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在奏折中直言自同文馆设立20余年来所创立的新式学堂，因“教之道未尽”，“徒习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肄及”，致使20余年“国家不收一奇才异能之用者。”他认为，“教之之道”应为书必待翻译而后读，业必待测验而后致精，学必待游历而后证实。他主张“自京师以及各直省府州县皆设学堂”，讲授中西有用之学。在当前经费不资的情况下，“可令每省每县各改一（书）院，增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书院。旧有公款，其有不足，始拨官款补之。”仅靠学校教育还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其不能就学者无讲习之助，非所以推广风气也。”为此，他主张“与学校有益相须而成者”亦须推广讲求。诸如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学。这几乎将西方近代的文化教育事业照搬过来。光绪披阅，命总理衙门议奏。总署大体采纳了李氏的主张，惟未提“广开报馆。”光绪于1895年5月2日谕批：“从之。”下发各省督抚。该折不久刊登在上海《时务报》第七册上，流传甚广。它几乎成为官绅大力兴办新式文化事业的依据和护身符。例如张之洞在《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中说：“本月准总理衙门咨行，议准刑部侍郎李条陈折内，亦有选择西服一条，奉旨允准。可见报馆有益大局，实非浅鲜。”广西书局桂平梧盐法道向某与候补道谢某出示的推广学堂“晓谕”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覆刑部左侍郎李端？奏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一折，内称如赊各府县可由督抚酌拟办法……兹本道公同酌议，拟仿广东学海堂办法，于古经书院添设数学一门……”这足见其影响力之广。
集会结社向为历朝所禁止，清廷也不例外。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筹议设立强学会，不久因杨崇伊奏劾而遭封禁。旋因御史胡孚宸最为“婉转剀切”的上奏，为之辩护，光绪才谕令改强学书局为官书局，并出版《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以取代梁启超等人创办的《中外纪闻》。在李氏递上《请推广学校折》后，光绪谕令改官书局为京师大学堂。这一禁二改，反被康有为、梁启超等视为朝廷对开学会的默许。在这之后，他们便公然号召广设学会。
变通科举也非自“百日维新”始。1895年童试增试“时务。”1898年1月6日，光绪谕令设立经济特科，分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六门，由三品以上京官及督抚学政各举所知，咨送总署，会同礼部奏请，试以策论。
因有朝廷自上而下的号召和维新派及官绅自下而上的鼓吹与策应，三年内学堂、学会、报馆、书局等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这三年维新派在国内成立的学会有103个，学堂183个，报馆62个。维新派成立的出版机构也不少，如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大同译书局等。经销新书刊的书肆更不知其数。仅《时务报》在国内的代销点就多达100余处。
在这三年中，督抚等官绅也闻风而动，创办了许多新式学堂。如张之洞在南京创办储才学堂、浙江巡抚在杭州开办蚕学馆、陕西巡抚在省城创办格致实学书院等。至于各省变通书院章程，融西学于书院，更是司空见惯。原有的省级官书局也开始印售有关“时务”的新书，如浙江官书局出版了《电报新编》《中韩条约》及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
二、工商矿务。
《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不仅要割地赔款及增开通商口岸，而且要允许日本人在中国各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工艺制造，并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其他国家援引利益均沾的原则，均能一起享受。这给中国原本行将崩溃的财政体系和国民经济以致命打击。但在客观上又为中国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以机器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业过渡提供了一个契机。在此之前中国曾有多次痛失良机的教训，此次，朝廷试图努力抓住这一契机。
