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金花（1872-1936），初名傅钰莲，又名彩云，安徽黟县人。幼年被卖到苏州“花船”上为妓，光绪十三年（1887年）嫁给前科状元洪钧为妾。洪均死后，被迫重操旧业。庚子之后，因虐待幼妓致死而入狱，遣返苏州原籍，后重返上海。晚年生活穷困潦倒，1936年病逝于北京。
中国有两个活宝，慈禧与赛金花，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一个卖国，一个卖身；一个可恨，一个可怜。
从妓女到状元夫人
自从有了照相术以后，历史便少了几分浪漫的想象。文字的描述也开始大幅度缩水，少了几分诗意的张扬。当历史更接近真实的时候，我们反而有了几分失落和寡然。
譬如说晚清名妓：赛金花，她有着“公使夫人”、“东方第一美女”、“第一位出入欧洲上流社会的中国公关小姐”、“最后一位裹着小脚的具有明星气质的交际花”等等能激起我们丰富联想的称号。但是，当你看过现存的一些老照片后，你会发现不过尔尔。
除却当时照相术不发达，可能部分失真外，更重要的原因也许在于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审美标准和流行偏好。当年，写《赛金花本事》的商鸿逵先生曾在回忆赛金花像的文章里写道：“我见着她的时候，已是花甲之岁，望之犹如四十许人。记得刘半农先生向余上沅（戏剧家）说，看这个女子当是清末时期的标准美人。”
就是这样一个无法用现代审美眼光来衡量的美人，有着不一般的坎坷人生和传奇经历。她原名傅彩云，祖籍安徽，幼年被卖到苏州“花船”上为妓，由于先后下嫁于赵、魏两家，故又有“赵灵飞”和“魏赵灵飞”两别名。1887年，她嫁与洪钧为妾，洪钧是同治七年（1868年）戊辰科的状元，故她又有“状元夫人”的美称。赛金花嫁给洪状元时大概也就十几岁，而状元公洪钧已五十开外，两人年纪相差极大。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廷派洪钧出使俄、德、澳、荷四国，可以携带夫人同往。然而洪钧的大夫人年龄太大，又是一个缠了足的小脚女人，加上思想守旧，不愿意随其出国，于是年轻貌美的赛金花便以“公使夫人”的身份随洪出使。后在柏林居住数年，并到过圣彼得堡、日内瓦等地，见过不少世面。
光绪十八年（1892年），洪均任期满，奉命回国，不久病逝。也许太过年轻（那时她刚刚20岁），又受了西洋文化的影响，所以赛金不愿从此独守空房，为一个死去的男人守节。也许早已料到洪家容不下她这个当过妓女的小妾，迟早会将她扫地出门，因此就在“扶榇南归”的时候，携带细软跑到上海去了。在那里，年轻的状元夫人挂起“赵梦鸾”、“赵梦兰”的牌子，重操神女生涯。据说在云屏绣箔间，特意悬挂一帧洪钧的照片，使得走马王孙与她相依相偎之际，可一睹状元的丰仪，从而生出些别样的情调来。
当她对上海失去兴趣后，又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夏天移师天津，再次亮出“状元夫人”的招牌，一时车马盈门，生意极其红火，可谓红极津沽一带。那时，26岁的她已经升为鸨母级别，有了自己的妓院。她以自己的名气招募了一批漂亮的女子，在江岔胡同组成了南方韵味的“金花班”，“赛金花”的名号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叫响。
护国娘娘和赛二爷
赛金花的人生传奇，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后达到一个高峰。后世传说有多种版本，大致意思是说她曾以使节夫人的身份去过柏林，懂得一些德语，还与一名年轻的陆军尉官瓦德西发生过一段浪漫的故事。后来八国联军统帅便是她的老相好瓦德西，她正是利用这层特殊的关系，吹了许多枕边风，不仅制止了联军的大屠杀，而且保护了皇宫，使之没有被焚毁。甚至在议和过程中，连李鸿章都束手无策时，也是由她出面，成功劝说了克林德夫人（克林德是义和团运动时的德国驻北京公使，在运动中被杀）接受了立碑道歉的条件。这个“妓女救国”的故事，虽然老套，但大多人都信以为真，民间甚至把她尊称为“护国娘娘”。对于这件事情，赛金花向来持暧昧态度，不承认也不否认。后来在老年潦倒不堪时，为了求得生计、迎合时人口味，才编了不少假话、瞎话，而且前后矛盾，实在不足为信。
