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的原因，30多年来，每到历史演进的关键时刻，人们总是寄希望于新的“三中全会”能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注入新的动力，从这个角度讲，“三中全会”也是市场经济改革的代名词。2013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与前几次三中全会相比，在“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背景下，这一次的三中全会将承载更为特殊的历史使命。这次三中全会将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全面深化”将体现在哪些方面？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专题调研全面深化改革，首次提出了必须把握好的“五个重大关系”及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六个重大问题”的论述，对全面深化改革发出明确信号，由此，“五大关系”“六个问题”也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新中国改革新的总体设计的基本框架和内容，形成了中国“新改革经济学”的主体和核心。9月11日，李克强总理在大连召开的达沃斯论坛上，进一步详细阐述了新一届中央政府的经济改革思路，提出中国经济奇迹“第二季”的论断，更被视为是对“新改革经济学”的一次全面宣誓，让我们在更深层次上有了一个观察和研究中国全面改革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路径。
全面深化改革，何为全面，如何深化？2013年9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首次透露，我们正在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研究，以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领域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加全社会创造活力。中国将加强市场体系建设，推进宏观调控、财税、金融、投资、行政管理等领域体制改革，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2013年12月13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会议提出了2014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传递出2014年经济工作的新信号。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谋求2014年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强调，201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改革任务重大而艰巨。2014年进入到“十二五”规划第四年，对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至关重要。会议指出，做好2014年经济工作，最核心的是要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巩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促进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同时，要积极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坚持问题导向，勇于突破创新，以改革促发展、促转方式调结构、促民生改善。“稳”也好，“改”也好，是辩证统一、互为条件的。一静一动，静要有定力，动要有秩序，关键是把握好这两者之间的度。
改革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新改革经济学”的提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举世瞩目的成就，被世界誉为“中国奇迹”。所谓“奇迹”，至少应该包含这样一层含义，那就是只有超越已有的理论知识才能创造出来。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对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特别是对正在探索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多层次的描述，提出了一些新的经济思想，展开了频繁的、健康的学术争鸣。吴敬琏曾撰文指出，探索和争鸣推动了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丰富和繁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改革经济学。改革经济学指导着拥有13亿人口的东方大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短短的30年内壮观增长，并于2011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法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作家及教育家阿兰·佩雷菲特早在2011年就表示，即将成功的中国奇迹，是与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荷兰奇迹、英国奇迹、美国奇迹、日本奇迹一样的经济奇迹。忽视或者低估中国改革经济学的理论成就和历史地位，事实将会证明是一种理论上的短视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对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提出了不少新思想。这些新思想与传统思想之间，以及新思想之间的碰撞冲击，展开了多次学术争鸣，特别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三次大争论（即20世纪70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90年代初“姓资姓社大讨论”和2004—2007年由“顾郎之争”引起的“国退民进”及“还要不要改革”的大讨论），以及1984年“莫干山会议”，对中国的改革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
综观30年改革开放的理论争论，具有鲜明的特点和深远的意义：首先，争论紧紧围绕改革开放的中心和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难点进行。比如改革开放市场导向的基本思路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这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多次经济改革都没有解决而必须解决的理论难点，对这些理论难点进行广泛辩论，取得共识，有助于推进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其次，争论的焦点既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实际问题，又是社会主义在当代的难题，比如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这是社会主义几十年来所没有解决的经济体制难题，通过争论，基本上解决了这些难点，无疑这有助于把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成为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体制，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换。再次，争论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难点，这些难点的解决实际上创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实现了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转换。
时代在发展，改革的理论也需要不断进步和完善。今天，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未来30年，中国将往何处去？在又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该如何打好改革这场攻坚战？什么力量能更积极稳健地推动改革？中国的改革，在顶层设计之外，还必须有顶层理论、顶层思想的支持。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鲜明地提出了“改革就是红利”的观点，强调要通过继续改革求得可持续发展。当此改革重点转换时刻，我们必须有一个带有鲜明“新改革经济学”特征的改革理论体系来指导。
“新改革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完整发现和勾勒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与行动框架。这是因为，今天的国人，对改革迫切性的环境与要求也已远远不是32年前改革之初那样的宽松和模糊不清。在现代信息技术催化下，对政治民主、经济福利的期望与要求都提高了。在中国当前经济与社会矛盾、风险凸显期，多数人已认识到，靠零敲碎打的改革已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要有“顶层设计”。拖拖拉拉的改革、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完全割裂的改革，也不为国人所容忍，必须要有针对改革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启动新一轮改革，在实践中可以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但在理论上，必须构建和形成中国改革的理论体系和逻辑框架。要研究“顶层设计”，同时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有准确的把脉。
在学术界，关于这种改革理论框架和改革逻辑的研究已经在进行之中。其中，国务院参事夏斌等就提出一个关于改革“路线图”的研究认为，要由缩小收入差距与要素价格“两大核心”入手，推动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相应放松各种行政管制的改革。当真正破解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问题之时，也可能正是地方建设资金缺口、融资平台风险彻底暴露之时。由此产生的中央与地方财力与事权的重新考虑与制度改革将不得不摆上重要的日程，要求财税体制必须有一个系统的反思与改革。没有财税制度的大改革，中国这一轮经济改革之坎是迈不过去的。而当要彻底改革财税制度之时，恰遇中国经济增速由高速向中速转化的历史时期，财政收入在明显减少。迫不得已，只能通过“国退民进”“还富于民”，以彻底解开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稳定之“结”。可以想象，相比于初期展开的“两大核心”改革，“四大重点”的突破是这轮经济改革中更为艰巨的历史任务。具体说，在农村，重点是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在城市，重点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国家经济制度层面，重点是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改革。其中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的改革，是最终决定这轮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但是通过还富于民，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梦”；通过还富于民，可以理顺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当然也可以预料，“四大重点”的改革，将牵动各级政府与国民、各个领域与各个阶层，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的调整，情况相当复杂，也是最难解决的。因此，更需要决策者早早运筹帷幄、统筹安排。
按照上述思路，从经济学出发，中国经济改革中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从以下四种重大的结构分析方法进行归并、把握。即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结构调整这一“主攻方向”或人们常说的“深层次体制问题”入手分析，同时，现实经济暴露的各种问题现象，无非有的是下述重大结构扭曲的衍生结果，有的是重大结构扭曲形成的动因。
一是按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法角度分析，近10年来投资、消费、净出口比例严重失衡。其突出表现是，2003—2011年GDP增长中年均约50%来自投资的推动，消费不足，特别是消费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严重偏低。该占比从2000年的46.4%一路下滑，到2010年仅为33.8%，竟下滑了12.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倾向从2000年的79.6%下降到2011年的69.5%，也下降有10个百分点。有学者指出，由于收入不公，中国居民收入最高的10%家庭收入是最低收入的10%家庭的65倍。富人的消费倾向只有62%，穷人的消费倾向是92%。即如果剔除10%穷人部分的消费数据，主体消费倾向的下降速度会更快。
二是按国内生产总值的生产法角度分析，近10年来产业结构发展不协调。随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在第一产业比重稳步下降的情况下，2002—2008年7年中，第二产业比重稳步上升，由44.8%上升到47.4%。在上升2.6个百分点的同时，资源节约、耗能少、具有劳动密集型特点的第三产业比重却在下降，由2002年的41.5%下降到2006年的40.9%。2009年后出现了恢复性增长，达到43%左右。
