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治阶级也曾考虑发行内债，筹集款项。还在1894年8月对日战争需款很急时，户部建议仿照外国办法，向本国商人举借内债，叫做“息借商款”，据户部所拟章程，由发卖内债票券，偿还期为两年半，六个月为一期，每期偿还四分之一。年息七厘，闰月照加。各省推行，并不划一，到这年年底，全国应募额为1102万两，绝大部分实系强制摊派，引起责难，户部不得已于次年停募，战争费用遂不得不依靠外债。《马关条约》签订，帝国主义可以在华设立工厂，清朝官僚也说“挽回利权”，自建工厂，举办内河航线等事业。因此，1895年“息借商款”到了应该偿还时，张之洞等就主张由政府督劝上海商人把此款移作企业投资。这件事没什么结果，反而使政府失去了信用。
1898年1月30日，右中允黄思永奏请发行内债，建议募集1万万两，向官绅摊派。但户部鉴于上述“息借商款”的经验，不赞成摊派，改为“自由应募。”据户部所拟章程，这次内债定名为“昭信股票”，“100两者50万张，500两者6万张，1000两者2万张，总额共1万万两。由户部设立昭信局，遴选司员经理。”年利五厘，以地丁、盐课为担保，自1908年起分20年偿还。股票可以自由买卖，在偿还期中可以抵纳地丁、盐课。又规定应募额在10万两以上者优奖，50万两以上破格奖赏，以资“劝诱。”但是，地主、官僚、富商、买办却对之袖手不前，中央和地方用尽力量，结果全国募集了不足500万两，而这500万两中，绝大部分仍由强制摊派而来，终使“昭信股票”于是年7月停止发行，而1亿两的战争赔款，只得全部用“英德续借款”付给。“昭信股票”成为中国初期内债史上的一次大失败。
清朝“通盘筹划”的办法，没有取得实效，而支出却有增无减。甲午战后，西北回民的反抗运动始终进行着，清朝政府用以镇压西北回民的军费，单自1895年至1896年，各项薪饷、军火、军装等费用，即支出湘平银636万余两。再加甲午战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大量推销商品，输出资本，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工业品市场，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他们的需要，于是入超现象日益严重。例如1895年入超2840万两，次年即入超7150万两，已达一倍有余。面临着甲午战后的经济危机，即清朝统治阶级也不得不承认“方今国用匮绌，既异寻常……罗掘已空，供应何恃？”“度支万分奇绌，银行铁路在在均须部筹，即归还洋债要需，实已挪无可挪，借难再借。”
“横征暴敛，民不堪命”
清政府“筹款”的另一结果是各地官吏乘机贪污，加紧榨取，加以“旱潦流行”“颗粒无收”，以致“哀鸿遍野。”人民的反抗斗争，已不断地、大规模地展开。
甲午战后，各地巧立名目、借差讹诈的苛捐杂税，据不完全的统计，就有下述情况：
“直隶省差徭之繁重，甲于天下，常年杂差，民力已苦不支。去岁兵差络绎，州县横敛暴征，而民愈不堪命矣……无如不肖州县借差为肥私之计，胥役视差为致富之奇，敲骨吸髓，毫无顾忌。勤派之法不一，有按牛马捐者，有按牌户捐者，有按村庄捐者，明以要车为名，其实全行折价，一马一牛折钱百串及数十串不等。下至一驴亦折十数串，一牌一户捐钱数十串及七八串不等，甚至无衣无褐之户亦捐钱一两串。其按村庄捐者，过三百户为大村，捐钱二千串，三百户以下为小村，捐钱七八百串及五六百串，甚至数十户之村亦捐钱至二三百串。合计大县可捐数十万串，中县小县亦不下十数万串……差役四出，虎噬狼贪，惨难言状，少不遂意，立加拘比。”……尤可骇者，去秋水灾，哀鸿遍野，皇上轸念民艰，拨款赈济，乃闻滦州、乐亭各州县将赈银扣抵兵差，声言不足仍向民苛派，灾黎谋食维艰，又加此累，多至转于沟壑，无所控告。是民非困于灾，直困于贪吏之苛敛也。
“据称，江苏崇明县钱粮银价、田房税契，地方官不遵奏案例章，以致小民艰苦，无所控告。”
“据称，江苏丹徒县征收地丁，每两折收向不得过千五百文，嗣因银价昂贵，每漕一担加增五百文。今则银价落至一千二百余文，加增公费之例仍未革除”“江浙等省征收地丁条银折价与米价悬殊。”
“江东昌邑县蠹役刘占玩……上年秋间，兵差过境，该署县张鸿宪备价饬令雇车，该役聚众刁难，复向民间借差讹诈。小民受其搏噬，不敢告发。似此蠹役殃民，最为地方之害。”
