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管子·治国》
“古句新解”
所有的治国之道，都是要先使民众富裕起来。民众富裕了就容易治理，民众穷困就会难以治理。
管子强调了身为君主者重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以此来说明人民富裕了才能安定国家。能否让人民多产粮食丰衣足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国家是否能够安定。
的确，有能力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君主才能算得上是好君主，人民才能够从心里爱戴他、拥护他，乐于执行他的政令；而让人民穷困度日的君王则很难在人民心目中有地位，他的政令也没有人愿意去执行，如此一来，则民穷而国乱。
很多帝王都知道民先富国才强的道理。因此，英明的帝王都善于在造福百姓上下功夫。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一个。
朱元璋从小饱尝生活的贫困与艰辛之苦。他做过放牛娃，后又做和尚，云游四方，以乞讨为生。当连和尚也做不成时，朱元璋只好投奔红巾军，从一个小兵成为起义军领袖。他经历过天灾、瘟疫、战乱，把人民的疾苦深刻于心。所以，新王朝一建立，朱元璋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与民休养生息。他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而已。”为此，朱元璋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奖励垦荒。元朝政府灭亡后，蒙古贵族和一部分汉族大地主受到了沉重打击，全国各地特别是北方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地。这些荒地，有的是元朝统治者的官田，有的是蒙古贵族和寺院的土地，有的则是汉族大地主的土地。要发展生产，就需要让流离失所的农民重返故里来耕种这些荒地。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下令农民归耕；承认已被农民耕种或开垦的荒地为农民所有，并免除三年的赋税。这就极大地刺激了农民耕种土地的热情和积极性。第二年，他又下令把各城市附近的荒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耕种，每人十五亩，菜地二亩，力有余者不限亩数。除此之外，他还想了许多办法奖励垦荒。垦荒的人可以免除三年的徭役和赋税，地方官还要帮助他们解决耕牛和种子等问题。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又规定，在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四省，农民在纳税的土地外开垦的土地归个人所有，政府永不征税。据统计，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垦田增长到近八百五十一万顷，比洪武十四年增加了四百八十四万顷，比洪武元年（1368年）增加了四倍。按全国人口平均计算，每人约有耕地近十七亩。大量的荒地被开垦，既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又安置了大批的流民。社会安定了，自耕农的数量增加了，历来的土地集中和土地兼并问题获得了缓和与抑制。
实行屯田。朱元璋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第二项措施是在全国各地实行屯田。屯田有民屯和军屯之分。民屯是将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民和一部分罪犯迁徙到荒芜空旷的地区去耕种。洪武三年，朱元璋下令将苏、松、嘉、湖、杭农民四千户迁往濠州，发给农民耕牛、种子等，并规定三年不征税。洪武四年，他又下令将内蒙古和西北部一带的“沙漠遗民”三万二千余户迁往北平屯垦。洪武十五年，他又下令迁徙广东番禺、东莞、增城等地的二万四千多人到泗州屯垦。这几次移民屯垦规模都比较大，至于小规模的移民次数就更多了。军屯是组织军队耕种土地。在推翻元朝的战争中，朱元璋为了解决粮饷，就下令诸将领带兵屯垦。明朝建立后，政府制定了军屯制度。边疆驻军三分守城，七分耕种；内地驻军二分守城，八分耕种。每个军户给田五十亩，并给耕牛、农具。军户交纳的谷物充作军粮。实行军屯以后，军粮就由当地驻军自行解决。这办法颇有效果，既减少了军费的支出，又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无论是民屯还是军屯，都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
减免赋税徭役。朱元璋主张对农民“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反对横征暴敛。他领兵征伐时，就三番五次地下令减免赋税。元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下令免去太平租税二年，应天、镇江、宁国、广德各一年。夏天，他又下令免去徐、濠、泗等州县租税三年。明朝建立后，于洪武二年，他下令免去中原及北方各地的税粮，以后又多次下令减免各地税粮。同时朱元璋又尽量减轻徭役。明初中书省商议役法，他说：“民力有限，徭役无穷，当思节其力，无重困之。民力劳困，岂能独安？自今凡有兴作，不得已者，暂借其力。至于不急之务，浮泛之役，宜罢之。”工部准备抽调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四府民工修浚京师城池，户部侍郎杭琪提出异议说：“农村正在种麦，不能违失农时。如服役京师，往返及役作之期必经两月，既费粮食又妨碍农工。然北征军士战袄未备，也要下令制办，宜放宽日期。”朱元璋听后，便不向四府抽调民工，只令制办战袄。由此一例，便知他爱惜民力，是不轻易抽调民工服徭役的。
兴修水利。朱元璋十分重视水利建设，曾抽调大批农民搞水利。洪武初年，他下令各州县官吏，凡是百姓提出的有关水利方面的事情，都要立刻奏报朝廷。据《明史·河渠志》记载，洪武年间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工程主要有：修和州铜城堰闸；修兴安灵渠，灌溉田亩万顷；发松江、嘉兴民工二万，开上海胡家港，从海口至漕泾一千二百丈，以通海船；开登州蓬莱阁河；泾阳洪渠堰，灌泾阳、三原等地田亩二百余里；修四川都江堰；修崇明、海门决堤二万三千九百余丈，发民夫二十五万；修临海横山岭水闸；修宁海、奉化海堤四千三百余丈；筑上虞海堤四千丈，改建石闸；浚定海、鄞二县东钱湖，灌溉田地数万顷等等。除了修建这些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外，朱元璋还特地下令工部，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旱防涝的，都要根据地势修治。据洪武二十八年统计，不到两年，全国共开塘堰四万余处，浚河四千余处，修建陂、堤岸五千余处。这些工程建设对发展农业生产是极为有利的。
经过三十多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稳定繁荣，生产发展，天下富足，人民生活安定，人口也大大增加。洪武二十六年，全国人口已有六千万，比元朝人口最多时还多一百多万。这是朱元璋在治国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明王朝建国后日益巩固，这与朱元璋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富民政策是分不开的。
在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这一道理表现得更加明显。因为经济是基础，只有人民物质上丰富了，精神生活才会更加充实，社会才会不断走向文明进步；同时，只有民富，才能国强，国家综合国力提高了，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风云变幻中处于有利地位。富民是为了利民，富民是为了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