其实，时任联军统帅的瓦德西官至陆军上将，还是德皇威廉的侍卫长，当时已年近古稀。即使假定是10年前在德国和赛金花相识，也是近60岁的年纪，以这样的年纪判断，不可能还是一个“年轻的陆军尉官”。因此，以上种种说法很是靠不住。另外，以赛金花的文化素养判断，可能她也只是粗通几句德语罢了。曾亲历“八国联军祸乱”的同文馆学生齐如山回忆说，那时赛金花想和德国人做生意，还要找齐如山帮忙，而齐如山的德语“仅能对付弄懂而已”，可见她的德语实在是“稀松得很”。齐如山也直言赛金花与德国军人的确有点来往，但都是中下级军官，连上尉都很难搭讪上。因为上尉已算很大的官，“言行上便需稍微慎重”，以此推断，结交联军最高统帅瓦德西更是不可能的事。而另一位亲历祸乱的丁士源在所著《梅楞章京笔记》中提及，说赛金花只是在远处望见过瓦德西一眼。
当初，北京被占领以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曾特许士兵公开抢劫三天，然后各国对北京实行分区占领，着手恢复秩序。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北京最早恢复的商业活动，竟然是娼业。而赛金花当时就住在京城著名娼寮集中地八大胡同之一的石头胡同，而石头胡同又恰归德军管辖。也就是说，她是有机会和德国军官接触的，当然，也可能里头有一个同姓瓦德西的尉级军官。
30年后的一个秋天，她应邀去“世界学院”接受德国记者采访，当问及她与瓦德西将军的关系时，她只是含混地搪塞过去。而问她在八国联军进驻北京时做了哪些事情时，她举的两个例子也不太可信。她说有一次，联军把北京很多老百姓赶到一个大寺院里，准备了许多砖头瓦块，叫老百姓用砖头去打佛像。凡是打了的老百姓站在一边，不肯打的站另一边。她听闻此事后，急忙赶到现场，经了解，原来联军想用这个办法判断谁是义和团成员。他们认为凡是不肯打佛像的都是义和团的人，准备一律处死。于是，她就给他们解释，说这个庙是关帝庙，里面供的是关老爷，不是佛像，关帝最讲义气，老百姓对他十分崇敬钦佩，怎能用砖头去打呢？不打又怎能就是义和团呢？经过她的这番质问和解释后，联军就把这一批老百姓放走了。靠她那“稀松得很”的德语，也不知是如何解释的。
讲的另一件事，是说联军与清廷“议和”时，长时间达不成协议，主要矛盾就是德国要求恢复和赔偿克林德名誉，并且条件十分苛刻。后来是她出面与德方交涉，说服了克林德夫人。她的原话是这样的：“你们外国替一个为国牺牲的人作纪念都是造一石碑，或铸一铜像；我们中国最光荣的办法却是树立一个牌坊。您在中国许多年，没有看见过那些为忠孝节义的人立牌坊吗？那都能够万古流芳、千载不朽的！我们给贵国公使立一个更大的，把一生的事迹和这次遇难的情形，用皇上的名义全刻在上面，这就算是皇上给他赔了罪。经我这样七说八说，她才点头答应了。这时我心里欢喜极了，这也算我替国家办了一件小事。听说条约里的头一项就是这事哩！”不管如何，她懂得些外文，又曾是清朝的公使夫人，由她出面去劝说另一个公使夫人，也算合理。国难当头之际，那些迂腐的权贵也需要这样一个女人进行非正式的“外交斡旋”。依她的口述，她认识的清末当权人物很多，如载勋（庄王）、奕劻（庆王）、李鸿章、立山、荫昌、孙家鼐等。“赛二爷”的称呼，据说就是立山戏弄出来的。而那座克林德纪念碑就建在东单大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迁移到中山公园。据说在拆迁克林德牌坊的仪式上，辜鸿铭曾对赛金花说：“你做过一些义举，于社会有功，上苍总会有眼的。”
没有可靠的史料佐证她的说法，历史的真相依然离我们遥远。不过，我们情愿相信她曾有过类似的善举。她也可能见过瓦德西，和德军做过生意，劝过联军不要随意杀戮，但绝没有她后来描述的那么传奇和夸大。不过，许多文人倒是相信她曾起过莫大的作用。苏曼殊《焚剑记》里记述：“庚子之役，（赛金花）与联军元帅瓦德斯（西）办外交，琉璃厂之国粹，赖以保存……能保护住这个文物地区，不使它遭受捣毁破坏，也应算她作了一桩好事。”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里也有这样的话语：“北京总算得救，免除了大规模的杀戮抢劫，秩序逐渐在恢复中，这都有赖于赛金花。”
