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旭入通艺学堂时，已是23岁，“亦愿入馆读西书”，乃因“书生不自有科第，能为国家作么计”？求为国家寻一条出路。刑部主事兼总理各国事衙门章京的张元济办这个西方学堂本意在培养通晓外语、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有志救国之士，对林旭的入学十分称赞，在他致江苏康年的信中说，“林公甫一车即来，与谈数刻，绝无浮嚣气，其人可谓精锐矣，亦愿入馆读西书，从此又得一美材，可喜之至。”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激起全国人民反侵略浪潮，纷纷成立各种保国学会之时，林旭亦于1898年初成立闽学会。4月17日，康有为集合京城各学会组成统一的“保国会”，林旭为其“倡始董事，提倡最力。”6月，直录总督荣禄（曾任福州将军）召林旭入幕。林旭“请命于南海，问可就否？”南海曰：“就之何害，若能责以大义，怵以时变，从容开导其迷谬，暗中清遏其阴谋，亦大善事也。”
百日维新开始后，詹事府少詹事王蕃保荐林旭给光绪，说其“才识明敏，能详究古今，以求致用。于西国政治之学，讨论最精，尤熟于交涉、商务。”光绪立即召见。当知其为康有为门生时，尤甚信任，赏四品卿衔，参与新政。林旭参与新政十稿以进。林旭和杨锐同班，杨锐是张之洞门生，不及林旭激进，对林旭所拟之稿，常强令入换三四次。林旭与谭嗣同政见较一致，“力主开议院申民权，甚而有用武之意。”相传平日（林旭）言：“得三千劲卒，执后（西太后）手足有余也。”在最后用武这一点上，林旭与谭嗣同有所不一致。林旭主张动用某军提督董福祥，谭嗣同则主张求助于袁世凯。结果，被袁世凯出卖，运动失败。林旭在被捕入狱时，还赋诗给谭嗣同，后悔说：“清蒲欲泣知何补？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君歌千里草（董福祥），本初（袁世凯）健者莫轻言。”
谭嗣同是从湖南变法前线应诏入京的。四月二十四日（6月12日）光绪帝下“诏”：“刘坤一、张之洞速饬黄遵宪、谭嗣同二员来京，送部引见。”这时谭嗣同正和唐才常筹划联络哥老会，作为变法后盾，“其酋允择其中年壮勇悍者数十名，听复生任使。复生劝其姑精习刀棒，乃出资助之。”因为他认为利用哥老会起事，时机还未成熟，并考虑“于京归结纳有志之士，以为策应。”所以他接到“诏谕”后，非常兴奋，写信将此事告诉妻子李闰，谓“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绝处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他在这里虽然表现了对佛教的膜拜，但也可看出他对自己能摆脱在湖南极端艰难的处境而到北京参加变法活动，心情是特别激动的，因为他以为有机会按照自己在政治上的设想去相机行事了。他“正欲启程赴鄂”时，发觉自己的一些重要公文（“功名保札、部照”及其他公文）竟忘记带，只得派人到浏阳要李闰拿给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前往北京从事变法的激动心情。至于他在离家时要李闰“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乍看似乎是他“预感到自己的前途吉凶未卜”，“他对前途并不乐观”，其实，这是他以自己所理解的佛教的精神（实质上是对佛学的改造）来劝勉妻子。他对佛教的总的评价是：“佛门之局量，勇猛无畏最大”；而要做到这一点，“必慈悲为之根”，也就是要树立“普渡众生”的信念，须懂得“蠢尔躯，除救人外，毫无他用。”既然“躯壳”的惟一用处是“救人”，那么人们只应尽力于此考虑和行动，而对于“荣华”和“死辱”就不必计较，不必以此而报怨“喜”和“悲”了。谭氏这种思想，当然是惟心的，但在那黑暗的旧社会，却能产生一定的促使他去从事社会政治活动的积极作用。
谭嗣同的赴京，似乎使湖南的新政有了点新的转机，在他离开湖南的前一天，不但一些和他有联系的、政治见解相同或对他倡导的革新运动表示同情的人纷纷地向他祝贺，连他那位曾经因阻挠新政而和他发生很大矛盾的老师――欧阳中鹄，也写信给他，希望他到北京担任新职后，建议和促使朝廷注重练兵和兴修铁路，使国家强盛。晚上，唐才常又为他设宴饯行。两人交换了对变法的意见，又“擘画联络哥老会事。”
