时间也很长，平均在16小时以上，甚至达到20小时，每天要干到深夜。稍有懈怠，便会遭到管工的鞭笞。晚上睡觉时，华工们还被用特制的木器将脚锁住。这里像监狱一样，设有各种刑具，门禁森严，华工不得越雷池一步。他们根本没有人身自由，没有法律保障，一切基本人权都被剥夺净尽。华工因劳累过度致伤或患病请假，总被诬指为装病怠工，受到鞭笞，甚至毒打至死。他们受到的奴役是没有尽头的，直到死亡，离开人世。因而，在契约期华工死亡率高达75%，平均劳动寿命为5年。
在秘鲁，华工们衣衫褴褛，骨瘦如柴，显露出完全绝望的神色。监工们手执钢鞭，对行动缓慢和稍有不逊的华工大打出手，常常还动用铁制刑具加以惩罚。这里还流传着华工被活活烧死的故事。对于有反抗精神的华工，买主一般都是自己动刑处罚，不允许他们过监牢生活，因为他们的时间太宝贵了。在这里的华工死亡率很高，能够活八年的不足三分之一。在他们中间自杀是常事。
在美国，华工同样干着十分危险，非常繁重的工作，过着特别悲惨的生活，同时还受到从美国领事、政府官吏、资本家、警察到市上的流氓痞棍的欺侮。更有甚者，死神还威胁着他们。在煤矿做工的华工常因瓦斯爆炸而数十人、上百人的死亡。华工生命根本就得不到保障，所以死亡率居高不下，比同时期同地区当地居民的死亡率高七倍，比当地欧洲人高23！30倍。无数华工的血汗和生命，给美国西部人迹罕至的荒野带来了繁荣。在占全部领土将近一半的西部开发中，华工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1863年开始兴建的中央太平洋铁路，90%的工程是华工承担的。开始时，由白种工人施工，进展缓慢，到1865年，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铺设了不到50英里的路轨。华工成为劳动主力后，工程进展加快。跨越崇山峻岭，穿过沙漠沼泽，征服了霍恩角、塞拉山唐纳峰和内华达州大沙漠。而华工在创造这“19世纪建筑奇迹”的交通大动脉时，也付出高昂的代价。在气温达到历史最低点的情况下，他们仍坚持作业，因严寒气候冻死和雪崩、塌方而丧生的华工不计其数。在修建南太平洋铁路的过程中，仅铺筑洛杉矶到天马一段路轨，就有不下1万名华工丧生。此外，在采挖矿山，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等方面，华工也都付出血汗。
华工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催开美国西部繁荣之花，而身受其惠的美国却创立各式各样的税款、罚款名目，剥削、虐待华工，以排斥迫害华工作为回报。各地纷纷出现抢劫、屠杀华工的“沙地党”，华工被抢劫、袭击、谋害事件接二连三的发生。1876年春，华工被逐出城镇及华人居地，房屋被烧毁，人员被杀伤。1877年，6位华工遭攻击，5人被杀。1885年发生一起残害28名华人的臭名昭著的大屠杀，许多人受伤，数百人离开家园……1905年爆发的抵制美货运动，就是中国人对美国资产阶级侵略集团迫害华人的回击。
华工在海外屈辱、悲惨的境遇，是同中华民族近代悲剧分不开的，也完全是由于清朝政府不能给予它的人民以切实保护，反而以条约的形式承认西方侵略者贩卖人类血肉的野蛮行径造成的。成千上万的华工漂流海外，受到极不人道的虐待，血肉之躯饱受凌辱与残害。
中国的神圣领土也被列强侵占。广阔富饶的东方有亿万炎黄子孙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家园，蕴含着无数的宝藏。在列强的眼里，中国是一块令他们垂涎欲滴的肥肉，必欲分食而后快。欲壑难填的侵略者们逼迫清朝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以条约的形式肯定了他们对中国南疆、北疆的侵略行径。
英国在使香港成为自己的囊中物之后，便又开始觊觎九龙半岛。九龙半岛的尖沙嘴一带东北负山，西有急水门、鸡踏门，东有鲤鱼门、佛堂门，西南则有大屿巨岛。早在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者义律就看中尖沙嘴，并无耻地提出要求割让，遭到拒绝。但由于清朝政府官员愚昧昏庸，竟以为尖沙嘴和官涌的炮台孤悬海外，不足御侮，下令撤防。英国侵略者占领香港后见此处无人防守，便占领炮台，后将炮台拆毁。1847年，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西马糜各厘提出占领九龙半岛的主张，以为这样既可为香港提供安全保证和必要的供应，又能获得在台风季节惟一的避风港。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九龙的命运岌岌可危。英国侵略者向英国政府建议占领九龙，而对华战争正是实行占领的良机。“如果它在我们手里，对于英国船只是有利的；反之，如果另一个欧洲国家占有了它，不仅会危害我们的船只，还会危害香港市镇本身。”1858年，英国驻香港总督包令表示完全赞同英国侵占九龙的计划，认为“占据这块对中国人毫无用处的土地，对我们价值极大。这不仅是出于军事意图，而且是出于商业、保健和警务等方面的意图。”1859年，驻华公使卜鲁斯在香港多次与香港辅政司马撒尔密谋占领九龙半岛的问题，并在离港的那天，还要马撒尔为他拟出一个有关九龙半岛的备忘录，作为与清朝政府谈判的依据。
1860年初，英国侵略者近万人陆续来到香港，很快就在九龙半岛尖沙嘴登陆，武装占领九龙半岛，使之成为英国侵略者的军事基地。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以九龙有不法之徒和其他坏分子聚居为由，致函两广总督劳崇光要求租借九龙。劳崇光被迫同意将今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领土和昂船洲租让给英国。在要签订中英《北京条约》时，额尔金忽然提出要增加三条，第一条就是割取九龙，所以《北京条约》中明确规定九龙司的这部分领土，由永租改为割让，归英属香港界内。尔后，英国人以此为据点，不断地私自扩充地界，蚕食中国的神圣领土。
