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那一世的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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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新中国成立后,邵洵美基本上就只有一个“工商业主”的虚成分。绝大多数的“工商业主”在公资合营的过程中,是带资金加入到公家单位的。邵洵美则选择领全额资金自己创业。后来的大趋势不提倡个人自主创业,创业不成的邵洵美,一没有正式单位,二也没有加入任何形式的社会团体组织,基本上是一只闲云野鹤。这样,到了1957年5月下旬到6月初,上海各高校、各文化事业,动员高校学生、各阶层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时,便没有人来鼓捣邵洵美写什么建议书。如此,是年7月中旬至10月底,接踵而来的“反右斗争”进行到如火如荼,人们却惊奇地发现,从前新月派的骨干邵洵美,竟然十分神奇地置身于事外,毫发未损。

可是,进入到1958年,民众的热情已经转移到总路线、“大跃进”及人民公社的经济浪潮之中。邵洵美却因“一信不慎”,栽倒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之下。

后来,邵绡红在《我的爸爸邵洵美》一书,讲起这件事情的原委,仍说:“叶灵凤从香港来上海。他是爸爸的老朋友,是战前常为爸爸办的刊物撰稿的文学家之一,也是《万象》、《文艺月刊》和《文艺画报》的编辑,这时在香港是《星岛时(日)报》副刊《星座》的主编,是香港的文化名人。爸爸约请他来家里吃午饭,还请了好友施蛰存和秦瘦鸥来共聚。那天席上叶灵凤谈起项美丽在美国的近况。爸爸便想起了1946年去纽约,项美丽曾向他借过一千美金。本来,老朋友向他借了不还是常事,他也一直不放在心上。现在小叔叔(即邵云骧,当时也在香港)急需医药费,爸爸就想到让项美丽把那一千美金的旧账转送给小叔叔治病,于是问叶灵凤要项美丽的地址,好写信给他。叶灵凤说他身边没有带来,让爸爸把信交给他,待他回香港后代发。不料,叶灵凤走后没几天就情况有异:爸爸出门,总有两个便衣跟随;爸爸回家,他们便守候在家门口。爸爸知道,一定是那封信出了毛病!”

不过,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老总编叶麟鎏先生,在谈及邵洵美的这一段无妄的牢狱之灾时,却曾经感慨万分地说,过去的老文人哪里懂得这么些道道,都“很傻,很天真”。如果不是因为这意外的信件之灾,邵洵美原本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归宿。

邵洵美刚刚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扩大化斗争,在这种特殊时期,海外关系正渐渐地变成一个敏感的话题。可是,邵洵美竟然无端地想起了远在美国的旧情人项美丽。更要命的是邵洵美托叶灵凤带到香港转发的那封信件,署名用的是英文笔名Pen Heaven。邵洵美早就知道项美丽现任丈夫查尔斯的政治背景,他曾经是英国军事情报部门长驻香港的老牌特务,一直是大陆国家安全部门重点监控的对象。邵洵美这一番行为,引起了国家安全部门的高度警惕。邵洵美很快以“帝特嫌疑”的罪名被收捕入狱。

但是,当国家安全部门调动起精干的警力,对于邵洵美展开缜密的侦查,查来查去,却查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国家安全部门的调查结果为:邵洵美天生就那么一股子的懒散劲儿,做起事情来也就不知道轻重。真正让邵洵美去从事什么“反共救国”的地下反革命活动,这邵洵美似乎还真不是那种材料。但是,这个结果要做成结论,邵洵美却必须在牢狱里面苦捱四年的时间。

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生前曾经获得“上海城市大师”的美誉,其独特之人格魅力与生存能力为后人所敬仰。贾植芳先生专门写过《我的难友邵洵美》一文,追述寒鸦夕阳、黄沙白苇之中的邵洵美。贾、邵之间相识也晚,特殊环境下却期望而为一种君子之交。贾植芳文章中所流动的一份“山影压船春梦重”的落寞心境,却自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

贾植芳先生说,“我与邵洵美先生的相识,纯然是偶然的机遇,虽然从30年代初以来,通过报刊等传播工具已对他相当熟悉了”,但是,真正的认识却要等到1952年。当时,是在南京路新雅酒家由韩侍桁安排的一个饭局上,宴请的主角为司汤达小说《红与黑》的中译者罗玉君教授。应邀出席的则有李青崖、施蛰存、刘大杰、余上沅、贾植芳等数位海上文人。“记得是在众人已入座举杯的时候,邵洵美才匆匆赶来。他身材高大,一张白润的脸上,一只长长的大鼻子尤其引人注目。他穿了一件古铜色又宽又大的中式丝绸旧棉袄,敞着领口,须发蓬乱,颇有些落拓不羁而又泰然自若的神气。这是我与他第一次相见时的印象。”

第二次相见,则是1954年秋天的一个持蟹赏月晚宴,东道主仍然是韩侍桁。这是一个小型的家庭聚餐,应邀者并不多,贾植芳、任敏夫妇同时应邀。这一次,也是在大家吃到中途时,邵洵美匆匆撞入,匆匆入座就食。大家天南地北地闲聊,邵洵美也会谨慎作答,但却已不复当年孟尝君“一回秋月一回新”的天然意态了。