三是按国内生产总值的收入法角度分析，近10年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严重失调。（1）居民薪酬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95—2007年一直呈下降趋势，由52.16%下降到39.74%，共下降了12.42个百分点，年均降速2.3%。（2）经过再分配后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速度进一步加快，由2002年的65%左右下降到2008年的57%左右，下降了8个百分点。企业收入比重大体保持稳定，2008年后出现上升。而政府收入比重却是大幅上升。2008年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只有17.52%，但其可支配收入比重却上升到21.28%，两者相差3.75个百分点。
四是从国际收支法角度看，近10年来中国出现了总储蓄远远大于国内投资的不协调现象。最为突出的是2007—2008年，国内储蓄率达到异常的高度，平均为GDP的53%，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例两年平均高达9.6%，创历史纪录。
以上是从四个不同角度，极简略地分别概括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现象。可以说，当前国民经济中的各种结构矛盾与问题都被包含其中，并从中可得到解释。那么，今后的改革具体应从何着手、又如何推进呢？
首先，需要对这四种扭曲结构之间的关系有个正确的认识与判断。一系列分析表明：这些经济结构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互相联系、互为补充和因果循环的。每一个扭曲的结构只是中国当前“不可持续”经济体不同侧面的反映。我们只有在了解了这四种结构之间的互相联系和因果关系后，才能在通盘谋划改革时做到“心中有大局”，才能寻找到改革的“抓手”。
同理，“新改革经济学”的提出，也是要寻找关于中国新改革经济学的这个“大局”和“抓手”。而对这个“抓手”，李克强2013年9月10日在大连与出席第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中外企业家代表举行对话交流时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交代。按照《21世纪经济报道》专门以《李克强总理系统阐述“克强经济学”》为题的报道，李克强对改革需要做些什么有非常清晰的想法。他的讲话解释了中国想做的事情，其中包括进行结构性改革、实现软着陆等。李克强直言，30多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得益于改革。未来中国要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还必须依靠改革。从李克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有三个核心内容：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就是市场能做的就让市场去做，社会可以做好的就让社会去做，政府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让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激发更大的活力。第二，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该放的权要放到位，该管的事还要管好。第三，改革的目的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改革的成果，让他们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能够不断提高生活品质。
中国“新改革经济学”对于中国改革的行动框架的意义和作用，首先表现为对改革“突破口”的进一步的深刻认识。其重点就是梳理和明确“各种经济问题与矛盾背后脉络”，进而全面解决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错综复杂的结构问题以及背后的制度问题。当然，由于多年积累下来的错综复杂问题，“突破口”只是相对的，不应去奢望它是唯一的。
其次，“新改革经济学”所强调的寻找“突破口”和“抓手”是在寻找改革的“核心问题”“关键环节”中逐步深入的一个过程，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譬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基于当前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的高度概括与抽象，是体现于一系列具体的制度政策。但是如果直接从政府机构改革、政府与市场关系入手，直指高度抽象的核心主题，既不好操作，又不具改革效率（国务院“新非公36条”内容所指就是最好的说明）。因此，改革的“抓手”必须从眼前若干个具体问题入手，推动“改革进程”的开始，推动生成改革的内在逻辑与动力，并倒逼一系列制度的渐变，逐步逼近并最后达到解决“关键环节”和“核心问题”的目标。
再次，“新改革经济学”的最大意义在于寻找推动全面、彻底改革的“抓手”“切入点”，真正放大“改革红利”，而这个“红利”的价值就在于全民共享改革成果。因此，新一轮全面经济改革就必须紧紧抓住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两大改革，以习近平总书记“六个问题”及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三不”（克强经济学）为核心，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五大领域，财税、金融、投资、行政管理四大重点改革。而且“两大核心”的改革是当前转变发展方式直接面临的最大问题，在全社会已形成基本共识，又相对易于实施。形成由“两大核心”改革入手，传递和倒逼推进“五大领域”“四大重点”改革的逻辑反应与过程。
“新改革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就是要全面破解“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切实秉持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示的改革理念，在“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中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问题的重点理论突破。同时，这些理论问题又必须站在“壮士断腕”的高度，深入推进一系列触动利益的改革，进而向全社会传递出前所未有的魄力和决心。
进入2013年以来，转变政府职能，200项行政审批事项半年内取消和下放，减少政府部门“寻租”机会；放宽行业对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准入，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的发展……坚定深化改革的信心、坚持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凝聚深化改革的共识，这种共识，就是新的中国改革理论的一种创新和深化。如果说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是“帕累托改进”，每个人都能或多或少从改革中受益；那么未来，改革越来越会成为“卡尔多改进”，利益格局会有更大调整，更多是着眼于整个社会收益的增加。从这个角度看，“壮士断腕”不仅是认识论，也是一种方法论。这一改革阶段的重要特点，就是“两难”甚至“多难”情况增多。不能优中选优、难以“两全其美”的时候，尤其需要确立底线思维，拿出断腕决心，大胆触动利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以来，围绕改革这个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和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上下求索、全面突破，形成了日渐清晰和完整的新的改革思路，尤其是着眼于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研究，以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六大领域的体制改革为重点，以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为抓手，在加强市场体系建设上迈出了最大步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改革理念串联起来的“新改革经济学”已经趋于成形，概括起来说：
“新改革经济学”就是以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各领域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推进宏观调控、财税、金融、投资、行政管理等各方面改革进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加全社会创造活力，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全面市场体系建设的新理论和思想体系。
以不再出台短期刺激政策、不扩大赤字、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及实施“上下限”宏观调控为主要特点，更加重视转变政府职能这个核心，更加强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个关键，是关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新改革经济学”是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深化，“新改革经济学”充分体现我们对“用壮士断腕的决心继续推进改革”的理论自信。在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再次畅言改革，向全世界传递和昭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更高层面推进中国经济奇迹进入“第二季”的坚定决心。
“新改革经济学”的战略着眼点——处理好五个重大关系
“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一个总体要求。2013年7月21日至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调研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和当前经济运行情况，听取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建议。在调研过程中，习近平就全面深化改革提出要处理好“五大关系”，即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调研活动结束后，习近平在武汉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建议。在会上，习近平提出了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六个重大问题，涉及市场体系、经济制度、宏观调控、社会活力、公平正义、党的建设。时事观察家认为，这是习近平为全面深化改革定位导航。可以说，总书记强调要对这六个方面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实际上为顶层设计明确了“导航仪”和“路线图”。
既要解放思想也要实事求是
在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的历史关头，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五个重大关系，其中之一就是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我们要牢牢把握、正确处理二者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
解放思想是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坚持实事求是的首要前提和条件。解放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性、批判性本质的集中体现，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实现思想观念的更新、思维方式的变革、精神状态的提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没有思想的真正解放，就做不到实事求是。因为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而客观实际又是不断变化的，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跟上发展的时代、符合变化的实际，真正掌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对此，邓小平同志有过深刻论述：“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各种新的矛盾和挑战不断出现。要解决这一阶段躲不开、绕不过的矛盾和挑战，翻本本、凭经验不行，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也不行，只能也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坚持解放思想，就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敢闯敢试的精神研究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使我们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与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实际相适应、相契合。
