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阿哥今年58岁，他的夫人比他小一岁，膝前一子，任警界，收入很少。有一个儿媳妇，一个孙子。人口虽然不算多，可是说出来也许没人相信，他老人家的每日三餐，几乎每日都不能获得一饱。在生活高压之下，他日夕都为衣食问题所困扰，终于在去年4月间左目失明。9月，右目又失明。
现在，大阿哥已经是一个与世隔阂的人啦。坐在那个不知是龙床还是凤床的床上，大阿哥以枯槁的手臂扶住了床栏，用沉郁的语气，吐出了如下沉痛得令人心酸的话来：
“现在我是一个房子地亩都没有的人啦，寄居在亲戚家，可说是分文也没有收入。她（指大阿哥之妻）每月从娘家拿回来的饽饽钱二十几块，也只好充作家用了。可是，这二十几块怎么够用呢？我们现在每日三餐的粗粮都不能够饱了的。唉！一转眼，四十多年啦，宫中的生活，俨如昨日事。这也许是当年享受太过的报应吧！”
根据记载，大阿哥肯定活到了1949年以后。但此后他到哪里去了，是否还活着，晚年的生活又怎样了，是否还是那么凄苦不堪，再也没有任何人的关心。皇子皇孙，末路如此，令人可悲。只有历史学家还常常想起这位险些成为皇帝的大阿哥，他们想象着：假如大阿哥溥亻隽当年真的做了皇帝，那后来的情形又会如何呢？
死里逃生，黑暗中等待来的时机
只有一个人――一个朝廷的首要大臣，幸运地逃脱了惩罚。这个人就是荣禄。历史学家为此至今争论不休。他没罪吗？他是怎样逃脱的？
尽管在义和团大闹京城的时候，在围攻使馆的时候，荣禄已经为自己留足了后路，但作为中国军队的总指挥，他又怎能脱得掉干系。他怎么能把自己的屁股擦得如此干净，好像他始终坐在正确路线（现在可是联军正确）的一边？
起初，西方联军把他放进了祸首战犯的名单中，只是后来又勾掉了他的名字。这就更加不得了！连赵叔翘那种当时只不过没把义和团是否可用的话向慈禧说清楚的人，都被无情地宰了，他，荣禄――进攻使馆的军队是他的军队，指挥进攻的司令官董福祥是他的人――竟然会逃脱死难！真是奇迹。
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历史的迷雾有时永远也不会澄清。
慈禧刚刚逃难的时候，荣禄并没有跟着。后来知道，他跑到保定去了。再后来，他接到慈禧的懿旨，要他“留京办事”。他根本不去，在保定地区徘徊不已，一会儿汇报说自己的老婆病了，后来干脆说“老婆死了”，总之就是不到北京。他怕。后来李鸿章到了北京，荣禄终于想到了一个理由：与西方谈判求和是很重要的事情，你李鸿章主外，我荣禄可在流亡的朝廷中“主持赞襄一切”。不过，这种重要的建议，需要你李鸿章同慈禧说说。李鸿章同意了。荣禄回到了慈禧身边。
但联军还是把他列进了战犯名单。荣禄，哦，这战犯中怎能没有他呢？
就在这时――历史学家考证出――北京忽然出现了一本《景善日记》，是一位同朝廷大臣很友好的、已经退休的清廷官员写的。在这本日记中，极言荣禄如何反对义和团运动，不仅没有主持对使馆的进攻，而且多方保全。总之，如果没有荣禄，使馆中的洋人早就成了肉酱了。
这本《景善日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庚子事件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直到许多年后，才由历史学家考证出来：它完全是伪造的。
是谁伪造的？是荣禄吗？没有任何证据。景善其人，正好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那天死掉了，更是没有了对证。
那么，这本日记，究竟对荣禄大人从战犯到功臣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也没有任何证据。我们知道的仅仅是：如果这本日记真的被联军中的任何人看到，都会对荣禄的荣辱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联军希望慈禧不离开北京。要谈判，就要同主要决策者来谈。我们从《景善日记》看到，荣禄大人也正是这样认为的：
8月9日（联军攻入北京前5日），消息不佳，荣禄之兵大败，洋人节节逼近。老佛爷意欲巡幸热河，荣禄力谏，说：即使洋兵进城，太后您也不可离京。
8月12日，荣禄入宫，报告李秉衡死的消息给太后，君臣相对而泣。这都是诸王公及拳匪所酿之祸，使我国至于此也。荣禄乃极聪明之人，至此并不表曝自己的先见之明。太后说：出走不如殉国。并令皇帝也要一起殉之。荣禄恳请太后听他的话，留在北京，下一上谕，将端王等斩首，以正其矫擅之罪，而明朝廷之心。
