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克将军大名扬，贺电祝捷赞歌唱；
热火朝天庆胜利，演说访问走四方。
纳粹德国投降后，艾森豪威尔作为统率数百万大军的盟国远征军总司令，成为战争中最著名、最成功的将军。那时罗斯福已离开人世，因此艾森豪威尔仅次于斯大林、丘吉尔之后，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在邓尼茨政府投降签字后的当天，美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就以国家、盟邦以及美国军队的名义，给艾森豪威尔发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电报说：“你以战争史上最伟大的胜利完成了你的任务。你出色地指挥了从来没有这样集结起来的最强大的部队。你遇到并成功地解决了涉及各种不同的国家利益的一切可以想象到的困难；处理了国际政治问题中前所未有的复杂问题。”
电报进一步指出：“自你三年前到达英国以来，在所有这些方面，你在行动上是无私的，你的判断总是正确的和容纳各方面意见的、你在军事决策中的勇气和智慧完全令人钦佩。”
“你创造了历史，为了人类的幸福创造了伟大的历史，你代表着我们对于美国军队的一位军官所希望和钦佩的一切。这是我对你的敬意和我个人对你的感激。”
这是来自权威方面的最高的褒奖，马歇尔既是美国军队的总参谋长，也是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要负责人。
德军投降后，艾森豪威尔继任美国占领军总司令，他统率的美国军队有300多万。在此期间只要有重大事情去完成，很自然就会提到他的名字。爱德华·R·默罗对杜鲁门总统说，艾森豪威尔是“世界上唯一”能使联合国起作用的人。工党政治家西德尼·希尔曼说，艾森豪威尔是能引导德国将来走向民主的“唯一的人”。英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元帅对艾森豪威尔说，如果发生另一场战争，“我们将把我们的全部人力和物力都交给你调遣”。民主党和共和党人都认为，艾森豪威尔是能够给他们的党赢得1948年总统选举胜利的“唯一的人”。
当德国投降的消息迅速传遍世界时，用丘吉尔的话来说，这是“在人类历史上爆发最大欢乐的信号”。对艾森豪威尔来说，十分繁忙，在以后几个星期内排满了活动。他要和盟国占领军首脑会商占领的任务、职责，还要把美国在欧洲的部队重新部署到太平洋，接待来访的人物；但是，他的大部分精力是用来应付热火朝天的、使人精疲力竭的、长时间的庆祝活动。
庆祝从5月15日开始，他接受邀请到伦敦度过一个晚上。他的儿子约翰、秘书凯·萨默斯比、侍从吉米·高尔特和布雷德利将军，随他一同前往。他们带了兰斯最好的18瓶香槟酒，带着怀旧的心情去访问了“电报”乡间别墅，在多尔彻斯特旅馆吃了一顿便饭，然后到剧院。凯的母亲也和他们在一起，而凯在剧院的包厢内坐在艾森豪威尔的身旁，结果拍下了那张议论纷纷的照片。照片登在英美报纸上，给他们之间的关系增添了谈论的资料。这是三年来艾森豪威尔第一次观看演出，第一次在饭馆里吃饭，1942年以来第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他吃惊地发现自己变得这样出名，这样受人欢迎。当剧院里的人们见到他时，欢呼，叫喊，要他讲话。他从包厢里站起来，说：“我非常高兴回到我差不多能讲它的言语的国家。”
艾森豪威尔的传记作者斯蒂芬·安布罗斯说，这位昔日的盟国远征军总司令，在英国备受欢迎。他走到哪里，哪里人们就向他欢呼、鼓掌。6月，在伦敦市政厅举行盛大的庆祝会，丘吉尔坚持要艾森豪威尔参加正式庆祝活动，而且不顾艾森豪威尔提出的仪式中“不要过分突出我在盟国合作取得的胜利中所起的作用”的请求。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艾森豪威尔身上。当他知道他将在英国式的布置及其豪华的一个历史性大厅内，向包括联合王国所有高级将领和政府高级官员在内的广大听众发表主要演说，并接受威灵顿公爵的宝剑时，他非常认真对待这一任务，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独自作正式讲演。一连三个星期，他每天晚上准备讲演槁，向布彻、凯和他周围的人大声宣读了无数遍。布彻建议他背熟讲演槁，这样就显得自然，并使他在讲话时可以不必戴眼镜。
6月12日上午，艾森豪威尔从多尔彻斯特由泰德将军陪同，经过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废墟和瓦砾，来到留下轰炸痕迹的市政厅。艾森豪威尔从戴着假发的伦敦市长手中接受了宝剑。接着艾森豪威尔发表演说。他说，给他这样崇高的荣誉，使他忧喜交加，“因为任何受到欢呼的人永远必须谦虚，这种欢呼是他的同伴用鲜血、他们的朋友们牺牲生命换来的”。他讲到伟大的盟军合作队伍，他坚持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象征，他所得到的奖赏和欢呼属于全体人员，属于那些在反法西斯战场英勇奋战的将士们。