谭嗣同到湖北后，忽然害病，不能立即赴京。在他还没有恢复健康的时候，光绪帝又电催“迅速来京，毋稍迟延。”此刻他对光绪帝确实产生了感激的心情，称赞光绪帝“圣恩高厚。”于是，他就抱病动身，于七月三日（8月21日）到达北京，住进浏阳会馆。浏阳会馆与康有为的南海会馆相隔不远（都在北京宣武门外），他们对如何开展变法，有所商讨。七月二十日（9月5日），光绪帝下“谕”：赏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由于光绪帝“无权任人为大臣，故名为章京”，他早就要图谋“富强”，不愿别人骂他是“昏君”，“无如太后不要变政，又满洲诸大臣总说要守祖宗之成法”，他“实无如之何。”又叮嘱谭嗣同，凡“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他“必依从。”四章京分班轮值，谭嗣同和刘光第是一班。他们刚就职，就受到权贵们的阻难：按照旧例，新任章京，“必须先诣军机王大臣私第谒见，必晤而后已，乃可到差。”而他们“以为出自特旨，次日即到军机处供职”，权贵们不满，不为“设案。”这个办公处是“满汉分列”的。谭嗣同等到“汉案”去，那些旧臣又拒绝说：“我辈满殷，君何为搀杂？”经谭嗣同等愤怒质询王大臣后，才“设案居室中。”谭嗣同等的具体工作，是阅览“开言路”后全国臣民的奏折、上书，并拟出处理办法，“凡事关新政者，每令拟旨，大军机不与闻”，谭嗣同等“亦不告知。”
维新派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取得了草拟谕旨和阅览奏章的权力，却根本没有掌握国家机器，来保障变法运动的推行和防御反动派的迫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维新派内部不但没有统一思想，加强团结，相反还存在着倾轧：一方面，和张之洞关系很密切的杨锐，对康有为的门生林旭加以压制，对于林旭阅览奏章时所拟的处理办法，“强令改换三四次”，甚至认为当时有些人提出的比较激进的变法主张，是“万不可行之事”，致使“同事已大有意见”，他感到不能“相处。”杨锐与林旭发生磨擦，是由于林旭虽系康有为的门生，而政见与谭嗣同比较接近，他“参与新政，日夜谋变更一切甚急，欲尽斥耄老诸大臣，举用新进。”杨锐则在政治上倾向于洋务派，当然会反对。既然杨锐对林旭非常不满而难与“相处”，那么他和抱着激进主张的谭嗣同，必然在政治见解和实践上更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如光绪帝革礼部六堂官职后，“大臣颇自危”，杨锐上奏折于光绪帝，认为变法过激，不可为康有为所误，又邀林旭至其寓，“责林甚切，林默然无声。”谭嗣同对于杨锐这种阻挠变法的行径，显然是不会容忍而保持缄默态度的。另一方面，谭嗣同对于康有为尽管曾为了支持他而向杨锐进行过斗争，特别是在邵阳举人曾廉上疏请求杀他时为之保护，但在政治观点也是有分歧的：康有为虽然也谈“民权”，但具体到“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以为中国积数千年之习惯，且民智未开，骤予以权，固自不易”，所以对于“民主制度，则期期以为不可。”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反对谭嗣同开议院的主张，认为“旧党盈塞”，不可实行，而主张“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即主张采用缓和的不影响封建君主权力的办法――“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反对谭嗣同的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当然适合光绪帝的愿望，所以被采纳了。
由于谭嗣同和康有为在一些重要的政治主张上有矛盾，所以谭嗣同对康有为和其弟子梁启超产生了严重的不满情绪，他曾对别人说：“法是要变的，康、梁是万不能用的，我们断断不可与他们共事。”谭嗣同考虑到当时由康有为提出的变法措施（包括替别人所写奏折中提出的），还须补充更为切合现实需要的新内容，所以他在七月二十七日（8月12日）为光绪帝拟了一道值得注意的谕旨，谓“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主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较勤，实我未及。今士大夫昧于域外之观者，几若彼中全无条教，不知西国政治之学，千端万绪，主于为民开其智慧，裕其身家属，其精乃能美人性质，延人寿命，凡生人应得之利益，务令其维护无遗。”指出目前之“改图百度”，并不是“崇尚新奇”，乃是为了使“赤子”得到“康乐和亲。”况且“各国环处，陵迫为忧，非取人之所长，不能全我之所有”，而“不肖之官吏，与守旧之士大夫”，却不明此理，“胥动浮言，使小民摇惑而惊恐”，必须切实考虑，“以成新政，以强中国。”