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皆乐也，文士为之辞曰诗，乐工协之于钟吕为乐。自后世文士或不闲乐律，言志之文，乃有不可施于乐者，故诗于乐画境。文士所造乐府，如陈思王、陆士衡，于时谓之“乖调”。刘彦和以为“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则是文人乐府，亦有不谐钟吕，直自为诗者矣。乐府题目，有可以赋咏者，文士为之词，如《铙歌》诸篇是矣。乐府之词，在词体可爱，文士拟之，如“东飞伯劳”、《相逢行》、“青青河畔草”之类，皆乐府之别支也。七言创于汉代，魏文帝有《燕歌行》，古诗有“东飞伯劳”，至梁末而七言盛于时，诗赋多有七言，或有杂五七言者，唐人歌行之祖也。声成文谓之歌。曰“行”者，字不可解，见于《宋书乐志》所载魏、晋乐府，盖始于汉人也。至唐有七言长歌，不用乐题，直自作七言，亦谓之歌行。故《文苑英华》歌行与乐府又分两类。今人歌行题曰古风，不知始于何时？唐人殊不然，故宋人有七言无古诗之论。予按：齐、梁已前，七言古诗有“东飞伯劳”、“卢家少妇”二篇，不知其人、代，故题曰古诗也。或以为梁武，盖误也。如唐初卢、骆诸篇，有声病者，自是“齐梁体。”若李、杜歌行不用声病者，自是古调。如沈佺期“卢家少妇”，今人以为律诗。唐乐府亦用律诗。唐人李义山有转韵律诗。白乐天、杜牧之集中所载律诗，多与今人不同。《瀛奎律体》有仄韵律诗。严沧浪云：“有古律诗。”则古、律之分，今人亦不能全别矣。《才调集》卷前题云：古律杂歌诗一百首。古者，五言古也；律者，五七言律也；杂者，杂体也；歌者，歌行也。此是五代时书，故所题如此，最得之，今亦鲜知者矣。大略歌行出于乐府，曰“行”者，犹仍乐府之名也。杜子美作新题乐府，此是乐府之变。盖汉人歌谣，后乐工采以入乐府，其词多歌当时事，如《上留田》、《霍家奴》、《罗敷行》之类是也。子美自咏唐时事，以俟采诗者，异于古人，而深得古人之理。元、白以后，此体纷纷而作。总而言之：制诗以协于乐，一也；采诗入乐，二也；古有此曲，倚其声为诗，三也；自制新曲，四也；拟古，五也；咏古题，六也；并杜陵之新题乐府，七也。古乐府无出此七者矣。唐末有长短句，宋有词，金有北曲，元有南曲，今则有北人之小曲，南人之吴歌，皆乐府之馀也。乐府本易知，如李西涯、钟伯敬辈都不解。请具言之：李太白之歌行，祖述《骚》、《雅》，下迄梁、陈七言，无所不包，奇中又奇，而字字有本，讽刺沉切，自古未有也。后之拟古乐府，如是焉可已。近代李于鳞取晋、宋、齐、隋《乐志》所载，章截而句摘之，生吞活剥，曰“拟乐府”。至于宗子相之乐府，全不可通。今松江陈子龙辈效之，使人读之笑来。王司寇《卮言》论歌行云：“有奇句夺人魄者。”直以为歌行，而不言此即是拟古乐府。夫乐府本词多平典，晋、魏、宋、齐乐府取奏，多聱牙不可通。盖乐人采诗合乐，不合宫商者，增损其文，或有声无文，声词混填，至有不可通者，皆乐工所为，非本诗如此也。汉代歌谣，承《离骚》之后，故多奇语。魏武文体，悲凉慷慨，与诗人不同。然史志所称，自有平美者，其体亦不一。如班婕妤“团扇”，乐府也。“青青河畔草”，乐府也。《文选注》引古诗多云枚乘乐府，则《十九首》亦乐府也。伯敬承于鳞之后，遂谓奇诡聱牙者为乐府，平美者为诗。其评诗至云：某篇某句似乐府，乐府某篇某句似诗。谬之极矣。乐府之名本于汉。至《三百篇》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乐之大者，正以郊祀为本。伯敬乃曰：乐府之有郊祀，犹诗之有应制。何耶？又李西涯作诗三卷，次第咏古，自谓乐府。此文既不谐于金石，则非乐也；又不取古题，则不应附于乐府也；又不咏时事，如汉人歌谣及杜陵新题乐府，直是有韵史论，自可题曰史赞，或曰咏史诗，则可矣，不应曰乐府也。诗之为文，一出一入，有切言者，有微言者，轻重无准，唯在达其志耳。故孟子曰：“不以文害词，不以词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西涯之词，引绳切墨，议论太重，文无比兴，非诗之体也。乃其叙语讥太白用古体，谬矣。西涯笔端高，其集中诗多可观。惜哉，无是可也。古书叙乐府，唯《宋书》最详整，其次则《隋书》及《南齐书》。《晋书乐志》皆不如也。郭茂倩《乐府诗集》为诗而作，删诸家乐志作序，甚明而无遣误，作歌行乐府者，不可不读。左克明乐府，只取堪作诗料者，可便童蒙学诗者读之。杨铁老作乐府，其源出于二李、杜陵，有古题者，有新题者，其文字自是“铁体”，颇伤于怪。然笃而论之，自是近代高手，太白之后，亦是一家，在作者择之。今太常乐府，其文用诗。黄心甫作《扶轮集》序云：“今不用诗。”非也。余尚及闻前辈有歌绝句者，三十年来亦绝矣。宋人长短句，今亦不能歌。然嘉靖中善胡琴者，犹能弹宋词。至于今，则元人北词亦不知矣，而词亦渐失本调矣。乐其亡乎！诗之不合于古人，余能正之也；乐之亡，如之何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