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因连续8年粮食丰收，所以短期内不会面临重大粮食安全问题，但美国的粮食战略已经潜心经营了30多年，而中国又被美国视为潜在威胁，所以美国早已制定了针对中国的粮食战略，并且，已经完成了布局，现在已经到了发起攻势的时候了。
我们常言“民以食为天”，实际《汉书·郦食其传》所述完整句为：“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这说出了中国古典的粮食与政权思想。
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对粮食的重要性、粮食危机以及种种应对政策有着丰富的经验。
春秋时期，《管子牧民》中记录了齐国政治家管仲对粮食生产和储备的论述，他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对于粮食的重要性，他强调了两点，其一“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其二“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粮食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否则国无以安，“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其意为：不生产粮食的国家，国家必亡；粮食生产仅能自足的者，只能称霸；粮食生产充足并有富余的国家，才能够统治天下——而这正是当今美国的利用粮食统治全球的霸策。
《礼记王制》曰：“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其中之“蓄”就是指粮食储备。《管子轻重甲》说：“天下有兵，则积藏之粟，足以备其粮。天下无兵，则以赐贫甿。”
管仲之后，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也明确提出“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并为建立粮食储备立法，制定了《仓律》。
西汉时，政治家晁错向汉文帝上《论贵粟疏》，提出了其所制定的政策就是“重粮贵粟”之策，实际上就是建立在管仲地粮食理论之上，他进而建议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国家粮食战略：“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法令中规定，民众可以用交纳粮食方式，“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这就是以立法的形式鼓励粮农生产。自然，粮食价格也会由此上升，吸引更多的人从事粮食生产。在论述粮食储备时，晁错说：“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贾谊说：“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
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于文帝十二年（前168年）颁布卖爵令，取得了预期效果，西汉国力因而迅速得到恢复。
隋朝虽然短命，但却建立了中国古代最完善粮食仓储制度，《贞观政要》记载说其“仓库盈溢……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唐中期著名政治家陆贽也对建立国家粮食储备有所论述，且认为不但要建立官方粮食储备，而且还应该建立民间粮食储备，他说：
《语》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此言君养人以成国，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体。然则古称九年六年之蓄者，盖率土臣庶，通为之计耳，固非独丰公庾，不及编甿。《记》所谓“虽有凶旱水溢，人无菜色”，良以此也。后代失典籍备虑之旨，忘先王子爱之心。所蓄粮储，唯计廪庾。犬彘厌人之食，而不知检；沟壑委人之骨，而不能恤。乱兴于下，祸延于上，虽有公粟，岂得而食诸？故立国而不先养人，国故不立矣；养人而不先足食，人故不养矣；足食而不先备灾，食故不足矣。为官而备者，人必不赡；为人而备者，官必不穷。
唐朝为此建立了粮食储备制度，制定《厩库律》，共计二十八条。开元二十七年（739），唐玄宗敕令曰：“理国者，在乎安人；安人者，在乎足食。以古先哲后，立法济时，使家有三载之储，国有九年之蓄，虽遇水旱，终保康宁……宜因丰穰，预为收贮，济人救乏，孰先于兹。宜令所司速计，料天下诸州仓，有不充三年者，宜量取今年税钱，各委所由长官，及时每斗加于时价一两钱收籴”（《册府元龟》502《邦计部平籴》）。唐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最富足的王朝，就是因为粮食充盈，唐朝玄宗天宝八年（749年），“通计天下仓粮、屯收并和籴等见数，凡一亿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当时唐朝总人口约为五千万，人均储粮就达到480公斤。
明清时期，中国商人中形成一群著名的徽商，徽商中的主体就是粮商，他们和茶商、木商一样古老。江浙一带历来有“江浙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之谚，可见江浙、湖广都是中国的粮米之乡，徽商就是从这两地向全国各处通过水路、陆路贩运，明嘉靖《徽州府志》中记载说，徽州粮商“转他郡粟给老幼，自桐江，自饶河，自宣池者，舰相接肩相摩”；明天启《休宁县赋税官解条议全书》中也记载说：“徽郡仰给江浙，旧例买稻俱派水商……屯溪系一邑总市，商牙辐集，米船络绎相继”。