倒是鲁迅先生在《这也是生活》里冷冷地说了一句：“义和团时代，和德国统帅睡了一段时间的赛金花，也早已被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这话给我们当头棒喝的警醒。如此津津乐道于妓女舍身救国的故事，是不是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男人的某种心理情结？
最后的魏赵灵飞
庚子年的风光之后，赛金花可谓是厄运连连。先是在辛丑年（1901年）因为殴杀一名妓女而被监禁，虽托人打通关节，终因人命关天，被遣送回原籍。回到家乡的赛金花，还是扮演起鸨母的角色，继续她的卖笑生涯。后来，赛金花又回到上海先给曹姓男子做妾，但不久老公便暴病身死。再后来，她与时任民国政府参议员的魏斯耿结婚。过了三年幸福、平静的生活后，再次孀居。
13年后，当商鸿逵采访她、准备编写《赛金花本事》时，年过花甲的她还是“最爱谈嫁魏事”，而且“每谈起”，就要“刺刺不休”。为她作传的商先生很厌烦她这样，以为她“嫁魏后之一切生活，已极为平凡，无何足以传述矣！”当时，商还是个学生，很年轻，不懂得这个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女人，最羡慕、最需要的恰是这“极为平凡”的生活。
而那位写《赛金花故事编年》的瑜寿，同样不懂。他讥讽地写道：“赛氏晚年，特别珍视他们所照的结婚像，悬在房中，逢人指点。在这张照片中，魏着大礼服，胖得像一口猪，赛氏披纱，绣花服，面色苍老。”在这位瑜先生内心深处，这样一个风尘女子丝毫激不起他一点同情心和怜悯心。
赛金花晚年只称自己是魏赵灵飞，不再自称是那个独占花魁的状元夫人，也不是名满京城的赛金花。她只愿归于平淡，安静地守着一个男人曾给予的名分和幸福，在回忆中打发余生。
然而，世人感兴趣的却还是她前半生做妓女的传奇。大家要听的只是色情的故事，把玩的只是臆想的传奇，没有人懂得尊重她，更谈不上真正了解她。但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就是商鸿逵的老师：刘半农教授。他不同于那些一心从她那里猎奇换钱、沽名钓誉的人。他对她多有同情，写书动笔之前就确定了一个原则，以她本人作叙述人，尽量忠实于她本人的回忆。那时，有许多人反对他给妓女写传，认为有失学者尊严。后来刘半农急病暴卒，但在胡适先生的支持下，《赛金花本事》还是得以写成问世。在刘半农的丧礼上，赛金花献上了一副由别人代笔的挽联：“君是帝旁星宿，下扫浊世秕糠，又腾身骑龙云汉；侬惭江上琵琶，还惹后人挥泪，谨拱手司马文章”，以此表达她的敬重和哀悼。
赛金花的晚年，生活相当凄凉。她和一名叫顾妈的老仆在居仁里一处平房内闭门寡居，靠着典当和借债度日。当时，有一位叫陈彀的记者过去采访，看到的情况是：“时天已甚冷，无钱加煤，炉火不温，赛拥败絮，呼冷不已。顾妈伴赛，同居此室凡十五年，赛有卧榻，顾妈则对榻睡于一极狭极狭之春凳上，十五年如一日。此时却唯有与赛同卧偎抱以取暖”。那时，赛金花与江西民政厅魏斯耿在上海结婚（1918年）她连一个月八角的房租都付不起，当时的报纸以《八角大洋难倒庚子勋臣赛二爷》做了详细的报道。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的冬天，赛金花终于油尽灯灭，病逝于居仁里16号的家里，时年64岁。她死后，经各界捐肋，得以落葬于陶然亭锦秋墩南坡上。她的墓表，原拟请金松林撰写，可金深以为耻，说“赛之淫荡，余不屑污笔墨”，“我有我之身份，不能为老妓谀墓”，断然拒绝。那时，倒是有许多人愿意给这名奇女子写墓表，但后被一个叫潘毓桂的争得。他是个汉奸，1939年上任后不久便特意为赛金花写了一篇志文，文中恭维她在庚子年间的作为“媲美于汉之‘明妃和戎’”，“其功当时不可知，而后世有知者”。这明显是借人喻己，为自己的汉奸行径辩护。
不知被人利用了一辈子的魏赵灵飞，若在天有灵，对此会有何感想？对于这样一个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奇女子，不知是赞是叹。
因为离我们太近，所以史料丰富，演绎也非常丰富。然而，那些史料的记载，依然多是猎奇的产物，那些生动的演绎，还是毫无新奇之处。骂她也好，赞她也好，说到底还是在重复着一种变味的人文情结。难道每逢国难当头之际，我们能指望的就是以身报国的女人吗？中国重复了几千年历史悲剧，什么时候才可以止演？陈腐俗套的“红颜救（亡）国”论，又何时得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