“一八九四年，奉天凤凰厅、岫岩州因战争关系，各厅州县，均遭兵燹，田地荒芜，清政府曾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准免该地历年积欠及当年应缴租税，但命令虽经刊布，而该州厅及城守尉各官，借口官租与国课不同，仍勒限催缴，并追及前数年积欠。又辽南州县，小民有事到官，吏役先勒封规，往往因此倾家荡产。”
这些记载，当然不能反映甲午战后清朝统治阶级百计搜刮的全貌，但可看出借差致富，多方勒索，私增厘税，贪污中饱的情况比比皆是。以厘税来说，清政府既明令加厘，各地又擅自递增，于是厘卡林立，任意扣罚。如江西一省，即有70余处之多。各地官吏贪污严重，如福建候补知府办理商务局姚近范等“乘台北失守，私盗公款”，共60余万两。清政府明知“厘金中饱，弊在承办之员，不肯和盘托出”，但派员调查的结果，仍旧官官相护，成为一纸具文。再加广开捐官例后，一些地主、富商“趋之若鹜”，而“自捐例开而流品日杂，吏治日坏，其弊有不可胜者”，有的州县官还“在服官省分放债盘剥，出资经商；或在本籍广置房田，开设铺面。”
清政府加紧“筹款”，地方官吏乘机搜刮，“对地方之利病，生民之休戚”，却是“不遑顾问。”这样，便加剧了“天灾人祸”，据《光绪朝东华录》的记载，甲午战起和战后的四五年间，全国各省几乎普遍遭遇各种灾害，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
广大人民，主要是农民，在惨重的压迫下被迫反抗，小规模的斗争已经不断展开。
这些反抗，就“奏闻于朝”的来说，有山西姚步笼等百余人的抗粮斗争；直隶永平、遵化破产农民的“结伙成群，专抢囤积，名曰分粮”；广东归善、永平、长乐交界，唐观士等聚众千余，“以劫富济贫为名，四出抢掠”；江苏苏州机匠以不堪苛捐压迫，“聚众滋事”，“殴官毁局”；广西灵川县知县陈国华以“浮收激变”；四川以水旱迭乘，“饥民屯聚，与‘土匪’出掠”，“借饥为名，纠众劫杀”；江苏松江娄县南乡饥民百余，愤平粜不均，殴击乡董，并及天主教堂。
各地秘密会党也乘机起事，如哥老会刘芝草（刘吉六）于广东石城起事，后由唐玉合率师潜赴灌阳，山东大刀会、四川余栋臣等的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也已展开。
此外，西北回民起义，波及陕西、甘肃、新疆、青海、西康各省，西南藏族、彝民也有反抗斗争；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更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上述情况，正如康有为《公车上书》所说：“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伏莽遍于山泽，教民遍于腹省，各地会党，发作待时，加以贿赂昏行，暴行于上，胥吏官差，蹙乱于下，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
旧制度风雨飘摇
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就由地主阶级建立了统一国家，在牢固的封建经济基础上形成完整、严密的封建政治体制，即封建官僚机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在这种体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这就是地主阶级建立的国家机器。皇权专制制度到了明清时期，已经发展到尽头。这是因为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一方面，掌握国家政权的地主阶级已经没落，其因循保守、愚昧腐朽的特性，发展到了极端；另一方面，农民和其他社会力量要求改造社会，他们反封建的斗争日益尖锐。为维护其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这个封建国家便日益加强其专制和镇压的职能。
明、清两朝高度集中的皇权专制表现在皇帝“乾纲独断”、专制独裁、权威无限，彻底扫除了封建社会中宰相制度的残余。明清以前的国家体制设有宰相，宰相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在皇帝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劝谏、限制以至批评皇帝的某些作为。明清时期，为保证皇权的高度集中而取消了宰相，虽有内阁处理政务，但在内阁之上还设有一个皇帝的御用机构。这个机构在清朝顺治时为议政王大臣会议，康熙时为南书房，雍正时为军机处。尤其是乾隆二年复设军机处之后，该机构草拟诏书，下达圣谕，“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如升革文武官员，审理重大案件，制定大曲礼节，查考兵马钱粮等等。它本身没有独立性，绝对听命于皇帝，实际上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军机处权力的增强是皇权集中的表现。这时“内阁宰辅，劬存而已”，形同虚设，并不起什么作用。