《明熹宗实录》有一段记载，称徽州粮商在灾年囤积不售，以抬高粮价，结果惹怒民众，“万历庚申（1620年）（苏州）因遏籴米腾，一二饥民强借徽商之米，有司稍绳以法，而遂有万人屯聚府门，毁牌殴役，几致大变”——一个浅显而又明确的道理：民众没有民主、自由还能忍受，但若没粮吃，那就忍受不了多久了。
在应对粮食危机中，中国也不乏真知灼见。据史载，唐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秋天，歙州（徽州前身）遭遇干旱，粮食价格因此大涨，于是朝廷官员和民众都要求宣歙观察使卢坦发布政令，压制粮价。但卢坦说：“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民益困矣”。
但是，古典智慧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人在现代也是精明的粮食商人。
中国古代在世界历史中都算是一个奇迹，因为中国自秦统一后一直延续了2000年，直至清朝灭亡，高度统一而且体制十分稳定。自秦统一后社会模式和国家制度、甚至文化发展都表现的非常稳定，2000年的进化只是在各方面更加深化，而不是发生质的改变。其间尽管多次经历革命，但无一列外都是改朝换代，而非真正的国家革命、制度革命和思想革命。中国为何能保持这样的高度稳定和传承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历代政府都强调一点：重农抑商。
中国的最基本国情就是直到1980年代以前一直是个农业大国，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工业化。重农抑商并非像我们过去几年曾经批判的那样，过于重视农业而忽视了商业对社会的贡献。过去，中国统治者的确把商业活动看成是不劳而获的人进行的种种罪恶活动，他们认为只有安心于农事才是良民。尽管这种认识相当粗浅，但不可否认，重农抑商给中国的统治者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本面，而抑制商业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商业投机活动，从而避免了给社会造成持续不断的动荡。这种朴素的认识其实就给一个依靠农业立国的帝国带来了稳定的基础。当然，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比比皆是，但这起因于统治层的贪婪和压榨，中国古代的基本矛盾是官民矛盾，而不是商业利益矛盾。同时，频繁的农民起义给粮食安全作了一个注脚：如果饥饿蔓延，那么必然就会引发暴动。对于现代而言，重农抑商是把农业与商业截然分开，是低级文明的表现，现代农业是与商业紧密结合的，美国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他们拥有粮食寡头，且粮食寡头与资本高效融合，由此形成了庞大的农业巨兽，可以征服一切。
相反，综观当今这个世界，大部分国家实际上都蕴含着粮食风险，而这些国家的“粮食风险”对美国来说，那就是巨大的粮食商机和利润。
英国著名风险分析公司Maplecroft在2011年8月末发布了“2011年粮食安全风险指数”。该数据是在对全球196个国家粮食供应的充足性和稳定性进行调查后得出的，其中“非洲之角”索马里风险指数第一，其周边地区的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以及刚果都属于“极度高风险”国家，撒哈拉以南、南非以北地区都是高风险区，亚洲的高风险区是南亚，中国为中等风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则是世界最低风险区。
粮农组织总干事雅克迪乌夫将世界超过10亿的饥饿人口称为“我们现代的悲剧性成果”。非洲之角的历来是灾难的驻足之地，2011年又遭遇了6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连续两个雨季没有降雨，导致大量农作物绝收，至2011年8月，仅索马里南部地区就有2.9万名年龄在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约30%的人营养不良；东非地区大约1750万人陷入饥饿。在摩加迪沙，2011年6月玉米价格已经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100%，高粱上涨了180%。
南亚地区陷入与撒哈拉以南国家同等的粮食风险等级中有点出人意料，负责绘制这份地图的海伦·霍奇（Helen Hodge）说，“尽管印度的经济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但是国民收入差距严重不平衡，这从婴儿死亡率和营养不良的比例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Maplecroft首席执行官艾莉森·沃赫斯特（Alyson Warhurst）称，“粮食安全问题不仅会导致人道主义灾难，还会为社会动荡带来不稳定的因素。由于全球人口不断的在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也在随之增长。这将会让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各跨国机构也会将这一问题提上风险议程。”
如果说中国成功抵御了2007-2008年的粮食冲击，那么面对2010-2011年的第二波粮食冲击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食品价格上涨是中国本轮通胀的直接推手，在中国CPI中食品价格的权重占了近30%。从2011年夏季的情况来看，食品价格上涨已经有所回落，但全球干旱的蔓延极有可能再度推升国际农产品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