在这里，谭嗣同强调变法主要是“为民立政”（他所说的“民”，当然是指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必须认真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学说中吸取那些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能充分体现“民”的利益的东西，从而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凌迫而跻于富强。
谭康矛盾反映出新的变法中枢内部的复杂性。虽然这种矛盾还不至于造成维新阵营分裂，但却削弱了其自身的力量。
活跃的两台谏
杨深秀（1849-1898），字漪春（或漪村），本名毓秀，山西闻喜人。他出生于封建读书人家庭，但少时生活并不富裕。据他自称，七八岁时父母亲亡故，曾跟随其伯父和外祖母生活。在田间“芟草习勤”，“以亲穑为事”，“半读半耕”，12岁时就“以默经能赋”被录为县附生。他不满足于一般地通晓“经传史籍”，而是“好读僻书，尤精金石谱牒之学”，且“长地理，又精术算，旁及绘事。”他为文赋诗能够“祛经生之弊，脱才人之习”，“以气节自励，岂？独出”，不同凡响。
1872年，他“以举人赀为刑部员外郎。”在任官期间能同情、关心民间疾苦，曾为解决山西大灾荒而建议“改革差徭法”，使灾情好转。他的才能开始被上层人物注意。1882年，张之洞在山西办“令德堂”，特聘他为院长。1889年他考取进士并授刑部主事，1897年被授予山东道监察御史。
杨深秀在京任御史时，居官清廉，“家赤贫，衣食或无”，“时惟佣诗文以自给。”平时“恶衣菲食，敝车羸马，艰苦刻历。”这种清苦生活磨练了他的意志，形成了他清正刚毅的性格，“尝面折人过，以此丛忌。”但由于他为人正直，“敦品励学”，所以仍“为士林所敬服。”
杨深秀任御史职务时，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已经签订，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我国权不能自主，岌岌待亡。”在这种形势下，杨深秀于1897年底积极组织维新变法团体――关学会，并和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过从甚密，“旦夕论维新。”并以御史的身份和便利条件，不断向光绪皇帝上书言事。他常说：“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革旧”是“图新”和“变法”的前提，所以批判守旧派是他上奏光绪的主要内容。
杨深秀认为：守旧者虽然“或年老不能读书，或气衰不能任事”，无德无才，但他们却能预感到维新变法“于旧官必多更革，于旧人必褫斥。”因此他们为维护自己的封建特权，便“出全力以阻挠之，造谣言以摇惑之”，甚至对光绪关于推行新政的诏令，也“置若罔闻”，即便“稍悚动，过数日则忘之……又数日则聚谋变易之。”
守旧派既然反对以挽救国家危亡为前提和目的的维新变法运动，就必然对国家兴衰、民族危亡漠然置之，“忘国家之大患。”在帝国主义面前奴颜媚骨，“见外国人则畏甚葸甚”，甚至否认帝国主义欲谋瓜分灭亡中国的事实，“诋谓康有为所伪造。”如果让这种人当权，怎能“不速招敌侮者哉！”杨深秀认为，由守旧派把持朝政，这正是帝国主义敢于肆无忌惮地侵略瓜分中国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说：“台湾既割，胶变旋生……是非强敌割之，而守旧者倒戈内攻而割之也。”这便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当时内忧外患的症结，击中了守旧派不顾民族危亡的要害，撕破了他们“老成忧国”的面纱。很明显，守旧派的存在，是国家安危的祸根，更是维新变法的障碍。所以必须革除这批“足以亡国有余”的守旧派，决不能再让他们“安其所能，保其所恃。”
