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那一世的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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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罗家伦的十年中央大学校长生涯,大致而言,可以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第一时期,从1932年9月到1937年新校址的规划,这是中央大学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第二时期,则从1937年11月,中央大学在重庆的率先复课开学,一直到他的黯然辞职。这期间,罗家伦的校长生涯,已经存在了环境与人事的种种不如意之处。但是,罗家伦却曲体人情,为办学而孜孜不倦。当年,内迁至大后方的各高校中,以国立中央大学的办学成就最高。

中日战事全面爆发后,先是七七事变,后来是“八一三”淞沪会战。罗家伦看出这是一个大而积弱的国家,对于一个小而凶悍国家的长期战争,开始的战争形势未必对中国有利。这期间,国立中央大学先后四次被日本飞机轰炸。其中的一次,罗家伦和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三校合组的考试委员会,正在中央大学图书馆里用餐,敌机轰鸣着从天空掠过,大家认为交战方的敌机应该以军事目标为主,他们不会有事的。可是当值的警卫人员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小伙子,坚持要求他们到地下室暂避。罗家伦等刚走进地下室,敌机丢下的炸弹,便地动山摇地在图书馆的周围炸响了,图书馆顿时被夷为平地。日本人的轰炸,造成了中央大学五名建筑工人和两名校工的死亡。罗家伦这才意识到这场战争之“全面”的深刻意义,敌人想打击的不仅仅是军事目标,敌人还想全面打击我们的教育艺术以及精神的其他层次,以动摇中国持久抗战的决心。罗家伦因此决定迁校。

当时,对于中日间的这场战事,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的严酷性,有些人甚至以为很快便会讲和。而负责南京保卫工作的卫戍司令部,则担心因为中央大学这样一个大单位的迁徙,而动摇南京城中的军心民心。这个时候,罗家伦再一次显出了他性格中敢担当的果断一面。他要求晋见蒋介石,娓娓而谈大学先行内迁的必要性,最后,由蒋介石亲自把西迁重庆的计划确定下来。关于这件事,后来担任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当时的中央大学学生王运来愉快地回忆说:“那时候德国驻华大使叫托德曼,一直在尽力调和中日问题,于是,有些人就取笑罗家伦,叫他‘托德快’(逃得快)。”

当时,罗家伦得到了航运业的巨头民生公司卢作孚之大力帮助。卢作孚接下的主打运输是把要川军运送到华北前线去跟日本人打仗。回程时民生公司许多客轮的舱位都是空的,卢作孚即免费把“国立中大”的图书、仪器全部运往重庆。有时,舱位小,器材大,到现场指挥装载的卢作孚便下令:这些东西,未来不知道能造就多少国家的栋梁之才,割舱装货!正因为有许多像卢作孚这样热心于教育的社会人士的鼎力帮助,至1937年10月下旬,“国立中大”已将所有的图书仪器全部安然运抵重庆。

这次搬迁,事隔多年后,当时的法学院院长马洗繁先生仍然印象生动。大约在搬迁的半年前,马洗繁就发现校长罗家伦在监督总务部门预订900多只大木箱,而且特别叮嘱箱子里面一定要钉上防止颠簸的铅皮。当时,马洗繁心里纳闷,罗家伦一个堂堂的大校长放着那么多正经事不去干,穷折腾那玩意儿干什么?到了真正大搬迁的时候,所有的图书仪器都放进罗家伦事先准备好的大木箱之中,一点都不会损毁,马洗繁这才大声称妙。搬迁工作接近尾声时,罗家伦在南京的校园中进行最后一次的巡察。他发现医学院院长戚寿南愁眉苦脸地守着医学院供解剖之用的24具尸体,还舍不得离开。戚寿南向罗家伦校长诉说:搞现代西医,没有这些尸体解剖打基础,那都是浮松的!罗家伦立即出面请担任运输的单位大力通融,戚寿南的那24具解剖学尸体,最后也有条不紊地转移到了重庆。

关于中央大学的这次集体西迁,有一个故事,曾经感动了后来一代又一代的“国立中大”,甚至包括新中国成立后改制为南京大学的师生们。

那是1937年的12月初,在南京市郊,中日军队已经大规模地驳上枪火了。罗家伦从市区的学校本部出来,最后来到位于市郊丁家桥的农学院畜牧场。

罗家伦原先的估计中,这个畜牧场也早应该是人走场空的。可是,当罗家伦去到那时,却发现畜牧场工作人员一个都没少。原来,当时学校花钱从外国进口了许多良种的鸡、鸭、猪、牛、羊等,老场长一时从感情上割舍不下,便跟全体工作人员留在原地,等着校长来夺定了。但是,这个时候,南京郊外的河道上,除了一艘等待校长罗家伦的运输船,已经没有任何航船了。罗家伦只得决定放弃禽畜,全体员工跟着自己一起撤退。场长与畜牧场员工,一下子全部流出了难过的眼泪。