实事求是是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坚持解放思想的内在根据和目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最本质的特征和规定，是解放思想的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宿。关于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解放思想不是胡思乱想，不是盲目冒进，不是一味地标新立异，而是为了探寻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做到实事求是。背离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解放思想只有遵循实事求是的要求，把大胆探索的精神和求真务实的态度结合起来，才能取得预期效果。当前，在解放思想中坚持实事求是，关键就是要紧紧立足于“三个没有变”：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立足于这“三个没有变”来解放思想，才有可能做到实事求是。
从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中可以看出，解放思想就是“破”，破除错误的思想观念；实事求是就是“立”，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纵观中国现代化进程，未来的10年具有关键意义。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航船破浪前行的动力引擎。以什么样的勇气啃硬骨头、涉险滩；以什么样的智慧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什么样的方法破解改革难题；决定未来这10年能不能向历史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既要整体推进也要重点突破
把“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之一加以强调，这是对改革规律的深刻把握，对改革方法的科学认识。处理好这一关系，对于不断把改革向纵深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整体推进，才能统筹协调，把握改革大局；重点突破，才能以点带面，激发改革动力。回顾中国改革历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论贯穿始终。30多年前，“联产承包”推动农村发展，布下一盘改革大棋；20世纪90年代，“放开搞活”激发了全社会活力，带来全方位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调破除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大大拓展了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是中国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
当前，一些公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的具体问题，大多涉及面广、配套性强、利益关系复杂，涉及宏大的改革命题。2.6亿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户籍制度需要破冰，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改革同样要跟进；做大蛋糕之后分好蛋糕，确保“收入倍增”是重点，税收制度、公共财政、分配秩序等改革也是支撑。没有整体推进，难免会顾此失彼，使改革举步维艰；没有重点突破，也难免会乱了节奏，让改革久推不转。改革攻坚期、深水区，把握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辩证法，至关重要。
邓小平同志曾说，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作为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改革涉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以及党的相关制度，领域广泛，任务繁重。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改革的关联性和互动性明显增强，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不整体推进，很多单项改革很难完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中国改革的整体性特征，决定了我们的各项决策部署，必须更加注重改革措施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
同时，整体推进又不是平均用力、齐头并进，而是要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抓改革的关键环节。从改革全局来看，重点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关系到改革大局，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关键环节“一子落而满盘活”，关系到改革成效，是改革的有力支点。以这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可以对全面改革起到牵引和推动作用。
既要顶层设计也要摸石过河
改革中的问题，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应对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这一点已成基本共识。但深化改革的路怎么走，答案可能会千差万别。
中国是个大国，绝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重大错误。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之一加以强调，就是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从历史经验出发得出的深刻论断，是推进中国改革大业的重要方法论。
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随着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利益关系日益错综复杂，形成改革共识的难度在增大。改革进程中，既有利益的藩篱盘根错节，也有体制机制的顽瘴痼疾。这样的背景下，要继续深化改革，必须把握大局、稳中求进。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连续性和可行性，离不开统筹谋划，在战略思考的基础上进行顶层设计。这些年来，改革不断向前推进，但在一些领域，难以上升到宏观层面，难以向纵深发展。有的地方和领域，单兵突进，没有系统整体谋划，缺乏配套协调。这些现象的存在，都要求我们强化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确保改革措施的公平性和利益最大化。
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确保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和互动至关重要。无论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还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无论是推进城镇化进程，还是建设更加体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涉及国家、企业、居民间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城乡、地区、行业间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中央、地方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整体建构，需要更高层次的统筹协调，使改革更加科学系统，富有成效。
强调顶层设计，绝不是否定基层创新的重要性。回顾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选择了渐进式的路径——摸着石头过河。对必须取得突破但一时还不那么有把握的改革，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取得了经验，达成了共识，看准了，就全面推开。30多年循序渐进，让中国得到了平稳和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这一富有中国智慧的改革方法，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仍具有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都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坚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统一，使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更好地结合起来，在摸石过河中加深对规律的认识，在统筹规划中协力推进改革，我们就能克服各种困难，使改革进程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畏首畏尾，前怕狼后怕虎，很难取得成功；同时改革又是“一个大试验”，面对复杂的国情，必须科学决策，稳中求进。正因如此，在论述全面深化改革问题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握“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
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要啃“硬骨头”。在这样的背景下，更要坚定与时俱进、攻坚克难的信心，更要拿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经验证明，如果面对困难不敢过河，怎么会有当初的联产承包、放开搞活？如果不啃硬骨头、不敢涉险滩，今天的改革怎能向纵深推进？又怎能有新成就、新突破？
无论经济转型升级，还是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改革既要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革除体制机制的弊端，更要直面利益关系的调整、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在这样的背景下，倘若患得患失、谨小慎微、左顾右盼，经济社会发展中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仅不能得到解决，还会因此积重难返，影响整个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今天我们强调“胆子要大”，就是克服瞻前顾后、小富即安的消极思维，就是在呼唤无私无畏、敢于担当的决心和勇气。只要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有利的事情，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只要是妨碍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思想观念障碍和体制机制弊端，就要坚决地破、坚决地改。
但强调改革的大胆，绝不意味着要蛮干。事实上，从一开始，中国改革就走了一条从实际出发的渐进改革之路。安徽小岗村土地承包经营的探索、广东小渔村经济特区的试验、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实践，中国改革遵循的是先易后难的务实路线，坚持的是由点及面的稳步推进。改革的目标是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空喊口号，更不是推倒重来。面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现实，面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改革来不得一蹴而就的“浪漫”和有勇无谋的鲁莽。
不管是“闯”的精神，还是“冒”的勇气，都要沿着正确方向，都要从实际出发、讲究科学性。改革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和试验，都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进行严格科学的充分论证。对一些重大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可以提出总体思路和方案，但推行起来还是要稳扎稳打，通过不断努力逐步达到目标，积小胜为大胜。这就叫“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改革有勇气，国家有朝气；改革有担当，民族就有希望。既强调勇气和使命担当，又讲究方法和统筹，我们就能使改革大业一步一步推进、一步一步突破。
实现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统一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发展才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重要支点，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始终贯穿30多年改革历程。能否科学把握三者关系、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有机统一，决定着下一个10年的改革成败。
“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在论及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把握的重大关系时，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要求，体现了中央对改革形势的准确判断，为我们下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遵循。