如何革除守旧派呢？杨深秀认为，最主要的是光绪必须及早“定国是，明赏罚。”他从正反两方面反复阐述这一措施的意义，指出，守旧开新“互相水火，有如仇仇”，决不能同时并存。他提醒光绪，“理无两可，事无中立，非定国是无以示臣民之趋向，非明赏罚无以为政事之推行”。虽然守旧派“其人极多，其势甚大”，又有慈禧做靠山，但他相信整个形势对光绪及维新派是有利的。“内外臣工”，“多言变法”，在这种形势下，只要光绪下决心“定国是，明赏罚”，就能打击守旧派，扫除推行新政的障碍。正因为光绪既没有有力地支持维新派，又没有无情地打击守旧派，才使守旧派的气焰十分嚣张，以至于公然诋毁光绪的新政诏书。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光绪就必须“决嫌疑而去犹豫”，充分运用“人主之大柄”，迅速“查核内外大臣奉行甲午以来新政之谕旨……嘉奖其举行者，罢斥其废除者”，“如此而新政不行，未之有也。”为了更彻底地打击守旧派，杨深秀希望光绪在惩罚守旧派时决不能手软，行动要快，声势要大。因为“时事孔棘，劲敌环伺”，“时局艰危”，又怎么能因自己犹豫而使“士大夫守旧梦者”继续为非作歹呢？所以，必须坚决果断地镇压守旧派的破坏活动，“重则立加褫革，轻则薄示罚惩。”这样就能使“天下悚动，人人皆知我皇上变法之坚，决策之明”，就能大大鼓舞维新派的斗志。为了造成更大的声势，他建议光绪“大誓群臣”，“令群臣签名具表，咸去守旧之谬见，力图维新。”
此外，还必须改革旧制度。在这方面，杨深秀认为厘定四书文体非常重要。必须“正定四书文体，以励实学而取真才。”他认为科举和文体的革新，都是选拔治国人才的重要途径。但现在的“取士之法未善”，弊端甚多，突出的是各级考试都“出截上截下无情巧搭等题。”用这类题目考“天下百千万亿生童”，“其才华学识，不能发见于场屋文字之中”，这实际是在“驱天下有用之才，而入于无用之志”，不是取才而是害才。从这个意义上说，“文体不正”对国家造成的危害甚至比“立法不善”还要严重。基于这个认识，他请求光绪“特下明诏，斟酌宋元明旧制，厘正四书文体。”
杨深秀关于革新的思想和行动，特别是他与守旧派的斗争，对整个变法运动都有重大意义。其意义就在于，他不仅从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将康有为已放弃了的“变法须变人”的原则贯彻到底。
本来康有为对守旧派早有认识，在变法之前就曾进行过比较尖锐的揭露和批判，从而得出“若明知冗员而不能更革，是虽有良法而无自推行”的结论。康有为还对光绪说：“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遗憾的是，当变法真正开始后，改良派在顽固派的反对和攻击面前妥协退让，放弃了变法须先变人的正确主张。六月十六日康有为对光绪说：“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荐擢小臣。”这竟成了康有为关于维新变法的根本原则，以此取代了原来变法须变人的宗旨，用“专折奏事”代替了原来“开议院”的奋斗目标。甚至当谭嗣同、林旭“欲开议院”时，康有为竟“以旧党盈塞，力阻之”。而这时的杨深秀正在按照他关于“革旧”“明赏罚”的思想，和守旧派进行斗争。就在康有为发表上述意见后第四天，他专折上奏光绪，弹劾许应6.
九月初，“奏折繁多，无议不有，汰冗官，废卿寺之说尤多，上决行之。”“形势法论，轻则停廪罚科，重则或予斥黜。”这就等于废除那些通过科举仕进的旧官僚赖以安身立命的凭借，自然要遭到守旧派的反对。他们把“废四书文”的主张诬为“过激之说”，而杨深秀则将其斥为“不通之论”。并进一步申明“厘正文体”，“其事为至顺，其收效至神”，对于“维持正学，培育真才，必有大裨。”
革除守旧派官僚就必须充实有治国真才的新官吏，靠他们在改革旧制度的同时建立和推行新政。如何造就出这样的新官吏呢？杨深秀认为派人出国学习及翻译外国书是较快较好的培养办法。他建议光绪“饬下总署速议游学日本章程”，派“妙年聪敏有才志者，游历泰西各国”，“省一炮之费，以举译书之事。”其中心思想是学习外国，主要是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因为“日本变新之始，皆遣贵族聪敏学生出洋学习”，“故能归而变政，克有成效。”此外，“尽译泰西精要之书”也是日本变法成功的经验之一。所以，还要开译书局，“将泰西日本各学精要之书尽可译之”，这样就能使“人才不胜用矣”。此事不可拖延，要迅速“议行，或年拨数万金试办。”
杨深秀对守旧派的分析批判以及关于除旧布新的建议，对光绪接受维新变法的主张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使他认识到“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在六月十一日下诏定国是，宣布开始实行变法，并批准了有关派人出游、设译书局以及厘正四书文体的建议。这是维新派取得重大胜利的标志，也是变法运动发展到高峰的标志。这个局面的出现固然是以康、梁为首的改良派长期努力奋斗的结果，然而光绪能在这个时间下诏定国是，杨深秀则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