这时,一个叫王酉亭的教工自动地站了出来,他仍然愿意负责将这批宝贝般的禽畜,从陆路赶到重庆!罗家伦当时就为王酉亭的决心惊呆了。但是,与王酉亭一同怀有此毅然决心者还有另外三个年轻人。于是,罗家伦任命王酉亭为这批禽畜的护送负责人。王酉亭等四人由此便驱赶着这一批禽畜,开始了抗战历史上颇令人称奇的一次长途跋涉。

中科院院士刘敬坤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过这次传奇的迁徙:“这支大军过安徽,经河南,入湖北,走宜昌,接着坐船抵达重庆。”走了一段路,时令进入真正的寒冬。母牛中有两只竟然生下了很漂亮的小牛犊。兔子却是不耐寒的,在白霜铺地的季节大抵冻死。半途中,遭遇过数次从火线溃退下来的国军,鸡与猪被捉杀了不少。这支动物大军在极端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历时一年,最后凭着一股纯洁纯忠的意志,终于抵达了宜昌,整个行程约3000余里地。在宜昌,交通部门的负责人听了王酉亭等人的事情,大为感动,立即为王酉亭四人打电话通知重庆的中央大学,并且免费将这一批备受颠沛的牛、羊等活口,直接运送到了重庆。

罗家伦原本对这批禽畜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可是,从宜昌打来的一个长途电话,却预告了王酉亭等几个传奇英雄的胜利归来。到了王酉亭抵达的那一天,校长罗家伦再也坐不住了,他驱车去嘉陵江边迎接王酉亭。后来,罗家伦走到重庆化龙桥附近,便与王酉亭四人的禽畜大军相逢了。对此,后来的罗家伦回忆说:“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了它们,这些牲口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校工,更是鬓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就是看见牛羊亦几乎和看见亲人一样,要向前去和它拥抱……”

罗家伦当时给予了王酉亭等四人英雄的待遇。中央大学近万名师生那天停了课,全部站在和暖、宁静、闲适的草地上。王酉亭等四人步入校园时,罗家伦安排女生往他们的身上挂花环,当时,中央大学校园中掌声响起,响彻云霄。

在这里,让我们特别地记一下这四位普通中国人的名字:王酉亭、吴谦、曹占庭、袁为民。见过王酉亭的国立中大校友,都说王酉亭是一个个头不高,头发花白,说一口江苏涟水方言的倔强中年汉子。也许在王酉亭等人的自觉中,只不过是做了一件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他们却在无意之中,诠释了中华民族每逢危难的紧要关头,一种百折不挠的民族魂!

后来,曾经有人向罗家伦问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什么是国立中大的精神?罗家伦略作思索,告诉人家这个问题无需多做解释,你只需记住在中日交战的严峻时刻,“国立中大”曾经有一群风餐露宿蓬头垢面的人,以及他们无声的动物大军,为了心中坚定的信念,行走于马蹄帆影、黄沙黑浪的恶劣环境中,就行了。

事后证明,罗家伦排除众议所做出的西迁重庆之决定,是相当及时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仍然为当时的中国,保存了一个建制相当完整的大学。

1937年11月初,西迁至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率先在大后方招生复课。在此后的八年艰苦抗战中,罗家伦所领导的国立中央大学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呈现出青峭数峰的绿色。从那个风雨如磐时代走过来的一代人,后来再回想起重庆的青葱岁月,便说:只要看着国立中大中的堂堂国学、弦歌不辍,这人的心底呀,就平添了一份涟漪恬恬的春意。

“国立中大”迁到重庆之后,分成了四大方块:重庆沙坪坝本部、柏溪分校、成都医学院和贵阳实验学校。其中沙坪坝本部地盘不大,仅是一个小山丘,只是重庆大学后面的一个松林坡,但在整个迁移到大后方的所有高校中,办学成就却非常惹人注目,入川后第二年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原有的学位远远不能满足要求。这样,罗家伦才从沙坪坝溯嘉陵江而上,再建了一个柏溪分校。

