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常宿禁中，四方进奏文表，必先过目，小事便自行裁决。玄宗说“力士当上（值日），我寝乃安”，在朝廷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太子李亨（后为肃宗）呼之为二兄，诸王、公主呼之为阿翁，驸马辈呼之为爷，唐明皇李隆基也不直呼高力士的名字，称呼他：将军。他的资产富过王侯。曾修佛寺铸钟，宴公卿，规定击钟一次须纳礼钱十万，谄媚他的人击至二十杵，少者亦至十杵。高力士自幼与母麦氏失散，他贵显后，岭南节度使探听到麦氏的下落，于是将麦氏从泷州迎接到长安。玄宗封麦氏为越国夫人，追赠力士亡父为广州大都督。
力士平素谨慎，又善于观察时势，所以久受宠任，于朝廷内外亦无大恶名。而他言事有个特点，叫“顺而不谀，谏而不犯”。故其实早在安史之乱之前，玄宗逐渐沉迷声色，又昏庸任用奸邪之人时。作为皇帝信任的他不仅仅伺候皇帝和贵妃的起居，更重要的是多次警示忠告唐玄宗应提防安禄山拥兵自重，心怀叵测，劝玄宗收回边事大权。
这一点，《资治通鉴》有明确的记载：
玄宗逐渐沉迷声色，十几年来无意朝政，宰相李林甫探知其意，遂与牛仙客谋划，增加京畿近道粟赋，又采用和籴之法，以充实关中。不几年，京畿蓄积殷富，这更助长了玄宗退隐想法。一天，玄宗于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无人，便悄悄地对高力士说：“朕自住关内向欲十年，俗阜人安，中外无事，高止黄屋，吐故纳新，军国之谋，委以林甫，卿谓如何？”高力土感到玄宗受李林甫迷惑很深，便极口规谏玄宗：“林甫用变造之谋，仙客建和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长行。恐变正仓尽即义仓尽，正义俱尽，国无旬月之蓄，人怀饥馑之忧，和籴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门，天下之人尽无私蓄。弃本逐末，其远乎哉？”他还进一步指出：“军国之柄，未可假人，威权之声，振于中外，得失之议，谁敢兴言？伏惟陛下图之。”玄宗听后一时感到十分不快，但还是觉得高力士言之有理，接着就改变了态度，说：“朕与卿休戚共同，何须忧虑。”并命左右马上置酒为乐。天宝十三载（754）六月，剑南留后李宓进攻南诏，丧师二十多万，杨国忠隐匿不报，玄宗被蒙在鼓里。一天，玄宗却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忖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高力士立即提醒他说：“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高力士对时局的看法给昏头昏脑的玄宗敲了一下警钟，引起了警觉，当即表示：“卿勿言，朕徐思之。”高力士的谔谔之言并未能使玄宗改过，依然宠信宰相和边将。这年秋天，大雨连下六十多天，玄宗以为是上天对他的谴告，私下对高力士说：“自天宝十年之后，朕数有疑，果致天灾，以殃万姓，虽韦（见素）、陈（希烈）改辙，杨（国忠）、李（林甫）殊途，终未通朕怀。卿总无言，何以为意？”力士即回奏说：“开元二十年以前，宰臣授职，不敢失坠；边将承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权假于宰相，法令不行，灾省备于岁时，阴阳失度，纵为轮虑，难以获安，臣不敢言，良有以也。”再次批评了玄宗不理朝政，宠信奸相的错误做法。唐玄宗晚年的腐朽统治，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致使他逃往成都避难。当他闻知太子李亨于灵武即位时，似乎很得意，对高力士说：“我儿嗣位，应天顺人，改元至德，孝乎惟孝。卿之与朕，亦有何忧？”高力士听后，说：“陛下躬亲庶务，子有黔黎四十余年，天下无事。一朝两京失守，万姓流亡，西蜀、朔方，皆为警跸之地；河南、汉北，尽为征战之场。天下之臣，莫不增痛。陛下谓臣曰：‘卿之与朕，复何忧哉！’臣未敢奉诏。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死辱之义，职臣之由。臣不孝不忠，尚存余喘。亲蒙晓谕，战惧伏深。”高力士指明了局势的严峻，委婉地批评了玄宗的盲目乐观思想。
可惜，开始玄宗还听，说得多了，皇帝就不高兴了，终是没有听从。直到杨贵妃殒命马嵬坡（一说流亡海外），唐玄宗才悔恨交加，说：“悔不听卿言，致有今日之祸！”
安史之乱中，他随玄宗奔西川，行至马嵬驿时，“军士围驿，上闻喧哗，问外何事，左右以国忠反对，上杖屦出驿门，慰劳军士，令收队，军士不应。”上命高力士问缘由，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对曰：“‘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自当处之。”入门，杖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谔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因叩头流血。上曰：“‘贵妃长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在此关键之时，高力士进谏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尸置驿庭，召玄礼等入视之。玄礼等乃免胄释甲，顿首请罪，上慰劳之，令晓谕军士。玄礼等呼万岁，再拜而出，于是始整部伍为行计。”。
马嵬驿杨贵妃被处死，千余年来凭说纷纭。在当时护驾军士群情激愤的危急情况下，高力士为了保护玄宗逃亡，也只能劝皇帝采纳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的主张，采取牺牲贵妃以平息军愤的无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