“我来自美国的中心，我出生于阿比伦一个农民的家庭。”艾森豪威尔说，“阿比伦和伦敦之间，在历史长短和面积大小上虽有差异，但有着共同的渊源。一位伦敦人要为自己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而斗争，一位阿比伦的公民也将这样做。当我想到这些事情时，泰晤士河流域和堪萨斯的农场靠得更近。”
接着，他又再一次地提到他所领导的盟国远征军的队伍。“单独一个人决不可能赢得胜利。”艾森豪威尔谦逊他说，“即使我有马尔伯勒的军事才能，所罗门的智慧，林肯的理解力，但是如果没有千百万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忠诚、远见和慷慨大度，我还是无能为力的。”艾森豪威尔讲到这里，大厅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第二天，6月13日，伦敦报纸认为艾森豪威尔的演说与1863年美国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说相媲美。他讲完后，丘吉尔把他带到阳台上，向聚集在阳台下面街道上的三万人挥手致意。艾森豪威尔对着要他讲话的人群说：“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我现在是一个伦敦人。我有权利像你们一样走到人群当中欢呼。”
继英国之行后，艾森豪威尔接着又应邀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欧洲国家访问。他走到哪里，他都是备受欢迎的人物，然而活动的高潮还是在他自己的祖国。6月下旬，他回到美国。美国人民热烈欢迎这位胜利而归的战斗英雄，这位统率百万雄师的远征军总司令。巨大的人群向他欢呼，他发表了许多演说，最重要的一次是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讲的。马歇尔给他一份在国会上宣读的讲稿，艾森豪威尔向马歇尔表示感谢。但是他说，他喜欢不要讲稿，即席发表演说。结果，他的演讲中，尽是些平淡无奇的老生常谈，可是他讲得如此真诚和感情丰富，深深地打动了听众。议员们对艾森豪马尔伯勒公爵（1650—1722），英国历史上战胜法王路易十四最伟大的军事将领。
威尔长时间地鼓掌欢呼，人们说，这是国会历史上最长的一次欢呼。
从国会出来，艾森豪威尔又在他儿子约翰的陪同下，一道飞往纽约。当他们在飞机上坐好后，文森豪威尔说：“唔，我现在要考虑我到了纽约后要说些什么。”据美国报纸报道，这一天有200万纽约市民在市政厅外听他演讲。他讲的主题是，“我不过是一个完成职责的堪萨斯农家孩子”。《纽约时报》称赞他这篇演说是“杰作”。
在美国，到处要求他去演说。在庆祝胜利的日子里，美国形成了“艾森豪威尔热”。请柬像潮水般涌来，富豪，知名人士，各种著名团体和历史悠久的大学的校长，朋友，都要求他去发表演说。这些邀请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将军不愿拒绝，但感到很为难。正如他对一位老朋友所说的：“我最怕的是成为饶舌的将军。”他尽可能把演说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且除了在伦敦市政厅和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说外，他尽量少作准备。他常常谈得恰到好处。
在阿比伦，在艾森豪威尔的家乡，有两万人在城市公园集会，欢迎“英雄”回到家乡。这个数字是这个小城镇居民人数的四倍。不少人是远途跋涉从西部草原上来的。艾森豪威尔对乡亲们说：“我有幸，也可以说不幸，在这个世界上，我到过很远的地方，但是这座市镇始终在我的心中，在我的记忆中。”他像谈家常一样向听众们介绍了两军对阵的情况，介绍了战士们的英雄事迹。大家听起来很新鲜。
艾森豪威尔的专车，在堪萨斯大学的所在地曼哈顿作了长时间停留。将军的弟弟米尔顿·艾森豪威尔是这所大学的校长。哥俩在站台上相见，这里聚集着一大群学生和当地居民。学生们热情洋溢地向将军致敬。其中有一人对德怀特说：“在欧洲您可以当总司令，但是在这里，你只是米尔顿的兄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高兴地放声大笑起来，现在他知道确实在家里了，在无拘无束的堪萨斯人中间了。