清廷对《中国商约》的议订非常重视。光绪先是命李鸿章、王文韶与日本使臣详慎议订，“毋须稍有迁就。”旋又以制造土货、征收税款为全约“关键”，命李鸿章坚持定见，“不准草率从事。”在中日议约的过程中，光绪多次谕令内阁采取对应措施，及早筹划。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十一日，光绪谕电寄张之洞等：“日本约内改造土货一节关系最重，江、浙等省丝斤花布可否于出产处先抽厘金，方准运出。并招商多设织布织绸等局，广为制造。”又令：“筹款购小轮船十余只，专在内河运货，以收利权。”张之洞奉旨与江苏巡抚劝谕苏州、无锡、镇江、南通一带绅商开设纱厂，并将息借商款银226万两作为开商务局之用，先在无锡设立缫丝厂，兼作茧行，此外各厂均设于上海或苏州，借款分10年归还。光绪得知后，又谕军机大臣电寄张之洞：“开办机器，仿制洋货，原为抵制外人起见，该厂商人亦须自筹资本，不可全用官款，致外人藉口于官饬商办，转生枝节。”同年六月二十一日，光绪谕军机大臣等，直言洋务时期的官办企业积弊之深，亟需引进侨商资本加以改造：“制造船械，实为自强之要，中国原有局厂，经营累岁，所费不赀，办理并无大效，亟应从速变计，招商承办，方不致有名无实。南洋各岛及新、旧金山等地，中国富商在彼侨寄者甚众，劝令集股，必多乐从。”光绪还命浙闽总督边宝泉、两广总督谭钟麟、广东巡抚马丕瑶“遴派廉干妥实之员，迅赴各处，宣布朝廷意旨，劝谕首事绅董等设法招为该商人。如果情愿承办，或将旧有局厂，令其纳赀认充；或于官厂之外，另集股本，择地建厂。一切仿照西例，商总其成，官为保护。”如果商力稍有不足，还可藉官款维持。为取信于侨商，光绪还命有关督抚将办事章程“斟酌尽善，以杜流弊。”其政策之开明，用心之至诚，实属可嘉。
采矿业是近代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他工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光绪在“因时制宜”上谕中就要求督抚“开矿产。”嗣后各督抚陆续复奏。其情形如下：“安徽太湖之大石等各保庄煤矿业业已准商试办。江西袁州、吉安、广信、饶州等处均有煤矿，萍乡煤质尤佳，亦已集款劝办。湖南水顺、永州二府属矿苗甚旺。新疆和阗旧有金矿，均已派员往勘。至四川雅州各矿产迭据给事中吴光奎奏请招商开来……”光绪在披阅了这些奏折后于二十二年一月三十日发布上谕：“以上各该小有矿处均系确凿可指，即著责成各该督抚督办，务臻实效，毋得辄行中止。他若云南向产五金，贵州矿苗素旺，山西所出之铁，夙称精良。现虽未据复奏，均宜及时攻采，以期逐渐推广。”此外，还谕令吉林、黑龙江、江苏等省速将筹办情形据实复奏。光绪还严厉斥责阻挠开矿的种种谬论，如“谓矿不宜开，固属拘泥之见。谓矿无可开，亦属臆断之词……及听民间自采，招商承办，恐无成效等词，一奏塞责。”
为切实振兴实业，招商设厂，清政府还增设了相应的办事机构，专司其事。总署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遵旨议奏讲求商务折中，主张设立商务局和商务公所：“请饬下各督抚，于省令设立商务局，由各商公举一殷实稳练素有声望之绅商，派充局董，驻局办事……再由各府州县于水陆通衢设立通商公所，各举分董以联指臂。”该折“奏旨依议”。
光绪颁发的这一道道谕旨，反映了时代的呼声，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其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新的政策和措施在刚出台时总会受到种种疑阻，但我们不能据此说光绪的这些谕旨是“一纸空文”。
除前面曾提到张之洞雷厉风行集款在江南办缫丝等厂外，他还命江南官绅购置大小轮船于内河运货，以收利权。不久，江西在籍绅士亦呈请督抚，要求承办九江等处的内河航运，集股购大小轮船，“疏通土货，力争先著，以维商局，以保利权。”张之洞也同意“援照江南成案”，“准其开办”。
浙江巡抚廖寿丰在执行朝廷谕旨时还有所变能和创新。他在《通饬鼓励商人制造新器札》中宣布，对能创造新器者嘉奖。“凡能创造各项新器，有益于国计民生，可以资利用而筹抵制者，准由该地方官查明，禀请奖励，并仿照泰西各国，将该商所出新物，听其一家售卖，俾享独揽之利，以示优异。其独创新法，确有成效，若无资本者，准其禀明地方官，纠集股份兴办。”为表明其诚意，廖寿丰在该札中奖仿织洋布的鄞县商人王承淮五品顶戴。
