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的十年中央大学校长生涯，大致而言，可以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第一时期，从1932年9月到1937年新校址的规划，这是中央大学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第二时期，则从1937年11月，中央大学在重庆的率先复课开学，一直到他的黯然辞职。这期间，罗家伦的校长生涯，已经存在了环境与人事的种种不如意之处。但是，罗家伦却曲体人情，为办学而孜孜不倦。当年，内迁至大后方的各高校中，以国立中央大学的办学成就最高。
中日战事全面爆发后，先是七七事变，后来是“八一三”淞沪会战。罗家伦看出这是一个大而积弱的国家，对于一个小而凶悍国家的长期战争，开始的战争形势未必对中国有利。这期间，国立中央大学先后四次被日本飞机轰炸。其中的一次，罗家伦和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三校合组的考试委员会，正在中央大学图书馆里用餐，敌机轰鸣着从天空掠过，大家认为交战方的敌机应该以军事目标为主，他们不会有事的。可是当值的警卫人员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小伙子，坚持要求他们到地下室暂避。罗家伦等刚走进地下室，敌机丢下的炸弹，便地动山摇地在图书馆的周围炸响了，图书馆顿时被夷为平地。日本人的轰炸，造成了中央大学五名建筑工人和两名校工的死亡。罗家伦这才意识到这场战争之“全面”的深刻意义，敌人想打击的不仅仅是军事目标，敌人还想全面打击我们的教育艺术以及精神的其他层次，以动摇中国持久抗战的决心。罗家伦因此决定迁校。
当时，对于中日间的这场战事，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的严酷性，有些人甚至以为很快便会讲和。而负责南京保卫工作的卫戍司令部，则担心因为中央大学这样一个大单位的迁徙，而动摇南京城中的军心民心。这个时候，罗家伦再一次显出了他性格中敢担当的果断一面。他要求晋见蒋介石，娓娓而谈大学先行内迁的必要性，最后，由蒋介石亲自把西迁重庆的计划确定下来。关于这件事，后来担任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当时的中央大学学生王运来愉快地回忆说：“那时候德国驻华大使叫托德曼，一直在尽力调和中日问题，于是，有些人就取笑罗家伦，叫他‘托德快’（逃得快）。”
当时，罗家伦得到了航运业的巨头民生公司卢作孚之大力帮助。卢作孚接下的主打运输是把要川军运送到华北前线去跟日本人打仗。回程时民生公司许多客轮的舱位都是空的，卢作孚即免费把“国立中大”的图书、仪器全部运往重庆。有时，舱位小，器材大，到现场指挥装载的卢作孚便下令：这些东西，未来不知道能造就多少国家的栋梁之才，割舱装货！正因为有许多像卢作孚这样热心于教育的社会人士的鼎力帮助，至1937年10月下旬，“国立中大”已将所有的图书仪器全部安然运抵重庆。
这次搬迁，事隔多年后，当时的法学院院长马洗繁先生仍然印象生动。大约在搬迁的半年前，马洗繁就发现校长罗家伦在监督总务部门预订900多只大木箱，而且特别叮嘱箱子里面一定要钉上防止颠簸的铅皮。当时，马洗繁心里纳闷，罗家伦一个堂堂的大校长放着那么多正经事不去干，穷折腾那玩意儿干什么？到了真正大搬迁的时候，所有的图书仪器都放进罗家伦事先准备好的大木箱之中，一点都不会损毁，马洗繁这才大声称妙。搬迁工作接近尾声时，罗家伦在南京的校园中进行最后一次的巡察。他发现医学院院长戚寿南愁眉苦脸地守着医学院供解剖之用的24具尸体，还舍不得离开。戚寿南向罗家伦校长诉说：搞现代西医，没有这些尸体解剖打基础，那都是浮松的！罗家伦立即出面请担任运输的单位大力通融，戚寿南的那24具解剖学尸体，最后也有条不紊地转移到了重庆。
关于中央大学的这次集体西迁，有一个故事，曾经感动了后来一代又一代的“国立中大”，甚至包括新中国成立后改制为南京大学的师生们。
那是1937年的12月初，在南京市郊，中日军队已经大规模地驳上枪火了。罗家伦从市区的学校本部出来，最后来到位于市郊丁家桥的农学院畜牧场。
罗家伦原先的估计中，这个畜牧场也早应该是人走场空的。可是，当罗家伦去到那时，却发现畜牧场工作人员一个都没少。原来，当时学校花钱从外国进口了许多良种的鸡、鸭、猪、牛、羊等，老场长一时从感情上割舍不下，便跟全体工作人员留在原地，等着校长来夺定了。但是，这个时候，南京郊外的河道上，除了一艘等待校长罗家伦的运输船，已经没有任何航船了。罗家伦只得决定放弃禽畜，全体员工跟着自己一起撤退。场长与畜牧场员工，一下子全部流出了难过的眼泪。