沙俄是列强中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一个国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不断提出新的领土要求。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之前，普提雅廷出使中国的目的就是要割让中国的黑龙江右岸和乌苏里江地区。与此同时，沙俄集结大量的军队，准备武力胁迫清朝政府接受其无耻要求。除炫耀武力，进行恫吓外，沙俄还利用英、法侵略者攻占大沽口等时机，逼迫清朝政府先后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天津条约》。中俄《天津条约》签订时，普提雅廷尚不知道《瑷珲条约》已经签订，所以在《天津条约》中只规定：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妄图通过勘界来进一步掠夺中国的神圣领土。但是清朝政府拒绝接受中俄《瑷珲条约》，坚持《尼布楚条约》划定的边界。
在英、法侵略者逼迫清朝政府分别签订《北京条约》之后，俄国驻华公使伊格那提耶夫乘机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承认中俄《瑷珲条约》，并且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由中俄两国共管划归俄国。沙俄通过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不仅割占我国东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而且强行规定了中俄西部边界走向。中俄两国未经划定的西部疆界顺山岭走向、大河流向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路线而行，即从沙宾达巴哈界牌起，往西直到斋桑淖尔湖，再由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这就为沙俄进一步侵占我国西北地区大片领土制造了条约依据。此后，沙俄确也援引中俄《北京条约》关于中俄西段边界的条款，逼迫清朝政府订约割地，不断地鲸吞中国领土，对中国边疆地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
外国侵略者还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在长江一带各口俱可通商的权利，即长江航行权，从此中国最大的内河的航行权，开始落入洋人之手。侵略者们为了控制中国内河航运事业，在掠夺航行权的同时，还夺取了洋货进入内地销售和中国原料从内地输出减税、免税、限定内地税则等特权，并且纷纷成立轮船公司，直接经营、控制中国内河航运事业。1862年，英国人开办“旗昌轮船公司”，经营起沿海及长江航运业来。五年后，英国人设立“中国航运公司”，准备插手长江航运。这些外国轮船、航运公司还在长江两岸租建储货仓库，修筑客货上下码头，给中国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横行于中国长江等内河的外国船只，既为本国和其他国家向中国倾销洋货服务，又为掠夺中国廉价的原料效力，还包揽各地的乘客和中国货物的运输，给中国民间航运业造成压力，阻碍、摧残了中国近代航运事业的萌生、发展。
而洋货也顺着长江等内河，从通商口岸涌向内地城乡，使越来越多的传统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破产；而中国丰富的物产又沿着江河被侵略者们掠夺而去。中国就这样逐步沦为列强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中国的大门被进一步打开，平民百姓更加贫困，社会经济受到破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列强还利用在中国可以到内河航运的特权，极力向内地城乡进行政治侵略、军事渗透。而外国人到中国内地通商旅行权利的获得也可以帮助列强达到这些目的。
随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汉口、九江、镇江、淡水、南京、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侵略势力从东南沿海五口扩展到北至牛庄，南至琼州，东至台湾，内至汉口的广大地区。他们不仅攫取了沿海贸易权、免税权、吨税减轻权、减低关税权等特权，而且还可以使各国兵舰开入中国领水游弋巡查。同时，他们还扩大了领事裁判权，夺取了片面解释不平等条约的权利。凡此种种，都进一步加速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
列强在中国又一次“胜利”了，中华大地在颤抖，中华民族在呻吟。但是，生活在东方这个文明古国中的人民并没有沉沦。悲惨的境遇，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这一道道紧勒双手、臂膀、身体的屈辱的绳索，使他们渐渐地从古老的梦幻中醒来。中国人的世界观发生着越来越大的变化，开始了引进、移植西方器物，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种种实践。
（摘自《紫禁城秘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