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为确保广泛听取臣下进谏有制度上的保证，健全了封驳制度。在中书省和门下省之间的关系上，中书省制敕诏命草成后，由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查，然后交门下省（给事中、黄门侍郎）封驳，议论其得失，然后由宰相作出决断。决断交皇帝裁决，裁决后交付尚书省执行。然而这一制度上的规定，往往不被有关部门及其官员认真地付诸执行。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对一些大臣“奉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的状况甚为不满，再次强调：“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唯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在健全封驳制度的同时，唐太宗又重视发挥谏官的作用，注意谏官的选择。“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当即起用原东宫府中的王珪、韦挺、魏徵为谏议大夫。规定“中书、门下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唐初的谏官包括左右散骑常侍4人（掌规讽过失，侍从顾问），左右谏议大夫8人（掌谏谕得失，侍从赞相），左右补阙12人（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事上封事），左右拾遗12人（掌同补阙）。例如王珪、魏徵，均由谏议大夫最后被提拔担任侍中职务，掌管对中书省起草的诏令进行议论封驳。贞观后期崭露头角的褚遂良，亦是最初任谏议大夫，经黄门侍郎而最终被任命为中书令，负责掌管诏令的起草，是继魏徵、王珪之后又一位以直谏著名而又握有重要权力的大臣。
在鼓励臣下直谏的政策下，有人在进谏时难免有夸大其词的地方。贞观八年（634年），中牟县县丞皇甫德参在上书中说：“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太宗阅后大怒，对房玄龄等人说：“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无发，乃可其意邪！”想要对皇甫德参以“谤讪”论罪。魏徵闻知后，进谏说：“贾谊当汉文帝时上书，云‘可谓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自古上书不激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惟陛下裁察。”太宗闻谏后，也意识到：“朕罪斯人，则谁敢复言！”同时，赐绢20匹。至于乘广开言路之机诬陷他人者，如本书前引陈师合诬陷杜如晦，结果被流放到岭外；有人诬告魏征谋反，结果诬告者被依照诬告反坐法律处以死刑。可见，唐太宗鼓励直谏的同时注意划清言词“激切”与有意“讪谤”的界限；对于诬陷他人以及以直谏为名“讦人细事”，则依法论罪。这一切，都是为了广开言路，以利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