这时，一个叫王酉亭的教工自动地站了出来，他仍然愿意负责将这批宝贝般的禽畜，从陆路赶到重庆！罗家伦当时就为王酉亭的决心惊呆了。但是，与王酉亭一同怀有此毅然决心者还有另外三个年轻人。于是，罗家伦任命王酉亭为这批禽畜的护送负责人。王酉亭等四人由此便驱赶着这一批禽畜，开始了抗战历史上颇令人称奇的一次长途跋涉。
中科院院士刘敬坤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过这次传奇的迁徙：“这支大军过安徽，经河南，入湖北，走宜昌，接着坐船抵达重庆。”走了一段路，时令进入真正的寒冬。母牛中有两只竟然生下了很漂亮的小牛犊。兔子却是不耐寒的，在白霜铺地的季节大抵冻死。半途中，遭遇过数次从火线溃退下来的国军，鸡与猪被捉杀了不少。这支动物大军在极端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历时一年，最后凭着一股纯洁纯忠的意志，终于抵达了宜昌，整个行程约3000余里地。在宜昌，交通部门的负责人听了王酉亭等人的事情，大为感动，立即为王酉亭四人打电话通知重庆的中央大学，并且免费将这一批备受颠沛的牛、羊等活口，直接运送到了重庆。
罗家伦原本对这批禽畜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可是，从宜昌打来的一个长途电话，却预告了王酉亭等几个传奇英雄的胜利归来。到了王酉亭抵达的那一天，校长罗家伦再也坐不住了，他驱车去嘉陵江边迎接王酉亭。后来，罗家伦走到重庆化龙桥附近，便与王酉亭四人的禽畜大军相逢了。对此，后来的罗家伦回忆说：“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了它们，这些牲口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校工，更是鬓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就是看见牛羊亦几乎和看见亲人一样，要向前去和它拥抱……”
罗家伦当时给予了王酉亭等四人英雄的待遇。中央大学近万名师生那天停了课，全部站在和暖、宁静、闲适的草地上。王酉亭等四人步入校园时，罗家伦安排女生往他们的身上挂花环，当时，中央大学校园中掌声响起，响彻云霄。
在这里，让我们特别地记一下这四位普通中国人的名字：王酉亭、吴谦、曹占庭、袁为民。见过王酉亭的国立中大校友，都说王酉亭是一个个头不高，头发花白，说一口江苏涟水方言的倔强中年汉子。也许在王酉亭等人的自觉中，只不过是做了一件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他们却在无意之中，诠释了中华民族每逢危难的紧要关头，一种百折不挠的民族魂！
后来，曾经有人向罗家伦问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什么是国立中大的精神？罗家伦略作思索，告诉人家这个问题无需多做解释，你只需记住在中日交战的严峻时刻，“国立中大”曾经有一群风餐露宿蓬头垢面的人，以及他们无声的动物大军，为了心中坚定的信念，行走于马蹄帆影、黄沙黑浪的恶劣环境中，就行了。
事后证明，罗家伦排除众议所做出的西迁重庆之决定，是相当及时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仍然为当时的中国，保存了一个建制相当完整的大学。
1937年11月初，西迁至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率先在大后方招生复课。在此后的八年艰苦抗战中，罗家伦所领导的国立中央大学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呈现出青峭数峰的绿色。从那个风雨如磐时代走过来的一代人，后来再回想起重庆的青葱岁月，便说：只要看着国立中大中的堂堂国学、弦歌不辍，这人的心底呀，就平添了一份涟漪恬恬的春意。
“国立中大”迁到重庆之后，分成了四大方块：重庆沙坪坝本部、柏溪分校、成都医学院和贵阳实验学校。其中沙坪坝本部地盘不大，仅是一个小山丘，只是重庆大学后面的一个松林坡，但在整个迁移到大后方的所有高校中，办学成就却非常惹人注目，入川后第二年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原有的学位远远不能满足要求。这样，罗家伦才从沙坪坝溯嘉陵江而上，再建了一个柏溪分校。
现在的人们，只要提到抗战时大后方的高等教育成就，脑海中首先闪现的便是“西南联大”那一块永不褪色的金字大招牌。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是，提醒大家必须正视一个事实。