现在的人们,只要提到抗战时大后方的高等教育成就,脑海中首先闪现的便是“西南联大”那一块永不褪色的金字大招牌。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是,提醒大家必须正视一个事实。

罗家伦自“国立中大”搬迁到重庆后的第一天,即开始谋求扩大中央大学的办学规模,当时,聚集于重庆成都一带的专家学者还真不少,罗家伦便利用这难得的人才大际遇,广延名师,增设新兴系科。例如,将过去在南京时期的教育学院升格为师范学院,同时增添了七系一科,1938年,再创办“国立中央大学研究院”,开设9个研究部。1938年,民国的高等教育为了适应战时经济,暂时在大后方试行统一招生,当时,从全国各地来到重阳、成都的考生,约有60%以上的人,是把罗家伦的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来报考的。截至1941年罗家伦离开中央大学时,全校合计设立7个学院(文、理、法、工、农、医、师范),1个研究院,56个系科,9个研究部,1个专科学校,1个附属中学,以及医院、农场、工厂等一系列下属单位。专职的教学人员有正、副教授183人,讲师39人,助教179人;在校大学生3153人,全校开设课程约829种。1941年,国民政府为了彰显其弘扬学问的美意,曾予以当时超一流的教学人才“部聘教授”的光荣称号。入选的前两批45个名额中,中央大学竟有12人,由此也可见其师资力量的雄厚。

国立中央大学在当年大后方的中国高校中,人才济济,学业隆盛,地位尊荣。作为这样一所出色大学的校长,罗家伦曾经意气风发地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果然,到了1948年,当时有一个国际教育对全球的高校来了一个梁山好汉式的排座次,国立中央大学以它无可置疑的实力进入了前50名。那时的东京帝国大学被它甩开在身后!

可是,就在罗家伦的教育事业做到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的兴浓时分,罗家伦却被人中伤了。罗家伦于1941年暑假之后,提交辞呈正式离开中央大学,官方给出的解释是,罗家伦做中央大学校长已经十年,此际倍感身心憔悴,因此提出离职。但是,据知情人士透露,罗家伦于事业的兴旺之时,做出此无奈之选择,是与政府高层的人事变动紧密相关的。

我们回顾一下罗家伦的走马上任,自然是得益于他的老师朱家骅的知遇之恩的。当时,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犹如一团乱麻,朱家骅认定罗家伦是兼具人情和美的一类峭拔干才,力挺罗家伦,罗家伦果然不负厚望,很快便在中央大学中打开了一片气序清和的天地。下一任教育部长王世杰也是罗家伦的一个知己。重庆时期,蒋介石手中攥着厚厚一叠告罗家伦黑状的信件。蒋介石问王世杰是怎么回事,王世杰语气轻淡地回答: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志希这个人做事太讲原则了,这方面便难免遭人诋毁。至罗家伦辞职之时,教育部长已经换成陈立夫了。有人说,罗的去职,大致与CC系势力大力向中央大学渗透有关,这也不是没有依据的。据当年的教育部次长顾毓秀披露,由于政学系的大佬顾孟余,在关键时刻站稳了脚跟,没有追随汪精卫出走叛国,这令蒋介石大感欣慰。因此,一开始,蒋介石曾答应顾孟余安排一个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崇高位置。可是,中央研究院内部人士坚决抵制顾孟余的进入,这才考虑把顾孟余转岗为中央大学的校长。这样讲起来,这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应该是大老板蒋介石先起了“礼遇”顾孟余之心,听到风声的罗家伦这才赌气向上面打辞职报告。最后,蒋介石竟顺水推舟地,成就了罗家伦欣然将中央校长让贤于顾孟余的一段“官场佳话”。

1941年秋,黯然离职的罗家伦一度在家赋闲,夫人在外忙于国民参政会的事情,这却使得罗家伦有了更多的时间来陪两个未成年的女儿。日暮途远,生涯蹉跎,放下烦扰,正在此时。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情,比陪同自己未成长的女儿一起游戏那样的小事,更能慰藉一颗徘徊的心灵呢?可是,罗家伦仍未能完全地解脱,他想起过世快一年了的恩师蔡元培,那样的优雅,那样的高深,于是,罗家伦提笔慢慢地写来:“不才的门生像我,每逢艰难挫折的时候,一闭眼睛,就有一幅先生的音容笑貌的影子,悬在脑际。想到先生临危受困时的雍容肃穆,七十几年的努力不懈,什么暴躁不平之气,都该平下去了。”这样的时候,罗家伦人生的底色,又流动了一种温润的情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