而且，谁说董福祥是荣禄的人，谁说进攻使馆是荣禄大人主持的？《景善日记》可不这样认为：
荣禄曾劝董福祥不要进攻租界。我听荣禄亲自对我说：最近，董福祥派了一个满兵，暗杀荣禄。不过，此兵反把董福祥的密谋告诉了荣禄。此兵是安海（即杀死德国大使的人）的弟弟。董福祥认为，他一定痛恶洋人，并对荣禄更加仇恨。但此兵乃荣禄旗下之人也。
荣禄又上奏。引春秋左传之言：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今日围攻使馆之举，实在悖于公理，是又愚蠢又笨拙，对此，各国将永不能忘，视中国为野蛮无礼之国。太后说：听说有一个非洲小国，都能战胜强英，中国岂不能战胜列强。荣禄说：“今日之势，实非其比。若此时即与列强议和，国犹可以不亡，如使馆毁灭，则社稷危矣。”荣禄极力开陈，太后之意渐转。
至于荣禄是怎样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善待洋人的，《景善日记》更是有生动的描写：
有一洋人露其体，在崇文门大街，逢人叩首，就是对于挑脚之夫，亦叩头请其饶命。他讨到数枚银钱，自己说不久会被杀死，但从未做过坏事呀。这时，荣禄手下的人把这个洋人带到荣禄大人那里，荣禄不仅没杀此洋人，而且放了他。有人问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能打败洋鬼子，就是因为荣禄保护他们呀！
慈禧所以向列强宣战，一个重要原因是看到了洋人要她归政的“照会”，一时激愤所致。而就在天津失守的那一天，荣禄查出了那“照会”是伪造的，连伪造人都查了出来：
7月16日，消息甚恶。天津已为洋兵所得，势将节节进逼，军机处没一个人敢把这消息奏闻。端王大胆入奏曰：“天津已教洋鬼子占了，都是义和团不虔心遵守戒律，所以打败。但北京极其坚固。鬼子决不能来。”
今晨荣禄上奏言，现已查出，前日外国公使之照会，请太后归政者，实系伪造，乃端王载漪命军机章京连文冲所为。
所以，近日太后对于端王甚为忿怒，对端王说：“假如洋兵入京，你的头必不保。”
这样一个伟大的、善良的、理性的，处处按照国际公法行事的荣禄，怎么会是“战犯”呢？！如果联军知道了这些信息，荣禄对他们来说，可是大大的功臣呀！
然而，荣禄尽可以瞒天过海，却不料他的亲信董福祥给他透了底。惩治战犯中，董福祥被革职降调，认为受了荣禄的欺骗，于是上书荣禄（译文）：
中堂阁下，谨禀者：我董福祥的罪名大了，却仅仅把我的官职给撤掉了，又承蒙您亲自写信慰问，真是感愧交并。但我还是有一肚子苦水，不知向谁倾诉，不能不愤怒至极而仰天痛哭！
我董福祥是率兵打仗的，胜也罢，败也罢，都是奉了您的命令，听从您的指挥，没有一次是我擅自主张。这固然是我这个作部将的职分，但也是因为敬重您舍身体国，所以才竭尽全力，甘犯众怒，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成为您的前驱。
还记得吗？戊戌9月份的时候，您想干一件非常的大事情（指慈禧发动的戊戌政变），14日您发电报命令我统兵入京，我董福祥立刻就照办了。
去年（1900年）北京闹义和团，您一次又一次地指示我向使馆进攻。我董福祥认为事关重大，迟疑未决，承蒙您的驱策，我不敢不遵奉您的命令。后来，您又发指示，并当面嘱咐我多次：“围攻使馆不妨开炮。”我董福祥开始还顾虑这会得罪各国，杀戮各国大使，一旦各国进攻我国，我们就完了。董社祥承当了这样大的责任，是因为您说：“戮力攘夷，祸福与共。”我董福祥是一介武夫，无知无识，只是依靠中堂您而效犬马之劳罢了。
可今天，中堂您巍然执政而我董福祥却犯了大罪，我很愚蠢，实在是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想我董福祥对您，不可谓没有尽力吧！您命令我干那非常的事情，我冒死服从。您欲抚慰义和团，我给您推荐了义和团首领李来中。您想进攻使馆，又是我为您拼命死斗。一切都是您命令，我服从，罪名却由我一个人承当了。我的士兵都给解散了，他们对此很不甘心呀！而且有人想得到您的脑袋！
我董福祥为了国家，可以自拚一死，但是部下将士的怨恨，我不能弹压。这只有靠您来想办法啦！
荣禄接到董福祥的信，吓了一跳。千思万虑，怎么把这个不要命的武夫给忘了！饶是他再有阴谋手段，碰到这冰冷的石头棱面，也会无能为力，一筹莫展。钻石可以砸碎或扔弃，但没法在上面钻眼。猜疑变成了疯狂，苦恼变成了仇恨。看来，失去了一切的董福祥豁出去了。
