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生活和求知道路上，每个人的成长与进步都离不开贵人相助，而本书的形成与出版乃可视为我人生不同阶段中贵人提携的结果。
1994年夏，当获悉厦门大学人类学专业停止招生的消息，我不由深感民族学人类学专业在经济大潮中遭遇的尴尬处境。此时，答振益教授给我争取了继续攻读硕士学位的机会，将我领进回族研究的园地。三年后，他打消了我到西北工作的念头，帮助我留校任教，以便继续深入开展关于回族的研究。
2001年秋，备考博士前，我来到雷振扬副校长他办公室请他签字时，顺便咨询：“到底是考武汉大学还是中央民族大学？”他很坚定地回答：“应该考中央民族大学！”这一回复打消了我的犹豫。后经中央民族大学丁宏教授的引见和马启成教授的力荐，使我有幸忝列于王建民教授门下。当时分数虽排名第四，经王老师的鼎力相助，使我得以有机会跨进中央民族大学的人类学之门。入学后，没有他在生活上的帮助和学术上的熏陶，我的学业也不能顺利完成。王老师不仅在学术上拯救了我，也总在在生活上给予扶持。2003年非典时期，学校封闭管理，他主动来电话询问我的处境，得知我生活费用紧张后，他赶紧到银行取出1500元，并亲自跑到中央民族大学西门递送给我。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令备受“非典恐惧症”折磨的我感到温暖和幸福！
至今令我十分怀念的是王老师每周一次的“office time”。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他始终坚持召集硕士和博士生就课程学习、论文开题、论文写作等进行讨论。我们论文选题确定后，都曾在这个小型的seminar上汇报过。而本书的选题和开题、调查提纲的拟定、田野工作的开展、具体写作和修订等环节上，他都曾抽出专门时间给予了具体详细的指导，最终确定了以族群认同理论来分析西道堂的历史与现实。这在潜移默化中传授了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这足以令我受益终身！如果没有他此前的全面指导和严格把关，本书在理论上很难有所提升，也难以避免出现不当之处。毕业后，王老师也多次关心本书的出版问题，十分荣幸的是，工作任务极为繁重的他得知本书即将付梓，毫不犹豫地为本书作序，令学生感激万分！可以说，本书从选题、写作、修订，乃至出版的整个过程中，王老师都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在中央民族大学求学的三年间，学术前辈马启成教授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予了最真挚的帮助，在田野工作开展的过程中，也不例外。他的信任和支持，不仅保证了我的田野工作的完成，还使我一度有幸参与了中国回族学会的相关具体工作。
论文开题时，北京大学的王铭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罗红光教授、清华大学的景军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的潘蛟教授、张海洋教授、包智明教授以及我的导师均给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对我深有启发。2005年夏举行博士论文答辩时，有幸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的雅森·吾守尔研究员、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的马启成教授、王建民教授、潘蛟教授和段伟菊老师等共同参加。在此，十分感谢他们在百忙之中，为我学业的完成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独学无友，往往难以进步。令我欣慰的是，在北京，有幸遇到了宁夏社科院的丁克家、大学同窗海力波、宁夏大学的周传斌、北京大学的马雪峰，以及来自西道堂的敏俊卿。使我得以与故友新朋欢聚一校，畅叙友情，共同砥砺，如切如磋，其乐融融。这使奔走在求知路上的我倍觉兴奋和温馨，而不至于孤单。其后，在本书的调查和写作中，他们均给予了相应帮助。
2003年秋，田野工作开展前，丁克家先生领我拜谒了前来北京开会的敏生光教长。敏教长热忱接纳了我冒昧的请求，积极支持我的调查。其后。我于2003年斋月间和2004年夏季赶赴临潭旧城，对西道堂定居点进行了调查，较为顺利完成我人类学学习的成年仪式。
每次到兰州，都受到敏承喜的热情款待，敏承忠还亲自驾车送到临潭。在临潭，敏生光教长亲自在家中设宴招待了我，下了海地耶，还赠送了一只精致的钢笔，令我没齿难忘！二师傅马逢春先生对我调查作了具体的指导，敏生元、韩清一、马忠维三先生具体协助了我的调查；两次调查中，敏俊卿及其父母照顾了我的起居。相对于格尔茨夫妇在巴厘岛居住一个月还进入不了社群内部的遭遇，我的来到并没有收到地方社群的忽视，相反，两次调查都受到了周到和热情的接待，且得以顺利的进入社群内部，以至于走在临潭的街道上，我时常被人视为了西大寺的人（即西道堂的教生）。显然，如果没有西道堂集体的积极配合，很难获得更多的田野材料。
2003年斋月，兰州的杨文炯教授带我考察了漫天飞雪中的五星坪拱北群，并对我的研究计划给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2004年酷夏，调查返程时，临时在兰州大学马晓军博士的宿舍住了一宿，巧合的是，其硕士论文也是以西道堂为题，在我们彻夜交流了研究心得后，他肯定了的调查，并以其论文相赠，鼓励我再接再厉。
此书的出版首先得益于宁夏人民出版社何志明副社长的鼓励和指导。编辑过程中，王永亮老师、杨皎女士、马文梅女士等人付出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没有他们的辛苦协助，本书很难得以面世。
遇到经费困难时，中南民族大学的雷振扬副校长、李金林副校长、教务处刘宝俊教授、研究生部主任田敏教授、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许宪隆教授均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他们的关怀使我倍感母校的大爱。作为我生活、学习与工作的地方，母校中南民族大学始终给我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工作环境，在此，对于母校各位领导的关怀，表示由衷的感谢！
不言而喻，如果没有以上诸位贵人的提携，此书每个环节都不会如此顺利。在本书出版之际，请允许我对诸位贵人表示我最诚挚的谢意！另外，我的妻子马威曾经是我学习人类学的同伴，七年来，我们一直在相近的专业兴趣和生活趣味中相互促进，共同进步。此刻，请允许我感谢她对我的支持，因为她也曾很多次帮助我矫正学术上的过失！
最后，有必要说明的是，本书的叙述、分析和阐释，虽然以西道堂为主，但目的在于以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来阐释西北回族（伊斯兰教）社会内部的差异性，并期望社会各界人士对其形成的客观历史有同情性理解，我认为，如果能认识到具有差异性的宗教群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互惠性，那么，人们或许会更为宽容地看待民族或宗教内部的差异性。但愿这种研究不仅有益于回族或穆斯林内部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包容，也希望有助于彰显人类学研究的价值！
2010年10月2日
修订于中南民族大学东区家属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