艾森豪威尔在美国的活动非常成功，无论他是在国会的正式演说，还是在国会的委员会作证，或者向街上的人群发表即兴讲话，或者只是坐着敞篷车，像职业拳击家一样挥舞着手和张口大笑，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月18日，他在华盛顿下飞机后的第一句话“啊，天呀，回到老家多好”，第二天成了首都报纸的头条新闻。在华盛顿，阿瑟·伯恩斯博士，华盛顿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注视着艾森豪威尔坐着敞篷车驶过去，他转身对他的妻子说，“这完全是个天生当总统的人。”因此，庆祝胜利使已经广为流传的艾森豪威尔要当总统的议论更加有声有色。
在战争期间，艾森豪威尔对这样的建议“嗤之以鼻”，或者“轻蔑地一笑置之”。1943年10月，他的朋友乔治·艾伦给他寄来一些关于此事的剪报，并附上一张条子，问道：“你对当总统候选人有些什么想法？”艾森豪威尔拿起一支铅笔，在艾伦的条子下面潦草地写道：“胡扯！为什么不让一名战士安心地去执行命令？我对‘候选人’这个词非常反感——我不是而且将来也不是总统候选人。”战后，他还是一样持否定态度。当杜鲁门说他将支持艾森豪威尔竞选1948年总统时，艾森豪威尔笑了，回答说：“总统先生，我不知道谁将是你的竞选对手，但不是我！”这些话讲得很有意思，同时也表明了艾森豪威尔非常精明。他知道，不管杜鲁门在1945年说些什么，杜鲁门自己将是1948年的总统候选人。与此同时，休斯敦萨姆堡的一位老朋友来信说，他和在圣安东尼奥的其他人“准备并很想组织一个‘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俱乐部’”。艾森豪威尔回信说，这个建议使他感到不胜荣幸，“但是，我必须告诉你，我要尽我所能地强调，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参加政治活动更使我感到厌恶。我相信，我的朋友中没有人会使我处于甚至需要我去否认有政治野心的地位”。
虽然艾森豪威尔这次凯旋大受欢迎，但他的妻子玛咪却感到十分失望。因为她不得不让她的丈夫和公众见面。当她在华盛顿机场见到他时，她只能在艾森豪威尔被簇拥着去五角大楼前，稍为吻了一下和拥抱了一下她久别的丈夫。以后八天中，他总是在公众面前露面，最后，在6月25日，艾森豪威尔、玛咪、约翰和玛咪的双亲一起去白硫磺温泉安静地过了一星期。艾森豪威尔回到德国后，玛咪来信谈到她对这次艾森豪威尔回国感到失望。她承认她“只得靠边站”。文森豪威尔安慰她说：“你只要了解到我爱你，多想念你，这样你就能理解我们在白硫磺温泉过的一个星期多有意思。”他说，由于这次旅行，“我比过去更加厌恶华盛顿。这包含着很多意思！”“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在华盛顿住下去。”
盟国欧洲远征军司令部的工作虽然结束了，但是凯·萨默斯比仍在协助艾森豪威尔工作，报刊仍在不断报道，流言蜚语仍不绝于耳，玛咪对此耿耿于怀。如何对待凯，成了一个问题，她不是美国公民，因此她不能留在陆军妇女队，或继续为艾森豪威尔工作。
10月她决定前往美国申请公民证。她返国德国后，艾森豪威尔要求在柏林的卢·克莱将军在他那里给她安排一个工作。他告诉克莱：“我希望你能给她找到一个好工作，我知道你会记得，她不仅曾经忠心耿耿协助过我，同时她在这场战争中遭到很多不幸；还有，她几乎是我从未碰到过的言语谨慎的人。”对史密斯，这位盟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艾森豪威尔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他对凯·萨默斯比极为同情，因为他知道“她感到非常凄凉和孤独”。
对于艾森豪威尔来说，如何处理和凯的关系，是非常为难的。三年来他们在战争中结下了深情厚谊，但是考虑到家庭，考虑到社会的舆论，考虑到他自己的前程，他和这位动情的女人只得一刀两断了，再不能向前发展了。至于凯本人，她虽然深深地爱着艾森豪威尔，但她认识到只要有玛咪在，有他的儿子约翰在，他们的关系再向前发展一步是不可能的。她哀叹他说：“谁说有情人终成眷属？根本不可能！苦难的人，总解脱不了命运的摆布！”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她怀着极为痛苦的心情，口授了一封条理清晰的长信，说明她为什么不能再为艾森豪威尔工作。艾森豪威尔也动情他说：“我不想表白你在我手下工作，对你无以复加的忠诚的深深感激之情。”同时，他本人感到十分苦恼：“对我来说，这样有价值的关系，就这样完结。”他表示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会协助她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最后，我希望你经常给我来信——我将永远有兴趣知道你的近况。”然后在信的结尾，他亲笔附加了两句：“请自己珍重，并且保持乐观。”