第三次“贾邵见”的地点有点尴尬。时间是1960年寒冬,地点是上海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贾植芳因胡风案入狱已届5年,邵洵美的狱龄已满2年。当时,贾植芳从一间囚室对调到另一间囚室。贾植芳一脚踏入新狱室,发现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体弱的老人蜷缩在角落里。接下来,贾植芳先生的这一段原文,便于无声处格外见真情了:

当管理人员在身后锁好门后,他抬头望向我,呆滞的目光突然发亮。他小声对我说:“我们不是一块在韩家吃过蟹吗?”我向他点点头,一边用下巴指着门口,叫他不要说下去。因为我从几年的监狱生活中摸到一个规律:凡是管理人员押进一个犯人后,他虽然把门锁上了,但都会在门外停留片刻,从门上的小监视孔里观察室内犯人的动静,如果发现异样情况会开了门马上冲进来进行盘问,甚至一个个地调出去审问“你们谈什么?”如果交代了原来互相认识,马上会被调离,并要求交代“关系史”。总之,要弄出一大堆麻烦来。因此,当我向他示意后,他马上就醒悟了,懂得了吃这号官司的“规矩”了。

贾植芳在狱中遇见的不忘九月菊香持蟹赏月的狱友,正是邵洵美先生。贾、邵从此结下了近4个月的“同监狱缘”,这正应了“天意从来高难问,人生何处不相逢”的一句老话。

贾、邵彼此同监100余天,山高水深的话题大致都涉及了。一次,邵洵美十分慎重地跟贾植芳说:“贾兄,你比我年轻,身体又好,总有一日会出去的,我有两件事,你一定要写篇文章,替我说几句话,那我就死而瞑目了。”这两件事,一件很小。1933年,世界笔会中国分会招待来访的大文豪萧伯纳时,其招待的46元银元是由邵洵美付账的。可是,当时上海大小报纸的报道中,都忘记写他邵洵美的名字了。君子之名,理应列于清流惠风之中,这一件事情是邵洵美耿耿于怀的。他希望贾植芳将来写文章时不忘记上一笔。另一件事情,涉及鲁迅与邵洵美之间的一段公案。这个话题,前面已述,此处不再细说。

时序不觉间已嬗变至1962年的春季。有一次,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携译文出版社的周煦良一同进京开会。会议的间隙,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忽然向周煦良问起邵洵美的情况。周煦良说人仍然在狱中;听说邵洵美入狱后不久,得了严重的肺源性心脏病,经常发作,成为痼疾。其时,正值党政府进入调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时期。周扬沉吟了一下,表态说:“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也不必了。”

这样,到了1962年4月,邵洵美便被释放回家了。老妻盛佩玉到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去接人。盛佩玉后来回忆说:“办理手续的是闵同志。可怜他的身体真所谓骨瘦如柴皮包骨,皮肤白得像洋人,腿没有劲,幸好三轮车夫好心肠,背了他上楼。总算他没有被定什么罪。能回来就好,我们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己不会做人。诗人有的是时间,不是正好可以作诗么!可当时见不到一片废纸一支秃笔,诗意肃然。回来时衣袋中仅有三支竹片磨成的挖耳签。那是在厕所劳动时拣来的竹片磨成的,可见他的耐心更胜过那时捕小老鼠的修养!”

邵洵美剩得一副悠悠忽忽的土木形骸归来,盛佩玉却仍不失中国传统女子每逢家庭危难之时,粗服乱头亦从容的气度!

不过,自邵洵美入狱之后,他原先合住的那个大家庭早已经散了。16岁的儿子小马报名到青海轻工业学校去支边了。邵洵美原先在上海住着三间公房,当时就被上海市房管所强行收回了两间。妻子盛佩玉、幼子小罗,还有一个刚刚离婚回家的长子邵祖丞,一家三口挤住在一间房里如何居住?不得已,盛佩玉只好携带幼子小罗去投靠在南京的女儿邵绡红。出狱后的邵洵美便只能跟长子邵祖丞挤住在一起。

其实,邵洵美最后数年的生活质量已经很差了。可是,施蛰存提到老友邵洵美却始终坚持说:“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即使后来,也没有没落的样子。”中国的读书人在盛名之时,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那虽也得一时名士的虚名,却不一定是清淳简贵的懿士。只有像邵洵美那样伊始经历过钟鼓金石丝竹富家生活,后来却又历经重重的磨难而老境凄凉,却始终未改自己一颗唯美之心,才是中国读书人万物不能移的清伦见识。

例如,1967年5月3日,邵洵美在致妻子的信中写道:“……你为我买了两只香肚,好极了,我立刻便感到馋涎欲滴。我想有机会再尝尝真正的南京鸭肫肝,也只要几只,放在口里嚼嚼鲜味。”当年上海“一品香”的常客邵洵美,虽凤凰落架,却仍不改其风雅的大志。

还有邵洵美去世前不久,老友秦鹤皋去看他,所见到的一幅情景:“一天上午去淮海路看望洵美,见他正坐在一面小镜子前梳头。桌上放着一碗‘刨花水’(浸着薄木片的水)。见洵美蘸着它认真地梳着头,很惊讶,没等开口,他倒先笑着说:‘侬要讲,这是过去丫头、厨娘梳头用的刨花水,对哦?现在可是我的‘生发油’呀!侬嗅嗅看,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