但还有办法，荣禄大人总是有办法的。对方失去了官职，他可以用金钱来补偿。他来信威吓，不就是想要钱吗！
好，给你。只要能免了灾难，多少钱都行。等事情完了以后，看我再慢慢地收拾你！《梵天庐丛录》在记载下董福祥的信件后说：“荣禄急忙给董福祥送去50万两银子，他部下的将士也都给了赏钱。这样，董福祥就不再言语了。”
总之，荣禄躲过了他一生中最难度过的一关。阴谋战胜了主义，狡猾战胜了天才。他的周围，一个朝廷坠入了深渊：载漪流放了，刚毅自杀了，赵叔翘上了断头台……他的战友们，或死或销声匿迹，一无例外。庚子年间，几乎所有在动荡中跳上跳下的政治家们，全部倒了下去。惟有他――荣禄――靠着政治智慧和锲而不舍，靠着善于在黑暗中等待时机、在地下挖沟打洞，终于战胜了劫难。他施展魔术，逃脱了魔爪。
归辽神鹤竟何之
战犯问题笃定，条约谈判开始比较顺利起来。但谈判即将结束的时候，李鸿章病逝了。此前，78岁的李鸿章以衰年之躯而膺艰巨，早就忧郁积劳，时病时愈，几以为常。
1901年9月5日，李鸿章又伤风感冒，“鼻塞声重，精神困倦。”但9月7日，他不遵医嘱，带病前往西班牙公使馆，在《辛丑条约》上签字。
《辛丑条约》计12款，有附件19个，主要内容为：
1.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付清，加上年息4厘，共达9.8亿多两。此外，还有地方赔款2000万两以上，总数超过10亿两。这项赔款史称为“庚子赔款”。
2.准许各国在北京以及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沿线的12个战略要地，派兵驻扎；大冶炮台以及从大沽到北京沿线的炮台，一律削平；天津周围20里之内不准中国军队驻扎，军火和制造军火的原料禁止运入中国，禁运期两年以上。帝国主义侵略军由此完全控制了京、津地区。
3.北京东交民巷一带辟为“使馆区”，各国可在使馆区内驻兵，中国人一概不准在界内居住。这样，使馆区成为了事实上的“国中之国”。
4.清政府惩办“祸首诸臣”，最后被认定要判罪的共96人。在外国人被害受辱的城镇，停止文武备等考试5年；今后永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具有反帝性质的组织，“违者皆斩”。
5.改总理衙门为“外交部”，“班列六部之前”，指定由皇族亲贵担任大臣。
6.按照外国意愿修改通商行船条约。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列强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副极为沉重的枷锁，也是清政府给自己立下的一纸卖身契。
李鸿章在条约上签字后，返回寓所，“寒热间作，痰咳不支，饮食不进，益觉委顿难堪。”这时，俄国又来强逼李鸿章签署出卖东三省的协议，倘不签署，俄国将不撤军。10月30日，李鸿章抱病到俄国使馆议事，归后“呕血数碗”。此前，9月22日，李鸿章向在西安的朝廷上《和议会同画押折》，总结议和订约，其中有一段画龙点睛的话：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猝，创深痛钜，薄海掠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
知道自己要死了，李鸿章留下了遗折：
伏念臣受知最早，荣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痛；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赉志以终，殁身难瞑。现值京师初复，銮驾未归。和谈新成，东事尚棘，根本之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患难，定能一心协力，翼赞许谟，臣在九泉，庶无遗憾。
他还老泪纵横地吟成一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据李鸿章弥留之际在场的周馥回忆：李鸿章临终时，两目炯炯不瞑。周馥抚握着李鸿章的手说：“未了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去吧。”