自从1945年5月25日，艾森豪威尔就把他的司令部搬到法兰克福的法本办公大厦。这座大厦没有受到盟国空军的轰炸，完整无损。据有些说法，这是因为艾森豪威尔想把这座大楼保存下来，以备他自己将来使用。但据另一些说法，这是因为德国和美国化学公司之间存在财政上的关系。可是据艾森豪威尔说，这纯粹出于偶然。
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很宽敞，他在这里每天都在处理着战后许多极为复杂的问题。他对布彻说：“打一场战争并不像占领工作那样使人厌烦。”他的权力不像过去那样明确和完整，他不再作决定，而是在执行别人的政策。他和他的司令部经常受到批评，有些批评很激烈、很刻薄。布彻曾预见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在日记中预言：“艾克将军和他整个司令部处于一个困难时期。”布彻看出，在德国采访的记者会与太平洋战争剧烈地争夺报纸的版面，“因此只有批评这个战争胜利的骄子和批评处理占领德国事务的文章才能争到版面”。因此布彻希望，“艾克将军没有必要在德国呆太长时间，因为在不远的将来，他的地位很可能下降”。
批评的浪潮很快就开始。5月13日，马歇尔打电报给文森豪威尔说，陆军部“收到纷至沓来的强烈抗议”，抗议“戈林和其他纳粹领袖受到友好的待遇”。保守的、激进的和自由派的报纸都纷纷发表措词激烈的社论，明确提到5月9日的事件。当时有一名美国军官和戈林握手，拍了一张照片，后来又与这位帝国元帅一起进餐。早在1944年9月，当美军刚进入德国时，艾森豪威尔就曾经禁止对纳粹军政人员做任何友好的表示，并且把美军和德国人在一起的照片列入检查清单。对于戈林事件，他致电他的高级司令官们，以强硬的措词重复他禁止友好表示的命令。他说戈林事件是“使人震惊的”。又说，“在这个战役胜利结束后，我不想使它对全体美国公众，由于任何军官的这类愚蠢举动，在美国受到破坏性的影响”。他还说，他“非常不高兴，我关于禁止作出友好表示的命令，竟公然不执行”。
与此同时，巴顿继续使用纳粹分子来管理巴伐利亚。艾森豪威尔写情给巴顿，严肃指出：“归根到底，美国是作为纳粹的敌人而参加这场战争的；在把每一个活跃的纳粹党徒从负责岗位上清除掉，并按情况给予应有的惩处以后，我们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他坚持“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和纳粹主义妥协……这个问题的讨论阶段早已过去……我期望像在战争时期一样，忠实地执行这一政策”。艾森豪威尔发出信后，又亲自去看巴顿，强调他对这一问题的关切。他说他要将非纯粹化扩大到整个德国生活中去，不仅限于公共职务方面。可是艾森豪威尔不能说服巴顿，他继续坚持使用纳粹分子，最后艾森豪威尔不得不解除巴顿第三集团军司令的职务。
战争结束是艾森豪威尔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7月下旬，他前往柏林。杜鲁门总统、国务卿和其他官员都聚集柏林，准备参加波茨坦会议。这次会议从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由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和外长参加。波茨坦会议讨论的问题比较多，主要是关于战后占领德国的基本政治、经济原则，德国和意大利的赔偿，对待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政策，波兰西部的边疆等。经过多次讨论，三国政府首脑对一些主要问题基本上达成协议，有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协商。8月1日，三国政府首脑在柏林签订了一份《柏林问题议定书》，这个议定书反映了苏美英三国在波茨但会议期间达成协议的最后结果，对于战后处置德国和欧洲问题定了调子。
就在波茨坦会议举行期间，1945年7月26日，苏美英三国首脑讨论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有关对日本战后处置的方针，通过了一项决议。这就是著名的《波茨但公告》，也就是后来的美英中苏四国的对日宣言。《波茨坦公告》实际上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对日本法西斯发出的一份敦促投降书。这对于日暮途穷的日本法西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波茨坦会议结束之后，艾森豪威尔将军应邀访问苏联，参加8月12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体育节。在正式邀请书中说，在苏联他将作为朱可夫元帅的客人。这就是说，将军不是作为国家政界领导人，而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军事活动家被邀访问苏联的。