对朝廷的变革最感到欢欣鼓舞的，当推沿海及通商口岸一带的绅商。因为朝廷鼓励发展商办企业，为他们开辟了用武之地和弃官经商之途。状元出身的张謇认定“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不张”，而振兴实业“责任须在士大夫”，毅然弃仕宦之途，相继在南通筹办了闻名于世的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等20余个企业，成为时代和绅士的楷模。张氏的巨大成功，固然与其经营得法，管理有方有关，但若离开了甲午战后朝廷推行“恤商惠工”变法，从而为兴办实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在这振兴商务的大潮中，成效卓著者首推轻纺工业。这些规模较大的企业有：苏州的苏纶纱厂、无锡的业勤纱厂、杭州的通盖公纱厂、上海的裕通纱厂、萧山的通惠纱厂、宁波的通久源纱厂等。缫丝、食品、火柴、印刷业等均有较快的发展。
在开矿藏方面，湖南巡抚陈宝箴动作最快。陈氏在1895年到任后不久，便决定设立矿务总局，并奏请政府立案。陈氏旋即委派了总办、会办、提调等。其章程规定采取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三种形式。总局设长沙，汉口、上海设分局，负责转运和推销。此外，四川也颁布了《四川官商合办矿务章程》。
三、铁路、银行、邮政、军事等。
铁路是近代工业的重要枢纽，但到80年代朝廷内部还在围绕着有无必要修筑铁路争执不休。至甲午前全国修成几条短途铁路，如津沽、台（北）新（竹）等。且其出发点是基于军事防御，铁路的综合社会效应未能得到充分体现。甲午后，光绪在“因时制宜”上谕中将“修铁路”列为首事。其后张之洞、王文韶、刘坤一等纷纷上奏。张之洞说：“方今时势日急，外患凭陵，日增月盛，富强之计，首以铁路为第一要图。”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九日，张之洞、王文韶奏设芦汉铁路公司，并保直隶津海关道盛宣怀为督办。九月十四日，光绪批准设立铁路总公司，命盛宣怀为督办。芦汉铁路遂提上日程。不久，广西龙州铁路、沪宁铁路、粤汉铁路、津镇铁路等纷纷筹议上马。
铁路投入大，收益慢，非吸收外资不可。为抵御列强掠夺中国路权瓜分中国而吸收外资与为赔款而举借外债不同，即不以政府而以公司或商人作为与外方合作的对象。其形式是借款自造。盛宣怀说：“借款自造，债是洋债，路是华路，不要海关抵押，并不必作为国债。”御史陈其璋在奏稿中主张借鉴美国立国之初吸引外资兴筑铁路、开矿的方式：“为今日之计，不如明降谕旨，听凭我商人自借洋货，广为开办，国家但为保护……我为一商办之路，即彼少一蔓延之路。”这样，不仅富强可致，且嫌衅可消。这一时期兴筑的铁路皆此例。这种借款方式虽不能彻底杜绝列强对中国路权的控制，但其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它一方面解决了资金短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维护了路权。20世纪初在各地掀起的保路运动中，中国绅商所以能要求赎回路权，并能成功的将几条铁路收归商办，溯其缘由，正是甲午后执行的这一投资政策的结果。
被盛宣怀视为“商务之权舆”的银行，在甲午前无一家是国人自办的。光绪二十二年盛宣怀向朝廷递条陈，力主开办中国人自办的银行。十月八日，光绪上谕，命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为兴办，以收利权。”在盛氏的积极筹划下，中国通商银行于次年四月二十六日正式在上海开办。中国结束了无自己银行的历史。
中国近代邮政发端于光绪二年，时赫德因议滇案请设送信官局，光绪四年在京、津、沪、烟台、牛庄五处照西方邮政办法开办，交由赫德管理。二十一年十二月三日，张之洞奏请设立邮政：“泰西各国，邮政重同铁路，特设大臣综理，取资甚微，获利甚巨，权有统一，商民并利。近来英、法、德、日本在上海及各口设局，实背万国通例。”他请饬总署转饬赫德，妥议章程，在沿江沿海各省及内地水陆各路推行邮政，各国将在华所设信局一律撤回，并为各国联合，彼此传递文函。
路在何方：寻找新的力量
维新变法发生在甲午战后的第三年1898年。外迫强敌，国难当头，是促成维新变法运动的外部条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广大人民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是维新变法的内在依据。但是，战后，统治集团内部帝党和后党之间的矛盾斗争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甲午战争中，西太后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大办自己的六旬庆典，对于战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很不得人心。