李鸿章的眼睛这才闭上了，但还是不住地流眼泪，口动欲语。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伤心而死，享年78岁。
此前，慈禧在得到李鸿章病危的奏报后，“甚为惦念”，“为之流涕”，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这如此重荷，更有何人分担。”
次日，传来李鸿章逝世的消息，慈禧“震悼失次”，“拥顾错愕，如梁倾栋折，骤失倚恃。”
吴永评论说：“至此等关键，乃始知大臣元老为国家安危之分量。”
清廷特旨，予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寺，原籍建立专祠，并将生平战功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
1903年，李鸿章被安葬于合肥东乡大兴集夏小影。
现代的历史学家，虽然其职业要求他直接呼吸着历史年月的气息，以求鞭辟入里的评论。但，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李鸿章的历史，毕竟是五十年代后在一种特殊的情境下创造的。其时大清王朝的遗骨已化为灰烬，一切伤残者都已物故，创伤已经痊愈，对李鸿章的评论当然严酷苛刻。当此之时，重温在李鸿章死后3天，便为其立传的现代史学奠基人梁启超先生对他的评价，对我们真正认识这位清朝的中兴名臣，会有很大的帮助。
梁启超先生说：
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19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虽然，其人物之位置果何等乎？其与中外人物比较，果有若何之价值乎？试一一论列之。
第一，李鸿章与霍光。史家评霍光曰不学无术，吾评李鸿章亦曰不学无术。则李鸿章与霍光果同流乎？曰：李鸿章无霍光之权位，无霍光之魄力。李鸿章谨守范围之人也，非能因于时势行吾心之所安，而有非常之举动者也。其一生，不能大行其志者以此，安足语霍光？虽然，其于普通学问，或稍过之。
第二，李鸿章与诸葛亮。李鸿章是忠臣也，儒臣也，兵家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中国三代以后，具此五资格，而永为百世所钦者，莫如诸葛武侯。李鸿章所凭藉，过于诸葛，而得君不及之。其轫起于上海也，仅以区区三城，而竟能奏大功于江南，创业之艰，亦略相类。后此用兵之成就，又远过之矣。然诸葛治崎岖之蜀，能使士不怀奸，民咸自厉，而李鸿章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己用。诸葛亮之卒，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鸿章以豪富闻于天下，相去何如耶？至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犬马恋主之诚，亦或仿佛之。
第三，李鸿章与郭子仪。李鸿章中兴靖乱之功，颇类郭汾阳，其福命亦不相上下。然汾阳于定难以外，更无他事，鸿章则兵事生涯，不过其终身事业之一部分耳：使易地以处，汾阳未必有以过合肥也。
第四，李鸿章与王安石。王荆公以新法为世所诟病，李鸿章以洋务为世所诟病。荆公之新法与鸿章之洋务，虽皆非完善政策，然其识见规模决非诟之者之所能及也。号称贤士大夫者，莫肯相助，且群焉哄之。掣其时而议其后，彼乃不得不用俭壬之人以自佐，此安石、鸿章之所处同也。然安石得君既专，其布划之兢兢于民事，局面宏远，有过于鸿章者。
第五，李鸿章与秦桧。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第六，李鸿章与曾国藩。李鸿章之于曾国藩，犹管仲之鲍叔，韩信之萧何也，不宁惟是，其一生之学行见识事业，无一不由国藩提携之而玉成之。故李鸿章实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评。虽然，曾文正，儒者也，使以当外交之冲，其术智机警，或视李不如，未可知也。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而李则血气甚强，无论有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