中国现在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种成就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不仅对于中国本身具有巨大的历史性意义，就是对于整个世界也有着重大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在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已经远远超出社会治安层面上的问题，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发展。为什么在现阶段社会矛盾会日益凸显？究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三：第一，是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大面积大幅度调整。第二，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意识不断增强，而且其诉求渠道和方式也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状况。第三，发展的极不平衡。大量的社会调查显示，中国民众这些年来最为关切的前几个问题几乎都是民生问题，如公共教育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公共卫生问题、住房问题、就业问题以及通货膨胀问题，等等。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弄清楚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本质特征是民生问题，积极而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实现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统一就有了抓手。对于社会矛盾，我们应当转换观念，既不能视而不见、故意回避，也没必要惊慌失措，而是应当将之视为“常态”的事情，并予以积极主动地应对化解。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至少要做好这样两类事情，即从顶层设计的角度看，应当以社会公正为基本依据进行基本制度和基本政策的安排；从现实操作层面上看，在中国现阶段，应当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应当推动法治社会的建设。因为：第一，以社会公正为依据进行基本制度和政策的安排，是应对、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本途径。第二，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是中国现阶段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举措。第三，推动法治社会的建设，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保障。
“新改革经济学”的基本面——解决好“六个重大问题”
2013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武汉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建议。他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
在听取了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做了重要讲话。他强调，要下大功夫总结和运用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下大功夫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改革开放的客观要求，下大功夫了解党内外对改革开放的各种意见和建议，下大功夫了解地方、基层和群众在改革方面做的有益探索。习近平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重大问题。第一，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第二，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第三，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第四，进一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第五，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第六，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习近平强调指出，这些重大问题需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回答，要结合实际、结合未来发展进行解答，不断给出准确、科学的答案。
关于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要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取向，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成熟的市场经济体有一个特点，就是从范围的角度看，市场是统一的，从消费者角度看，市场是细分的。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特点则是“分割而不细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很不完善，而受到各个行政区域政策、地方利益的影响，市场分割，导致企业的营销、物流等成本很高。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重大问题”中，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可见其重要性。各界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消除市场壁垒这一重大议题上能有所突破。
客观地说，中国各行政区之间的竞争，是促进地方增长的巨大动力，书记都像董事长，市长都像总经理，创设环境，招商引资，相互竞争，比拼政绩。但由于政绩一定要“本地化”，在本地落实，就会带来许多问题。早期为争资源，很多省份接壤地区频现“资源大战”，如临大敌地设岗，不准原材料出界；再后来，各地为争投资、争企业落地，不惜杀价竞争，政策底限不断下沉；排污以邻为壑，修路则一到边界就“断头”；能共享的基础设施（如机场、港口）一定要各建各的，能错位竞争的偏偏要同质化；对本地企业保护、对外地企业严苛，更是寻常。甚至很多企业竞争的背后，政府都在插手，是打是拉，是无限扶持还是倒打一耙，视企业对本地贡献而定。政府“拉偏架”，很多企业都有教训，只是碍于要进入“人家的市场”，大账能算过来，再委屈也就认了。
市场经济是规模经济、范围经济，规模越大范围越广，效率越高。全国市场由各个经济区域的市场加总，市场规则应该统一。如果把“经济区域”理解为“区域经济”，再异化成“行政区经济”，总是通过行政干预实现“本地利益最大化”，甚至不惜违反规律（如对没有竞争力的本地企业反复补贴），那么，单从一地看，利益似乎最大化了，全国都这样就是“总体的谬误”，也就是统一市场的扭曲。
清除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各类市场壁垒，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正在成为新一轮改革的重要共识。清除市场壁垒，就是要彻底消除在商品市场、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市场中存在的各种体制性障碍，让商品和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需要强调的是，任何市场壁垒，都是对局部利益、对部分人群既得利益的保护，是对全局利益、全体大众利益的损害。总书记明确把清除市场壁垒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表明了中央攻克体制机制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的坚定决心。
关于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
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增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发展活力，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完善财税体系，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微观基础的活力。
来自全国工商联的数据显示，2012年，民营经济在中国GDP中的比重已超过60%。截至2012年9月，中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已超过1000万家，同比增长12.6%；户均注册资金同比增长7.8%，企业规模实力继续增强。2012年前10个月，民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累计增速为14.9%，较2011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但仍高于国有工业企业的6.4%和全国工业企业10%的平均水平。
2013年是“十二五”规划的中期评估之年，也是中国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之年。“4万亿”投资的实践证明，靠“投资拉动增长”，主要是靠“政府投资拉动增长”，虽然能保证经济增长于一时，却保不了长远。从长远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经济绕不过的一道关。对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来说，人工成本上升，社保、税费负担过重，整个行业产能过剩是当前民营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此外，外需不足、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房地产调控政策等问题依然影响和困扰企业的发展。在内外交困中，民营企业必须寻求大的突破与转型，民营企业不转不行，不大转不行，不早转也不行。
对从事传统制造业和加工业的民营企业来讲，创新精神至关重要。要想转型必须具备各种基本条件：新的市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模式、新的治理结构和企业家的思想都需发生实质性变化。未来民营企业要从粗放分散发展向集约集聚发展转变，由投资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转变，由产业端向高附加值环节转变，由传统运营机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带动转变，充分整合各种生产要素，走转型升级之路。第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走股份化转型升级之路。第二，提升民营企业内生价值，走科学管理转型升级之路。第三，提升民营企业核心竞争能力，走科技创新转型升级之路。第四，创造民营企业协同聚集效益，走合作联盟转型升级之路。
对于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境，自2012年以来，中央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战略措施，尤以“新36条”为最显著的扶持手段。2012年3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第七个重点任务就是出台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新36条”实施细则。2012年7月29日，42项“新36条”的民间投资实施细则已全部出齐。这些实施细则的出台进一步拓宽了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在铁路、电信、金融、能源证券、卫生等领域都降低准入门槛，而且在推动和保护民间投资方面提出了相应保障措施，必将在更高层次上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改善市场投资环境。但是，“新36条”将开放领域集中在基础设施等，而这些领域见效慢，民营企业不愿投资，因此，无法发挥其初衷。民间投资细则的出台对于民间投资增速的回升有一定的提升作用。但是在传统行政性垄断体系和经营模式没有根本改革的前提下，投资领域的放开并没有给予民间资本生存的环境。因此，需要进一步进行体制改革，发挥民营企业的投资主体作用，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也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力。在这方面，2013年5月16日，陕西省省级民营经济转型升级试验工作动员大会在府谷召开，这标志着全国首个省级民营经济转型升级试验区经过两年多的研讨论证，正式进入实施阶段。试验区将大胆探索资源型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探索民营经济规模发展、创新发展、多元发展的新经验，探索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体制机制的新举措。
2013年是民营经济扬眉吐气的一年。尽管外部国际环境十分严峻，主要表现在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依然突出，国际经济竞争继续加剧，全球内需相对乏力，但中国内部发展环境充满生机，一是深化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制度红利有望进一步释放；二是收入分配改革所带来的消费活力能够转化为发展活力；三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务实纠偏、锐意反腐可望激活社会元气，再加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确定的“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种种因素相互激荡，助推民营经济发展更上层楼。
关于政府职能转变