官僚机构是清朝极端皇权专制统治的组成部分。清王朝为了集权于皇帝，在政权机构上最突出的措施就是使机构繁杂。清朝中央行政机构设立六部。六部之中，吏部列在首位。名义上，吏部负责官吏的任免，但实际上任命大官的权力出自皇帝，吏部只是办理文官任免的手续而已。礼部掌管国家的典礼、学校、科举，但在礼部之外，又设主管礼乐、宾宴、赞导的光禄寺、太常寺、鸿胪寺等。刑部管理全国刑法案件，但管理刑法的还有都察院、大理寺。在掌管论撰文史的翰林院之外，又设职权相似的詹事府。行政机构重重叠叠，职责不清，使一件事分派几个机关办理，互相牵制。为集权于皇帝，清朝在官员的职责安排上最主要的措施就是使一人兼数职，一职任数人，形成人无专职，事无专责的局面。大小官员谁也不能独立办一件事，任何一件事也无法责成专人负责。中央六部长官的职权受很大的限制，他们无权向地方官直接发布命令，只能奏请皇帝颁发诏谕。尚书和侍郎间如有争执，均可单独上奏，听候皇帝决断。地方上，总督和巡抚的职权也是互相制约的。总督是二省或三省的军政长官。巡抚虽管一省的政务，但一般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且多兼兵部侍郎衔，也成为地方的军政大员，可以直接上奏皇帝，并不受总督的节制。通过上述措施，皇帝掌握官僚机器的运转，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一切人，包括各级官吏，都匍匐在他的权威之下。
叠床架屋的各级官僚机构和充塞满朝的冗官冗员必然造成因循守旧、腐败昏庸的作风，这是官僚政治的显著特点。“大臣任意因循，小臣效尤玩滞”，互相推诿，内外观望，加上律例繁琐，动则获咎，于是形成往复呈咨，无人负责的局面。贪污、纳贿是官僚政治的产物。各级官吏贪赃枉法，贿赂公行。更有甚者，莫过于使这种纳贿形成制度。清初顺治时，已有士人“纳粟入监”，但不能得官。康熙时，为平“三藩”叛乱，开捐纳以补充军费，三年内捐纳的知县达500多人。后来逐渐形成“捐纳”制度。外省文职可由监生捐至道员，武职可由武生捐至游击，各级官品均定有捐价。这是清朝腐败政治的一大表现。有人说：“捐途多而吏治益坏，吏治坏而世变益亟，世变亟而度支益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乱召乱之道。”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卖官鬻爵的制度经久不衰。道光以后有大捐和常捐之分，由虚衔进而实官，由知县、知府进而佥道。这项制度一直延续到戊戌维新运动发生时仍然公行。
专制皇权的高度集中使皇权无处不在而言路堵塞。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政务皆决策于皇帝一人，能向皇帝上言的，一省之内只有总督、巡抚、将军、都统等数人，“京师百寮千万……而惟九卿、台谏上达”，造成“君与臣隔绝，官与民隔绝，大臣与小臣又相隔绝，如浮屠百级，级级难通，广厦千间，重重并隔”的局面。即使在统治集团内部，大小臣僚也不能充分发表意见，与皇帝商办政务。皇帝个人意志和情感受不到丝毫约束，动辄酿成全国的灾祸，社会一片黑暗。
清朝承袭明朝的制度，不同的是清朝是由满族贵族掌握政权。它为保持满族贵族的统治地位而采取了两大措施。其一是官职的复职制。中央军机大臣、大学士到各个部都是一职二员。如各部尚书二人，满汉各一，侍郎四人，满汉各二，甚至像军机章京（办理文书的人）这样的办事人员也是满汉对等；同时规定，同职的满族官员的官品、职权高于汉人。其二是八旗旗人世代为兵，由国家供给俸禄，并拥有固定的旗田。结果，旗人成为不事生产而由国家豢养的特权阶层。清朝前期八旗兵还能射箭习武、建立武功，到了后期，八旗子弟成为一批既不习武、又不生产的纨绔子弟，蜕变为附着在国家肌体上的寄生虫。由此看来，清王朝是君主专制的政权，而且具有民族压迫性质的政权，其统治更为野蛮、专制。