1945年8月11日，艾森豪威尔在朱可夫的陪同下，从柏林飞往莫斯科。随行人员有克莱将军、艾森豪威尔的老朋友戴维斯将军，还有他的儿子约翰中尉。据约翰回忆说，艾森豪威尔和朱可夫单独耽在飞机的前舱，一路上通过翻译，两人谈笑风生。“朱可夫的秉性是非常友好和喜欢放声大笑的。他显得非常友好”。飞机于8月11日16时在莫斯科机场着陆。翌日下午，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陪同人员站在列宁墓不远的指定地点。再过几分钟体育检阅就要开始了。
这时，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走到美国客人跟前，转达了约·维·斯大林请他登上列宁墓观礼台的邀请。“因为我同美国大使在一起，”艾森豪威尔回忆说，“他作为总统代表的威望具有重大意义，我感到疑虑，我撇下大使到大无帅那里去是否合适。”
安东诺夫说，斯大林请他和由他选定的两位伙伴同往，从而使艾森豪威尔不再感到为难。艾森豪威尔、美国大使哈里曼和美国驻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丁登将军登上列宁墓。正如哈里曼对艾森豪威尔解释的，这对盟国最高司令官来说是很大的荣幸，因为他是被邀请登上列宁墓观礼台的第一位外国人。
体育大检阅持续了五个小时。艾森豪威尔写道，美国客人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场面。参加检阅的人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舞蹈和许多人表演的技巧运动，动作协调一致。
1000人的乐队不停地演奏。艾森豪威尔不只看红场，他还仔细地观察斯大林，发现他身体很好，“毫无倦意；相反，却认真地欣赏每一分钟的表演”。“斯大林大元帅请我站在他身旁，通过译员我们利用整个体育运动表演期间的间隙进行交谈”。
“斯大林对美国的工业、科学和经济成就很感兴趣。”艾森豪威尔说，“他几次重复谈到，对俄国和美国来说，重要的是仍然作朋友。斯大林渐渐地把话题转到柏林的地位问题上来。根据他的见解，在柏林的盟国监督委员会工作之重要，首先是因为它有助于弄清在战争中获胜的大国在解决和平时期的问题时，能否继续有效地进行合作。”
艾森豪威尔一行，在苏联受到热烈的欢迎和殷勤的接待。在莫斯科的短短几天中，他们观看了一场足球赛，到场的有八万名热情的球迷。他们参观了苏联人感到非常骄做的地下铁道，还观看了莫斯科的美术馆。另外，他们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访问了斯托莫维克飞机制造厂，又用一天时间访问了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所到之处，都看到了人们为恢复战争创伤的真诚的献身精神。文森豪威尔说，“人们经常用下面的话来表达他们的爱国主义，‘这是为了俄罗斯祖国，因此是不怕困难的。’”斯托莫维克厂的一群工人还告诉美国客人，战争期间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间是84小时。他们还骄做他说，工厂的出勤率超过94%。这些工人很多是妇女和儿童，很难想象，他们的口粮定量这么少，交通工具如此缺乏，竟能保持这样的高记录。在参观集体农庄时，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约翰中尉还颇感兴趣地注意到，“尽管在诸如朱可夫这样的俄国元帅的周围随从众多，戒备森严，但是农民同他们谈话却是随便的，平等的，朱可夫同农庄庄员们一起谈话和开玩笑”。
“莫斯科之行的主要社交活动是克里姆林宫宴会。”艾森豪威尔写道，“在金碧辉煌的宴会厅中，出席的有一批红军元帅以及莫洛托夫先生，许多外交官员在宴会上充当译员。宾主频频举杯为战争期间逐步发展的协力合作精神干杯。”宴会后，应斯大林的邀请，艾森豪威尔在克里姆林宫观看了《攻克柏林》的纪录影片。“我对这部影片很感兴趣，大元帅允诺送我一部拷贝。”艾森豪威尔还说，想要一张斯大林的相片。从莫斯科回来后不久，他“在柏林收到了影片拷贝和大元帅签名的照片”。
全体美国客人都注意到在苏联受到的破格的接待。艾森豪威尔写道，朱可夫元帅和其他官方人士邀请他“提出想去参观的地方，他们说没有任何地方我不能去看，甚至可以要求去海参崴”。美国客人欣然应邀参观了克里姆林宫的兵器馆珍宝，当时这些珍品尚不向外开放。原来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全体人员，几乎从来没有看到如此独一无二的搜集品，都表示愿意陪同艾森豪威尔前往。他“开玩笑地同意把他们作为临时副官。约60人一行在博物馆度过了一个下午，参观收藏在那里的珍品”。经过克里姆林宫的庭院时，他们看到了过去从未见过的最大口径的大炮；炮筒的内部直径大概在30英寸以上。它是18世纪的遗物。当他们离开它时，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约翰中尉沉思着说：“我猜想那是200年前使人们感到来来战争可怕到难以想象的武器。”