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要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抓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是实现经济升级的制度保障。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多次提出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并将之作为国务院工作的重大战略和目标。转变发展方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3月17日记者招待会上承诺，在未来5年把国务院现有的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再精简1/3，为此，国务院各部门紧锣密鼓地进行行政审批事项的清理、取消、下放，到2014年全国两会时，政府工作报告写明已取消和下放的数据为416项，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简政放权，是改革的“先手棋”，也是机构职能转变的一个鲜明特征。作为兑现改革承诺的重要一步，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对激发市场、社会和地方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放权，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以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这无疑是一剂不花钱能办事、少花钱多办事的“良方”；通过放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可以消除制约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为转型提供“源头活水”；通过放权，减少审批，可以降低就业创业门槛，改善就业创业环境，激发全社会的创业积极性；通过放权，可以更好地发挥地方的作用，使管理能够贴近基层、贴近企业、贴近市场、贴近群众。事实证明，把该放的权力放到位，既有利当前，也惠及长远，堪称释放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一招。
转变政府职能，不仅要取消和下放权力，还要创新和改善政府管理。放和管是两个轮子，只有两个轮子都做圆了，车才能跑起来。这既是增强政府治理、建设现代政府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政府公信力、执行力和权威性，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的有效保障。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限的同时，中央还要求要切实加强对经济运行活动的事中和事后监管。把该管的管住管好，要求政府加强市场监管，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扭曲现象的发生，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宽进严管”；把该管的管住管好，还要求政府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把重点放到“保基本”上来，把非基本的公共服务交给社会和市场；把该管的管住管好，也要求政府优化行政管理流程，建立标准明确、程序严密、运作规范、制约有效的管理制度；把该管的管住管好，更要求政府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把政府掌控的资源集中用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新一届政府组建以来，着力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方案的实施，思路清，力度大。可以说，转变政府职能是本轮国务院行政体制改革中最大的亮点，也是“内涵式”改革的集中体现。多年来，政府职能转变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以与转变政府职能关联度最高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例，从1998年深圳市实行“首问责任制”开始拉开了审批制度改革的序幕后，全国各地都不断推进这项改革。国务院从2002年以来通过6次改革，共取消审批事项高达2497项，占国务院所有审批事项的69.3%。其间，全国31个省区市累计共取消3.7万项行政审批事项，占原有总数的68.2%。即使如此，政府在公共治理中管得过多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越位、错位的问题也比较严重，直接影响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也影响了社会作用的发挥。因此，本届政府把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简政放权紧密联系起来，统筹加以推进，是务实稳妥的战略性举措。
目前制约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行政审批事项依然过多，少数地方、部门设置审批、许可的随意性大，程序不规范，暗箱操作以及公务员的审批自由裁量权过大。二是部门利益成为影响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因素。有人把部门利益形象地概括为“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被法定化”。如果部门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包括简政放权在内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都很难有实质性进展。三是政府官员的管理理念，也是影响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地方的GDP增长对官员的升迁往往影响很大，一些党政领导的意识中产生了对GDP的过度依赖，自觉不自觉地形成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的思维，片面理解政府的基本角色和功能定位，这对转变政府职能形成了潜在的阻力。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如果不能从价值层面和观念层面有所突破，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是针对上述问题，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与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方案中，把转变政府职能放在了突出的位置。
改革贵在行动，重在落实。推进改革，离不开有力的组织领导。从国务院部门到地方各级政府都面临着双重责任，既要落实放权的责任，也要落实监管的责任，否则就难以走出“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在落实任务过程中，还必须对现有行政审批事项进行摸底核实，不能捉迷藏，也不能掺水分。地方各级政府在跟进时，对国务院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也必须真正放给市场和社会，不能搞变相截留。
落实好职能转变要求，必须依靠严明的纪律和有效的监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贯彻落实中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相互扯皮、推诿拖沓，明放暗不放，改革将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效。因此，工作开展不力者，理应受到问责。同时，职能转变也要开门搞改革，把取消、下放和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10多年来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项改革其实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的方方面面。虽然中国已连续6次大幅减少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但截至目前，全国意义上仍有约1.8万项需要行政审批的项目，其数量之多在市场经济国家中极为罕见，以此而言，仍需加大力度，更大幅度地减少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根本上的改革还是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让政府回归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本来位置，同时，让政府的一切行政行为都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核心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按照这个目标，改革的方向就是简政放权，压缩政府对经济社会事务的直接干预领域和范围，政府通过放松管制并向市场和社会让渡空间，形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公权与私权之间边界清晰合理、分工合作有度的社会关系新格局，从而让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让政府真正回归到承担责任、提供服务的公共位置。当然，改革不仅要取消和下放权力，还要创新和改善政府管理，管住、管好该管的事。放和管两者齐头并进。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一场深层次的观念和体制变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也是刺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僵局的利刃。这样一把改革的利刃面向的是政府权力，总理说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其实就是政府需要有“革自己的命”的决心、智慧和勇气。
2014年全国两会后李克强在会见中外记者时再度表示，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的大幕已经拉开，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还要继续啃‘硬骨头’”。
关于进一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进一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要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最大限度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业活动蓬勃开展。
社会体制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如何推动社会体制改革，提出了“四个加快”的战略任务和要求，即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旨在全面推动社会的公平和谐发展。
解决社会组织面临的发展瓶颈，让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会建设的主体力量，全面提升第三部门力量。同时，要大力发展各类自治组织，全面提高社会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能力。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社会体制改革是一项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事关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安定有序，事关人民安居乐业。基本目标，就是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网络，建立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体制机制。基本原则，是坚持党的领导，确保社会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坚持立足国情，改革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整体规划，从统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系统设计；坚持循序渐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计划分步骤实施；坚持体制保障，努力破解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束缚、保障性困扰。
关于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安排，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让全体人民依法平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任务。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党的十八大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面守法，并首次要求领导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实践证明，无论是推动发展、维护稳定，还是创新管理、提升服务，法治都是最可靠的手段。2013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法治就是法律之治。法律治理的领域既包括国家，也包括政府和社会。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随着浙江张氏叔侄冤案等几起案件的曝光和纠正，社会各界呼吁防范冤假错案、加强司法公正的声音再度高涨。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央政法委已经出台首个防止冤假错案指导意见。这个指导意见“针对性”强，体现了“绝不冤枉一个好人”的公正司法。其中，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合议庭、独任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权责一致的办案责任制，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同时还要求明确冤假错案标准、纠错启动主体和程序，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
