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后的沈从文，独自回到湘西去，千里沅江两岸的风光是那么的清明，那么的高远。于是，在水势轧轧作响的行船中，他给张兆和写下了令我们现代人耳热心跳的情话。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举行了庄重的婚礼。是年，新郎31岁，新娘24岁。以当时的婚姻习惯来讲，婚姻中的男女双方都应该是晚婚的了。
当时，婚礼的宾客虽然所请不多，却大抵上是中国北方学界的成名人物。男女双方的亲属，张府参与婚礼者，有大姐张元和、大弟张宗和、四妹张充和及二叔张禹龄一家。沈家则有表弟黄村生、姐夫田学曾、九妹沈岳萌及玉姐夫妇在场。张禹龄代表女方家长致证婚词，胡适之老大哥作证婚人。
季羡林先生后来讲：“他同张兆和女士结婚，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撷英番菜馆设盛大宴席，我居然也被邀请。当时出席的名流如云。”
为准备这次婚事，沈从文没有用张府的一分钱，独力承担了1200元的巨额开支。这几乎是沈从文全部的积蓄了。
新居安置于北平西城达子营28号的一个小院子。
朴素厚重的两扇小小黑漆门，迎面有一个小巧的影壁，后面走进的是一个不大的长方形院子。院子里长着一棵槐树、一棵枣树。北屋一明两暗三间平常瓦房。影壁对面另有一个小小的厢房。这样的布局，使北京初秋的天空，显得格外清明，格外的高远。张兆和很喜欢这四合院的一种明净而又单纯的气象。沈从文因此出钱把它买下了。
从文先生后来讲：正是人生新婚的得意之色，张兆和带给他前所未有的创作灵感。在北平，他开始着手写《边城》。当时，住着的一个小小院落中，有槐树，有枣树。每天的朝阳初上时分，他已经坐在小竹椅上，据着红木小方桌静静地写了。每星期只写一章。情致那样闲淡。《边城》一共不到7万字，足足写了近半年的时间。
沈从文这篇小说一开始是在《国文周报》上作连载的，每期一章。
这个时候，老朋友巴金从上海来到了北平，看望新婚燕尔的沈从文夫妇。巴金一见到张兆和，就笑眯眯地讲，他是这场婚姻的有功之臣。
这段轶事，笔者在《尘埃里开出的花》一书中讲过。
当时，沈从文从青岛前往苏州示爱。他在上海有一个短暂的停留。沈从文住进了上海西藏路的一品香旅社。在那里，他遇见了从南京跑到上海来组稿的、《创作月刊》主编汪曼铎。汪先生十分热情，硬要做东请沈从文在一间俄国西菜社吃中餐。
因为嫌两个人的饭局气氛冷清了一点，汪曼铎便拉来了巴金作陪。这是中国现代两位最伟大作家的初次相遇。沈、巴乍见之下，竟然有一种故友重逢的感觉。
饭后，巴金便自告奋勇地陪同沈从文去新中国书局，出让《都市一妇人》的版权。沈从文当时有一点害羞地跟巴金讲，自己等一下就要坐晚车，去会见一位心仪已久的女孩了，想送她一份新颖的礼物，却不知送什么好。巴金立即快人快语地接口：如果是我呀，就送书。没有比书更好的礼物了。沈从文下定决心之后，当时的巴金还积极地为沈从文选定了书目。
沈从文还在预备婚事，巴金很早就笑呵呵地打趣沈从文：沈从文的这一杯喜酒，自己一定要喝醉。后来，因事稍微耽误了行程。但沈从文的婚后不久，巴金很快便南雁北飞到了北平。如此，两位文学大师便有了一段朝夕闲静相处的美妙时光。
他们的闲暇，休憩的方式其实是简单的。各人一杯清茗，一张竹椅，很惬意地舒展地坐着，不拘什么话题，不时地聊上几句。
他们坐在一起的样子，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两位童真的少年，刚刚从洒落了太阳暖香的被窝中出来。那一种惺忪的写意，有一种很清很美的感觉。
他们有了创作灵感时，巴金就在里面的屋子里，就着满满一屋子的细碎阳光，很认真地写。沈从文则在院落的树荫下凉爽如许地写。写作的时候，因为双方文学理念不同，彼此不看对方的稿子。
巴金当年写的是一个长篇小说《雪》。沈先生则在冲向他文字的巅峰，完成《边城》的创作。当然，沈从文与巴金在创作的观念上，有着绝大的不同。
年轻气盛的他们，既然走在了一起，还是会有争论的。巴金的文字，这时似乎正在从一种个人的虚无主义，向着无产阶级的普罗大众文学观点转变。沈从文则始终坚持一种纯粹、超然的文学创作观点。但是，争辩归争辩。朋友的纯正，却始终没有改变。几十年之后，他们仍然是一对彼此深深牵挂的好朋友。
新中国成立后，晚辈黄永玉回忆起巴老伯与从文表叔的交往，讲：
后来，巴金定居于上海。有时，要隔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上北京来看一次沈从文。每次巴金都不忘记带一包鸡蛋糕来。两位老人就那样面对面、很安静地坐着吃那些东西。缺了牙齿的腮帮子，咀嚼得很带劲。间或其中的一人俯近对方的耳朵，轻轻地讲：这东西不如从前的老字号了。
当年，沈先生家中，种着一盆绿意盎然的虎耳草。它们被很小心地呵护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许多人都不认识这一种小草。可是，沈从文为了诠释生命的一种卑微的理想，偏偏在《边城》中，让翠翠在梦里，采撷了一大捧浸渍着水气的虎耳草。那是沈先生一生钟爱的，“日移庭院静气生”的小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