第七，李鸿章与左宗棠。左、李齐名于时，然左以发扬胜，李以忍耐胜。语其器量，则李殆非左所能及也。湘人之虚骄者，尝欲奉左为守旧党魁以与李抗，其实两人洋务之见识不相上下，左固非能守旧，李亦非能维新也。左文襄幸早逝十余年，故得保其时俗之名，而以此后之艰巨谤诟，尽附于李之一身。文襄福命亦云高矣。
第八，李鸿章与李秀成。二李皆近世之人豪也。秀成忠于本族，鸿章忠于本朝，一封忠王，一谥文忠，皆可以当之而无愧焉。秀成之用兵之政治之外交，皆不让李鸿章，其一败一成，则天也。故吾求诸近世，欲以两人合传而毫无遗憾者，其惟二李乎。然秀成不杀赵景贤，礼葬王有龄，鸿章乃给八王而戮之，此事益犹有惭德矣。
第九，李鸿章与张之洞。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则是张之洞也。虽然，张何足以望李之肩北。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好名故常趋巧利。之洞于交涉事件，每每与鸿章为难，要其所画之策，无一非能言不能行。鸿章经常语人云：不图香涛作官数十年，仍是书生之见。此一语可以尽其平生矣。至于其虚骄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有常识有大量，尤相去霄壤也。
第十，李鸿章与袁世凯。今后承李鸿章之遗产者，厥惟袁世凯。袁世凯，鸿章所豢养之人也，方壮之年，出膺大任，其所表见盖未著，难悬断焉。但其人功名心重，其有气魄敢为破格之举，视李鸿章或有过之。至其心术如何，其毅力如何，则非今之所能言也。而视今日群僚中，其资望才具，可以继鸿章之后者，舍袁难其人也。
第十一，李鸿章与俾斯麦。或有称李鸿章为东方俾斯麦者，虽然，非谄词，则妄言耳。李鸿章何足以望俾斯麦。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斯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二者相较，莫霄壤何如也。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胜劣败之公例然也。虽李之际遇，或不及俾，至其凭藉则有过之。人各有所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雄。李自诉其所处之难，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难，非李所能喻也。使二人易地以居，悟知其成败之数亦若是已耳。故持东李西俾之论者，是重诬二人也。
第十二，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李鸿章与日相伊藤，中日战之两雄也。以败论，自当右伊而左李，虽然，伊非李之匹也。日人常评伊藤为际遇最好之人，其言益当。彼当日本维新之初，本未尝有大功，其沥风沐雨之阅历，既输一筹，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虽然，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漏，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如此求全责备评论后，梁启超先生叹息道：“虽然如此，今日举朝二品以上大员，五十以上达官，无一能及彼者，则吾可以断言也。今后如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不可复观也。”
最后，梁启超为李鸿章写了一副挽联：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回銮，惨重代价换来的和平
终于要回銮了――回到北京的紫禁城。
早在1901年6月7日，慈禧就预定了从西安返回北京的日期：“以和局已定，诏择于8月1日回京。”
其时，和约尚未签订，但和约的文本已经看到了。不错，是个很屈辱的和约。按照西方规定的条件，不仅要把庚子年间忠心耿耿跟着老太后前进的皇亲国戚军机大臣地方官员全给杀了流放了，还要赔偿45000万两银子！
杀大臣，老太后是心疼的；但不杀大臣，联军就要杀到西安，把老太后给宰了。两相权衡，还是把别人的脑袋割下来比较好一些。这件事情做完了。做了也就做了，好像也没有伤害了国本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