另外，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司法实践中一些政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一味追求各种“指标”的做法，指导意见也予以批判，要求不能“片面追求”，而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符合司法规律的办案绩效考评制度”。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对责任司法的强化也被专家视为“中国司法走向独立的重要基础”。
关于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改革开放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越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要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增强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的坚定性，完善党内制度体系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他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有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对管党治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严，才能弘扬正气、打击邪气，转变作风、遏制腐败；严，才能巩固组织、提高队伍、锻炼干部，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这一论断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意义。从严治党需要贯彻和体现到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基本要求包括：严格按党章办事，按党的制度和规定办事；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在党内生活中讲党性、讲原则，开展积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坚决反对和整治慵懒散奢等不良风气；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标准发展党员，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坚决惩处党内腐败分子；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要求涵盖了党内生活的基本内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都应该按照这些要求去做。从严治党，从严管理，不是搞“一言堂”，而是要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同时善于进行正确集中。
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严的规定、紧的约束，首先领导干部要自觉遵守，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这才能从严管干部，从严带队伍。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并系统回答了“怎样是好干部，怎样成长为好干部，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这三个干部工作的根本问题，特别是提出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这五条好干部的标准，为做好干部培养选拔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其中，敢担当是好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选人用人，就应当选那些敢负责、勇担当的好干部。作为领导干部，都应当坚持原则、认真负责，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做一个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尽职尽责，在关键时刻靠得住、冲得上、能作为的领导干部。
以反腐肃贪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反腐倡廉关系生死存亡，我们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反腐倡廉，核心是制约和监督权力，关键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制度在反腐倡廉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最大限度减少体制缺陷和制度漏洞，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推进反腐倡廉建设，还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现在，在我们一些干部中，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腐朽特权思想还有不小市场，明里暗里谋求特权和私利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它极大地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习近平总书记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的种种表现和严重危害性做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强调所有共产党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他特别指出，这个问题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涉及党和国家能不能永葆生机活力的大问题，一定要采取得力措施，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把加强作风建设作为工作开局的重要切入点，制定实施八项规定、部署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带头转变工作作风，加强督促检查，有力促进了党风政风转变，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在党内外、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当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这“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的条件。
政治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是党的组织、宣传、群众、财经、外事、保密等各方面纪律的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这一论述，抓住了党的纪律建设的要害，揭示了党的纪律建设的规律。
我们党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执政。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为摆设，就会形成“一人违纪，众人随之”的“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统统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就会失去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政治理想、政治纲领、政治目标也就无从谈起。
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就要正确认识和坚定维护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权安全大局、全党全国团结大局，自觉在大局下想问题、做工作。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2013年9月6日在天津市就深入落实八项规定精神、纠正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进行调研时特别强调，要抓住中秋、国庆重要节点，刹住公款送月饼、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抓党风促民风，务必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王岐山指出，党风政风与社风民风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党风是关键，社风民风是风向标。党风决定民风，民风影响党风。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传染性强，不仅党内有，全社会同样存在，党员干部身上的不正之风影响到民风，社会上讲排场比阔气、高档消费一掷千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奢靡之风也对党风产生不良影响。党风正，则民风淳朴。勤俭节约、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美德。艰苦朴素是党继承传统文化精华提炼形成的优良作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本色。中国刚刚解决温饱、过上小康生活，决不能未富先奢、滋长享乐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狠抓党风建设，促进民风转变、移风易俗，推动社会风气健康发展。
“新改革经济学”的政策取向
中国的改革，一直是在争议和质疑声中走过来的。1998年一本名为《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的书出版，发行200万本，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巨大影响。2010年8月，是深圳等最早一批中国经济特区30岁的“生日”，但正是在这个“30而立”的节点关口上，改革动力弱化、改革精神淡化、改革阻力加大的“特区困局”成为每一个关心中国改革的人们心中最大的忧虑。虽然我们一直强调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但过去的10年还是被一些学者批评为“改革失去的10年”。现在，我们正处在“两个一百年”和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重要历史阶段，如何以新的思想和理论指导未来的改革开放实践，就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不能让接下来的10年再次失去，就必须有新的改革理论的指导，就必须有新的改革顶层设计的保障，就必须有新的改革政策体系的支撑。也许是一个历史巧合，顺应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克强经济学”，作为中国新一届政府经济政策及其特征的概括，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新改革经济学”及其政策主张的一个标志。
简政放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简政放权是放大“改革红利”的主导战略。改革的核心就是简政放权，减少政府权限，同时市场和社会权利在扩大，这是一个趋势。行政审批项目的减少也就意味着市场准入门槛的降低，这将从体制机制上给市场主体松绑，不仅使企业在更大程度上拥有投资“拍板权”，把投资引向能够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领域，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政府腾出更多精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管好该管的事，努力营造公平竞争、打破分割、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
盘活存量、用好增量，财政金融改革方向更接“地气”
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与以往相比，新一届政府更加重视“盘活存量”资金。在2013年6月8日主持环渤海省份经济工作座谈会时，李克强要求“通过激活货币信贷存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6月19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更有力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随后7月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又提出，把挤占挪用的钱归位，把“跑冒滴漏”的钱堵住。特别是要进一步盘活存量，把闲置、沉淀的财政资金用好。对货币信贷和财政资金“盘活存量、用好增量”的政策表述已被视为“克强经济学”的核心思路。7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该意见围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的核心要义，将采取十项措施“盘活存量”，在八大重点领域“用好增量”。“金融十条”的总体取向就是在可控的前提下逐步放松金融管制，力求更多、更快地推动资金市场化配置。
此外，在国务院提出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后，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要求，财政部发出通知，要求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对2013年一般性支出统一按5%比例压减。2013年3月17日，李克强在履职总理后的首次答记者问时表示，要用简朴的政府来取信于民，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并就削减政府开支约法三章：本届政府任期内，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公务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