极度专权的封建君主制导致了官僚政治的腐败。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近代的前夕，即清朝的嘉庆、道光年间，已经险象横生。政治上黑暗腐朽，整个官僚机器失灵，各级官吏昏庸无能，他们只知道做官的诀窍，即“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全不顾民生的艰难。整个统治阶级，从皇帝、大臣、各级官吏以至土豪劣绅都穷奢极欲、贪污成风。乾隆的权臣和）到嘉庆初年抄家时，其家产竟值8亿两银，相当于清政府10年的国库收入。嘉庆时，因贪污被斩的湖南藩司郑源王寿，在衙署安插有家属400多人之外，又养两个戏班“争奇斗巧，昼夜不息”。道光时的闽浙总督颜伯焘罢官回乡，随从夫役之多，简直如同一支军队，路过漳州时有人看到，10天之内，每天有六七百名杠夫抬着细软物件过境。道光时一个陕西的粮道官员，一年之内就搜刮到民脂民膏三四十万两银。当时，不仅大官僚家婢奴成群，就是州县地方官，也是“多置僮仆以逞豪华……一署之内，几至百人”。
极端专权君主制和官僚政治的上层建筑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权臣显贵不以贪污、纳贿为满，还大肆兼并土地，占田“有以万计者，有以千计者”，有“分列数县版图”者。“大抵豪家巨族，田连阡陌，盈千累万。”长沙县地主李象在1812年收租不过“六百余石”，后来做了官，便广置田产，1840年“即达万余石田。”激烈的土地兼并使大量农民贫困破产，沦为佃农。嘉庆时农民已是“其得以暖不号寒、丰不啼饥，而可以卒岁者，十室之中无二之焉”。社会经济面临崩溃的危机。
清朝满族贵族的封建政权为压迫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抗，极力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经过康熙、乾隆长达120多年的文字狱之后，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只能奉行，不许言议。”清王朝又用编纂古籍、科举八股手段把知识分子束缚在考据帖括、经文理学的圈子里，学术思想界一片沉寂。
总之，在极端君主专制政权统治下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戊戌变法前夕，已经呈现出衰败的景象，社会危机四伏，动荡不安，“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
第二节 王朝中枢已失衡，帝后不和藏危机
慈禧太后这位女强人利用皇位交替的“皇权”空缺，牢牢控制住了王朝的中枢，建立起自己的洋务班底。
慈禧太后把最后的决定权带入了幕后，而光绪帝几乎是光着身子站在了前台。
这时戊戌维新的开场锣一响，大幕就要拉开了。这戏该怎么演？
“辛酉政变”成功，奕讠斤独揽朝政以后，便放手推行他的洋务运动。
李鸿章从一个怀才不遇的儒生，一个手中无兵无权的幕僚，最终挤进了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核心。
1869年奕讠斤对慈禧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报复，这就是著名的安德海事件。
慈禧索性撕破面皮，大闹一场。
光绪回头一看，见慈禧努嘴，暗示他应选排在首位的桂祥的女儿。
慈禧的洋务班底
古老中国的传统政治艺术就是“制衡。”稳坐晚清政坛头把交椅达数十年之久的慈禧太后便深得这门绝技，是位搞“平衡”的高手。戊戌变法前的洋务运动时期，这位女强人利用皇位交替的“皇权”空缺，牢牢控制住了王朝的中枢，建立起自己的洋务班底。虽然也有一些争权夺利和人事变动，但总的来说政局稳定，形成所谓“同治中兴”的虚假繁荣。但嗜权如命的西太后却不幸生而为女人，在这男权至上的中国，几乎是一个先天性的缺陷。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多事之秋，随着光绪的成人，西太后不得不从前台退到幕后，而甲午战败又给洋务主将李鸿章以致命打击。洋务时期的王朝中枢解体了，新的权力中心却没有建立起来。慈禧太后把最后的决定权带入了幕后，而光绪帝几乎是光着身子站在了前台。这时戊戌维新的开场锣一响，大幕就要拉开了。这戏该怎么演？
戊戌变法之前，清王朝推行洋务运动的领导班子，慈禧无疑是一个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