艾森豪威尔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晚上，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举行招待会时，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这是反法西斯国家的又一共同胜利。苏联和美国参加招待会的人士，异常热烈地谈论这一消息，从此，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以这样一个事件而告结束，它引起所有珍惜世界的利益、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的人们认真思考。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在原子弹爆炸的地狱一般的环境里，转瞬之间死亡了30万名和平居民。其他居民在受到大量放射性辐射后终生致残。世界舆论指出，这类事件绝不是出于战争的需要。杜鲁门政府采取这种行动主要目的是恫吓世界人民。这是原子讹诈政策的开端。
对此，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约翰回忆说，在波茨但会议期间的一个夜晚，他和父亲两人坐在他的卧室里。微弱的灯光照亮着房间。德怀特将手枪放在桌上，端坐在床沿上，沉默了片刻后说：“约翰，陆军部长史汀生今天告诉我说，在原子裂变的基础上制造出了新型炸弹。它的威力超出了人的想象力。他们郑重地考虑，要用它来对付日本人。所有这一切当然是绝对秘密的……父亲显然情绪忧郁。”艾森豪威尔的传记作者安布罗斯也说，艾森豪威尔反对使用原子弹，他曾对史汀生部长说：“美国应当避免使用原子武器，来震惊世界舆论。”
战后，艾森豪威尔还常常思考自己以后的生活道路。他认为，随着战争的结束，他在军界的仕途也就终结了，何况在战争结束前不久，他和美国的其他几名将军一起都被授予最高的、刚刚制定的军衔——五星上将。
1945年11月，艾森豪威尔写信给童年时代的朋友、与他的军人命运有关的赫兹利特说：“我没有比退伍更强烈的愿望了。”但是退伍后干什么呢？要知道55岁还没有到人们认为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的年龄。战争结束后，艾森豪威尔对亲近的朋友们说：“我已经得到了想要的全部荣誉。我想担任一所大学的校长，同时种点地，了却余生。”另一些作者断言，他想退休，从事写作，打打高尔夫球和享享清福。也许，艾森豪威尔的个人计划是这样的。但是，美国两个政党的首脑在他身上紧打主意。有关推荐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职务的主张越来越强烈。
1945年11月11已文森豪威尔飞往华盛顿，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会议，然后同玛咪乘火车去依阿华州的博尼，看望玛咪的亲戚。他们一到，玛咪因支气管炎立即住进医院。几天之后，艾森豪威尔确信玛咪正在痊愈中，便回华盛顿去，出席国会各委员会的会议。
11月20日，杜鲁门接受马歇尔总参谋长的辞呈，并任命艾森豪威尔接替总参谋长一职，井同时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12月3日艾森豪威尔走马上任。
美国人民对战争感到厌倦。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美国当局奉行侵略性的对外政策，必须保持庞大的和有战斗力的军队，遭到人民强烈的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的老兵，纷纷要求复员回家。
1946年初，艾森豪威尔痛苦地向国会报告说，在美国国土上没有留下一支受过良好训练和装备精良的美国部队。
艾森豪威尔在担任参谋长的时候，与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经常有接触，与他建立了非常密切的私交。这位部长看到艾森豪威尔战后在华盛顿官场的巧妙手腕，发现了将军的“卓越的办事能力”，曾问：“艾克，让你当总统，你干不干？”恰恰在这个时候，德怀特已经对自己入主白宫的道路进行了认真思考。正如一些传记作者所写的：“艾森豪威尔开始经历了从不干到干的历程。”看来，当两党的首脑强求推他为总统候选人，两万选民写信要求他对此表示同意的时候，他已经很难对白宫不作考虑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