全面推开营改增。中国政府高层普遍将实行“营改增”视为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2013年4月10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2013年8月1日起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推开，部分现代服务业适当扩围纳入广播影视作品的制作、播映、发行等；择机将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等行业纳入“营改增”试点。会议认为，进一步扩大“营改增”试点，并逐步在全国推行，有利于解决因局部地区试点导致的政策差异和税收征管风险等问题。“营改增”自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率先启动试点，后试点地区扩至12个省市。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2月1日，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的纳税人超过100万户，试点当年共实现减税超过400亿元。据测算，全部试点地区2013年企业将减轻负担约1200亿元。
专栏
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十条意见
一、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保持货币信贷总量
二、引导、推动重点领域与行业转型和调整
三、整合金融资源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四、加大对“三农”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
五、进一步发展消费金融促进消费升级
六、支持企业“走出去”
七、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八、进一步发挥保险的保障作用
九、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
十、严密防范金融风险
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7月19日，人民银行宣布，经国务院批准，自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外媒称，这一市场期盼已久的行动表明，中国新领导层决心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此举也为未来中国金融业更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新一轮金融改革序幕已经拉开，充分体现了新一届政府强化市场、放松管制的经济政策特点。此前有人预言中国经济面临下滑风险，期盼政府重回刺激政策的老路。央行取消贷款利率管制，其实就是新一届政府坚定不移推动改革的一个重要声明。
不过，贷款利率管制放开，虽然有其正面意义，但是它只是利率市场化的第一步，而要真正让利率市场化全面实施，还需要放开目前对存款利率的管制。在2014年的全国两会上，央行行长周小川正式表态，在二三年内实现利率的市场化。
产业政策更加强调对严重产能过剩行业的治理
2013年10月15日，《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发布，将改革的重点锁定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五大严重产能过剩行业，并规划了未来五年化解产能过剩的“路线图”。在此之前，5月13日，国务院召开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李克强表示，要坚决完成遏制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盲目扩张等现象。6月8日，李克强在河北主持召开环渤海省份经济工作座谈会表示，要分门别类抑制和消化严重过剩产能。
除上述五大严重产能过剩行业外，近年来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其中，光伏产业作为中国经济“升级版”中新能源的重要发展方向，已经具有相当的国际竞争力。但是，由于盲目扩张，该行业也因产能过剩陷入困境。6月14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六项政策，扶持光伏产业。7月15日，《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公布，细化了扶持光伏产业的六条新政策。
另外，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促进信息消费，助力健康服务产业等的发展。7月12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促进信息消费，拉动国内有效需求，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节能和环保是两个领域，历来都受到重视。这次会议更加细化，提出推动节能环保和再生产品消费，政府公务用车、公交车要率先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同步完善配套设施。到2015年，使高效节能产品市场占有率提高到50%以上。而在信息消费方面，国务院提出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加快网络、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推动发放4G牌照，全面推进三网融合，向全国推广。值得注意的是，国家鼓励民间资本以参股方式进入基础电信运营市场。加快实施“信息惠民”工程，丰富信息产品和信息消费内容，构建安全可信的信息消费环境，实现“十二五”后三年信息消费规模年均增长20%以上，电子商务交易额大幅增加。
保民生、保实业，治污染持续发力
出台“就业六条”应对“史上最难就业季”。2013年是“史上最难就业季”，全国有近700万应届高校毕业生，为历年最多。如何在经济增速稳中趋降的背景下实现就业的稳定增长，在不扩大货币投放的情况下找准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平衡点，是考量政府调控手段的一道难题。必须看到，当前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结构性失衡局面，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反映。一方面，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缺乏，反映了当前的人才供给状况无法给予中国的产业升级充分的支持。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反映了第三产业发展不充分的现实状况。“当前一些吸纳大学生就业的金融、教育、医疗等服务业行业仍然存在一定的管制，开放程度较低，导致岗位的供给严重不足，是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2013年5月1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做好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提出了六项措施。7月中旬，中央财政下拨就业专项资金103.84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各地落实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就业增长。加上先前下拨的309.62亿元，目前中央财政共下拨2013年就业专项资金413.46亿元，比2012年增长7%。
出台治污十条。6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推进建立环渤海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联防联控机制，重点行业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在五年内下降30%以上等。会议认为，大气污染防治既是重大民生问题，也是经济升级的重要抓手。中国日益突出的区域性复合型大气污染问题是长期积累形成的。治理好大气污染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为此，中央财政将安排50亿元资金，专项用于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山西、山东六个省、市、自治区的大气污染治理，以解决京津冀地区持续被雾霾笼罩的问题。
7月20日，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上表示，PM2.5防控是今后五年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由环保部牵头制定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于7月底8月初全文公布。此前的7月10日，环保部新闻发言人陶德田就曾表示，该计划被称为史上“最严格”大气治理计划，将予以1.7万亿元的投入。
启动新一轮棚户区改造。6月26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加快棚户区改造，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将棚户区改造等作为接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2008—2012年，全国改造各类棚户区1260万户。会议决定，今后五年再改造城市和国有工矿、林区、垦区的各类棚户区1000万户，其中2013年改造304万户。逐步将非集中成片城市棚户区统一纳入改造范围。同步建设配套市政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确保同步使用。7月12日，《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公布，明确了政策细则。有分析称，国务院确定改造的304万户棚户区，至少可以拉动投资3000亿元。而且，棚户区改造的意义不仅在于拉动经济，更有利于城镇化的推进和改变二元结构社会，作为一个“一箭三雕”的良策，会成为政府未来几年的主打政策。
2014年，棚户区改造力度继续加大，目标为470万套以上。
“新改革经济学”对化解中国经济难题的启示
客观来看，“新改革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尚待成熟，它也还不是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设计出可以被当前政策决策体系容纳、被社会大众认可、令各方激励兼容的改革总体理论体系，难度巨大。这一理论至少要回答如下问题：真正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并打好改革与开放的“组合拳”，唱好发展和民生的“二人转”？如何使用放权式刺激政策并把握好宏观调控上下限？如何以市场化手段化解过剩产能同时约束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只有当这样的具体方案出台的时候，“新改革经济学”才能真正成形。
区间论：把好“新改革经济学”的跳动脉搏
2013年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了上半年经济数据，16日李克强就主持召开了经济形势座谈会，听取来自研究机构、高校的专家分析中国国内经济运行及世界经济形势，也听取来自机械、家电、节能、金融等行业的企业负责人反映生产经营状况、问题和建议。
在大家发言后，李克强指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经济区间以及上、下限的说法，李克强总理此前在广西召开部分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时已表达过。这次他做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当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内，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调结构为着力点，释放改革红利，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和自我调节的作用，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和后劲；当经济运行逼近上、下限时，宏观政策要侧重稳增长或防通胀，与调结构、促改革的中长期措施相结合，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他还强调，既不能因经济指标的一时变化而改变政策取向，影响来之不易的结构调整机遇和成效；也不能对经济运行可能滑出合理区间、出现大的起伏缺乏警惕和应对准备。
上、下限“合理区间”论的提出，成为当前宏观调控政策取向的最基本原则。只要经济能稳定在区间之内，既定的宏观政策基调就不会改。在稳定的前提下，将继续推动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2013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时，正式确认了“区间”说，认为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年度预期目标的合理区间，要求下半年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节奏，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
“区间论”令中国经济的政策调整空间更富弹性和科学性，而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稳定就业所关联的社会性风险则分别是应当被固守的两条底线。“严格地说，‘区间效应’不应该令人意外，它更应该提醒市场对政策的理解和把握不能僵化和曲解。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由于一直在强调稳健，市场形成了所谓的‘政策收紧’的判断，但从实际操作看，区间、上限和下限所强调的，更是一种‘稳中有为’的政策取向，如果突破底线，中国政府不会坐视不理，没有突破底线，要抓紧调结构、促改革，在这种判断的背后，是一种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经济逻辑。”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这样解释。