而以孙毓汶、徐用仪为代表的后党分子因在战争中一味求和卖国，更是人心丧尽。战后，孙、徐屡遭人弹劾，难安于位，相继退出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另一个后党分子李鸿章则因卖国名声大臭，先后也被革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留京入阁办事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与后党势力遭到削弱的同时，作为帝党要员的翁同（以及李鸿藻相继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在翁、李的举荐下，与他们政治上接近的廖寿恒、钱应溥等人也先后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
战后帝党政治势力的增长只是暂时的现象。西太后仍牢牢地掌握着朝政大权，她绝不容许有一个与她相对抗的政治势力存在。“凡皇上所有亲信之人，西后必加谴逐。”战后，她对帝党继续采取坚决打击和摧残的方针。吏部侍郎汪鸣銮以光绪帝名为亲政，实则受制于西太后，请求皇上收回政权，并以“西后于穆宗则为生母，于皇上则为先帝之遗妾耳，天子无以妾母为母哉！”户部侍郎长麟也主张皇上应当自操政权，亟国振起，如再泄沓因循，势将有亡国之忧，“扬言当唆百官上表，请太后外居热河，帝独专政。”汪、长倾心光绪的言论，为“太监识知，谗于太后之前”，1895年10月，西太后以汪、长“离间两宫，厥咎难道”的罪名，下令将他们革职，永不叙用。汪鸣銮，字2亭，祖籍安徽，后移家钱塘（今杭州市）。晚年定居苏州桃花坞。进士。为吴大/的表弟，翁同（的门生。是帝党政治势力的中坚人物，平日受光绪帝的宠信。所以，当宣布斥逐汪、长时，翁同（曾大胆地向光绪帝询问：“臣等固请后所言何事，而天怒不可回，但云此系宽典，后有人敢尔，当严谴也。”对于汪、长的革逐，翁同（想得很多，他认为西太后这一行动不仅仅是冲着汪、长两人，而是冲着所有帝党成员而来的。它只是一个政治信号，预示着新的政潮将再度来临。果然就在汪、长革逐不久，西太后又下令革逐了另一名帝党成员、内阁学士文廷式。文廷式在甲午年间曾上疏指责西太后主和误国，战后日益倾向光绪，并与珍妃、志锐关系密切，因而为西太后所忌恨。次年3月19日（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七日），御史杨崇伊上疏弹劾文廷式“谄事文姓太监，结为兄弟”；发起组织京师强学会，“结党干政，混淆视听。”西太后趁机下令将他革职永不叙用，逐回江西萍乡原籍。不久，西太后又借口志锐“颇多干预朝政”，一并将其逐出京师，外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规定此后不得回京供职，以剪除光绪帝的羽翼，削弱帝党的实力。在西太后接二连三地斥逐帝党官僚的同时，后党分子也对翁同（频频加以攻击。把他甲午年间的主战说成是“误国”，把战后清朝内政外交的失败一股脑儿都归咎到他的头上。汪鸣銮、长麟被革逐时，社会上曾出现一股涉及他的风言风语，有的说汪的那些有关宫里的话多半是从他那儿搬来的。一时舆论对他颇为不利，他的日子很不好过。同年，户部衙门大堂不幸被火焚毁，后党分子借此发论，指“天灾为人祸”，对他再次发起攻击。在光绪帝召见时，翁同（沉痛检讨自己失职：“臣奉职无状，遭此灾变。凡臣等所办事无一顺人心，即无一惬己之心者，警惕愧恨，中怀万端而筋力亦告疲矣。回忆咸丰九年十一月户部火，余当目击，时肃顺为农尚，道路以目，今苛政频行，余等安能谢责哉！？”由此可以想见他当时的心情是何等痛苦和难受。对于翁同（当时的处境，“诸同人知之，公亦自知之。”他的门生、国子监司业沈曾桐曾要他出面“弭谤”，劝他“急流勇退”，趁此告老，息影家园。的确，若食甘自肥，庸碌无为，不仅可以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且也无风险，但翁同（不愿这样做。从光绪亲政的那一天起，他就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同光绪帝放在一起了。对于那些中伤他的风言风语，他“一笑置之”；对同人劝他息影的好心劝告，也均未接受。公愀然曰：“譬如一家33孤寡，其西席恝然去耶！？”在给季帮桢的信中写道：“弟之庸鄙，久欲引退，而苦无其开，同僚卧病，外患未平，岂敢养闲自适！？”只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大局和扶佐光绪，他才坚持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