罗家伦自“国立中大”搬迁到重庆后的第一天，即开始谋求扩大中央大学的办学规模，当时，聚集于重庆成都一带的专家学者还真不少，罗家伦便利用这难得的人才大际遇，广延名师，增设新兴系科。例如，将过去在南京时期的教育学院升格为师范学院，同时增添了七系一科，1938年，再创办“国立中央大学研究院”，开设9个研究部。1938年，民国的高等教育为了适应战时经济，暂时在大后方试行统一招生，当时，从全国各地来到重阳、成都的考生，约有60%以上的人，是把罗家伦的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来报考的。截至1941年罗家伦离开中央大学时，全校合计设立7个学院（文、理、法、工、农、医、师范），1个研究院，56个系科，9个研究部，1个专科学校，1个附属中学，以及医院、农场、工厂等一系列下属单位。专职的教学人员有正、副教授183人，讲师39人，助教179人；在校大学生3153人，全校开设课程约829种。1941年，国民政府为了彰显其弘扬学问的美意，曾予以当时超一流的教学人才“部聘教授”的光荣称号。入选的前两批45个名额中，中央大学竟有12人，由此也可见其师资力量的雄厚。
国立中央大学在当年大后方的中国高校中，人才济济，学业隆盛，地位尊荣。作为这样一所出色大学的校长，罗家伦曾经意气风发地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果然，到了1948年，当时有一个国际教育对全球的高校来了一个梁山好汉式的排座次，国立中央大学以它无可置疑的实力进入了前50名。那时的东京帝国大学被它甩开在身后！
可是，就在罗家伦的教育事业做到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的兴浓时分，罗家伦却被人中伤了。罗家伦于1941年暑假之后，提交辞呈正式离开中央大学，官方给出的解释是，罗家伦做中央大学校长已经十年，此际倍感身心憔悴，因此提出离职。但是，据知情人士透露，罗家伦于事业的兴旺之时，做出此无奈之选择，是与政府高层的人事变动紧密相关的。
我们回顾一下罗家伦的走马上任，自然是得益于他的老师朱家骅的知遇之恩的。当时，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犹如一团乱麻，朱家骅认定罗家伦是兼具人情和美的一类峭拔干才，力挺罗家伦，罗家伦果然不负厚望，很快便在中央大学中打开了一片气序清和的天地。下一任教育部长王世杰也是罗家伦的一个知己。重庆时期，蒋介石手中攥着厚厚一叠告罗家伦黑状的信件。蒋介石问王世杰是怎么回事，王世杰语气轻淡地回答：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志希这个人做事太讲原则了，这方面便难免遭人诋毁。至罗家伦辞职之时，教育部长已经换成陈立夫了。有人说，罗的去职，大致与CC系势力大力向中央大学渗透有关，这也不是没有依据的。据当年的教育部次长顾毓秀披露，由于政学系的大佬顾孟余，在关键时刻站稳了脚跟，没有追随汪精卫出走叛国，这令蒋介石大感欣慰。因此，一开始，蒋介石曾答应顾孟余安排一个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崇高位置。可是，中央研究院内部人士坚决抵制顾孟余的进入，这才考虑把顾孟余转岗为中央大学的校长。这样讲起来，这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应该是大老板蒋介石先起了“礼遇”顾孟余之心，听到风声的罗家伦这才赌气向上面打辞职报告。最后，蒋介石竟顺水推舟地，成就了罗家伦欣然将中央校长让贤于顾孟余的一段“官场佳话”。
1941年秋，黯然离职的罗家伦一度在家赋闲，夫人在外忙于国民参政会的事情，这却使得罗家伦有了更多的时间来陪两个未成年的女儿。日暮途远，生涯蹉跎，放下烦扰，正在此时。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情，比陪同自己未成长的女儿一起游戏那样的小事，更能慰藉一颗徘徊的心灵呢？可是，罗家伦仍未能完全地解脱，他想起过世快一年了的恩师蔡元培，那样的优雅，那样的高深，于是，罗家伦提笔慢慢地写来：“不才的门生像我，每逢艰难挫折的时候，一闭眼睛，就有一幅先生的音容笑貌的影子，悬在脑际。想到先生临危受困时的雍容肃穆，七十几年的努力不懈，什么暴躁不平之气，都该平下去了。”这样的时候，罗家伦人生的底色，又流动了一种温润的情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