“区间论”的提出，使得中国经济未来政策环境的确定性大大增强，笼罩于市场上空的阴霾一时淡去。市场普遍认为，这意味着本届政府固然愿意牺牲短期利益以推进结构调整进程，但绝不会放任经济下滑，甚至出现硬着陆。在一些经济学者和企业人士看来，“合理区间”说法背后隐藏的中国政府的“底线”并不难判断。
2013年7月21日新华社一篇文章进一步明确指出了这个“底线”。文章说，事实上，“上限”和“下限”重申了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5%左右。那么，经济合理增长的“下限”是不是“底线”？根据“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目标，“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目标为7%。要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今后几年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至少要达到6.9%以上。所以，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增速低于7%这个“底线”是不允许的。
“下限”并不等于“底线”，“底线”应该是一个参考就业计算出来的数据。根据测算，现阶段中国要保持失业率控制在5%左右，GDP增速就要保持在7.2%以上，否则就会冲击就业。按过去的经验看，GDP增速低于6.9%时会对就业产生明显影响。因此政府容忍GDP增速的“底线”应为7%。
“下限论”实际上是一种“底线思维”——对经济下行容忍度提高。对此，有分析模拟“克强经济学”之表述，将这里出现的“上限”和“下限”视为“克强防线”，虽无太多理论根据，倒也形象地表达出这轮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边界。
无论如何，中国经济已经结束了连续30年两位数的高速发展阶段，正在由高速增长区间向中速增长区间过渡。“七上八下”就是一个合理区间。尤其是在调整的背景下，需要为这种调整留出足够的空间，通过经济增速的放缓倒逼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着眼未来，只要每年平均增速不低于7%，就能实现2020年GDP翻番的目标。国家统计局做了一个大规模企业问卷调查，2/3左右的企业对后期走势、对中国经济环境的基本面表示乐观。根据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预计，2013年三、四季度经济增速分别为7.4%、7.2%，全年经济增速仍有可能维持在7.5%左右，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很小。果然，2013年的实际情况印证了这一预测，中国经济以7.7%的增速收官。
因此，“区间论”“两限论”，实际上就是“新改革经济学”背景下对中国经济政策取向的一种动态把握，并不一定要对应具体的数字。而李克强此时明确提出上限和下限问题，表明决策层对当前经济形势是沉得住气的，是能够随时出手的。而且，随着经济数据日趋接近底线，“稳增长”的分量将逐渐加重。例如，2014年3月19日，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国务院会议，确定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时，就再次强调要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特别是要抓紧出台已确定的扩内需、稳增长措施，加快重点投资项目建设进度。
对策论：放大“新改革经济学”的政策红利
明确了上、下限区间以及增长的“底线”，意味着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至7%以下，政府才会出手推出刺激措施。尽管如此，但由于各方普遍预测2013年下半年中国经济仍将下行，政府因此可能会陆续出台温和的稳增长政策，也就是中央一再强调的“稳中有为”。
“稳中有为”的具体政策主要表现在投资消费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特别是在投资消费政策方面，预期会有一定的宽松，包括促进消费（信息消费）、促进铁路投资、促进棚户区改造、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节能环保投资等方向将成为重点。
总体来看，新一届政府采取的措施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不会把所有开支负担全部压在地方政府的身上，中央政府将会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健，因为地方政府增加开支将促使中央政府不得不放松货币政策。二是国务院不会直接刺激制造业，而是会把重点放在用于防治污染和促进消费的基础设施上。因为它们既可以帮助稳定经济增长，又不会导致经济扭曲状况的恶化以及融资杠杆的增加。重点行业包括保障性安居工程、铁路、信息技术（IT）基础设施（包括3G/4G和宽带）、新能源汽车、节能设备以及城市基础设施项目。
2013年7月24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三项决定：进一步公平税负，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研究确定促进贸易便利化推动进出口稳定发展的措施；部署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中西部和贫困地区铁路建设。外媒称此为李克强稳增长的“微刺激”方案，认为这与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在刺激经济问题上采取的相对谨慎且有针对性的政策态度一致，即不愿采取类似于此前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所实施的大规模刺激计划。
7月3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当前要研究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放开市场准入，释放改革红利。凡社会能办好的，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加快形成改善公共服务的合力。舆论认为，此次会议传递出政府进一步深化社会领域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信号。这是因为，近些年来，中国不少地方已经在积极探索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将一些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交由社会力量承担，政府以“购买”方式提供必要的补助。而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明确，将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交由具备条件、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等承担。
购买社会服务将对宏观经济产生的乘数效应。众所周知，政府的财政支出与居民投资相似，是一种高效能支出。政府的服务采购，可以带动其他需求成倍的增长。政府采购使社会服务实现销售，实现商品化，使企业、个人收入有所增加，最终转化为新增投资、积累、消费，引发一系列的再支出，形成一个不断累加的结果，使总产出倍增，推动经济运行，扩大国民收入。购买服务与购买物品还有所不同，购买物品往往是单次行为。政府购买服务往往有持续性，持久拉动相关产业，衍生各种需求，刺激优化要素组合，提升相关行业的质素。
准确把握乘数值是统筹经济施政的关键。新一届政府坚持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优化支出结构。其中就包含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所产生的乘数效应有所料算。这是因为，中央政府决策对地方政府的传导带动作用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各级政府行为的联动叠加，更会放大购买社会服务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现阶段，由于中国的服务业尚不发达，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对民间投资的带动系数无疑正处于峰值。
政府向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购买，意味着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将得以进一步理顺，凡是社会和市场能解决的公共服务，政府都将逐渐退出。事实上，对于公共服务，要的是结果，不是过程，不在乎谁来提供服务，关键是要提供好的服务。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一方面有助于增加公共服务产品，更好地满足百姓需求；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减少机构运行和养人的成本，节省行政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总体来看，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仍然滞后，在社会观念、数量规模和整体素质能力等方面，依然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因此，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可以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更好地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同时最大限度地满足服务对象需求的多样化，扩大公共服务的受益面。
当然，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需要很高的项目管理水平，否则很容易造成资金浪费，严重的还可能导致腐败，亟须完善相关制度法规。对此，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五点要求，包括要制定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购买公共服务，严格政府购买服务资金管理，建立严格的监督评价机制，对购买服务项目进行动态调整。这些要求对下一步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做出规范性操作，旨在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进行全程监管，确保项目规范透明，真正把有限的财政资金花在刀刃上，确保百姓切实得实惠。
也许有人认为，上述这些举措似乎让“新改革经济学”有了拐弯的意思：“不刺激”曾被视为“克强经济学”的最大特点。这一次出台的措施，是否违背了其初衷？殊不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一个承载13亿人口的大国，作为正全力迈向“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国梦的民族国家，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始终是我们的信念所在。何况，与2008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时推出的巨额刺激方案不同的是，新的刺激方案利用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改革来降低政府的权限，让企业有更大的经营空间。这种用减税、简化行政措施、支持民间资金开发铁路等措施，是政府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同时又必须推动经济再平衡，减轻对政府主导的投资依赖之间寻找强化中国经济未来复苏动能的新经济管理方式，可称之为“放权式刺激政策”，中国现在以及未来仍旧需要这类刺激。从这点来说，这也是对“不刺激”做出的一个修正。
美银美林的分析师将李克强出台的稳增长措施称之为“李克强对策”（Li Keqiang Put）。这一说法源于“伯南克对策”（Bernanke Put），指的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对市场行为有一个潜在的底线，以维持积极的货币刺激政策来救市。美银美林经济学家陆挺认为，李克强总理提出“经济下滑不出下限”的承诺终于让虚弱的市场相信，他领导的新一届政府仍然重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并将采取一种渐进的办法，而不是一种鲁莽的“激进措施”（kitchen sinking）或者“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的办法，来解决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不妨把这种暂时的政策方针称作“李克强对策”，其意思是以李克强总理为首的新一届政府将设法防止中国发生经济硬着陆和金融危机。
为什么在“克强经济学”下仍然存在“李克强对策”（刺激措施）？首先，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环境来实现平稳发展，如果发生经济硬着陆或者金融危机的话会很糟糕。其次，各项改革措施需要时间和耐心。最后，由于中国的储蓄率高、外债低、外汇储备高，以及资本管制，中国政府仍然有能力防止经济增速大幅下滑（所以刺激措施很温和）。
当然，“保底”信号明确，决不是要退而走老路：再大举借债用重复建设、超前建设拉动GDP，还有借高能耗、高污染行业赚取财政收入。任何时候政府“托底”都只能见一时之效。对于新一届政府而言，改革的步伐不是要慢下来，而是要更快一些。只要确认经济运行在合理空间以内，就应该不失时机地推动去产能化和去杠杆化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加快启动向市场、社会放权，破除抑制经济前进的机制体制障碍。
结构性改革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无论政府、企业还是民众，对此都应有清醒的认识。但是，化解痛苦的方式不是放慢脚步，迟疑不前，越能把握住时机加速改革，中国企业和民众为此付出的时间就会越短，承受的苦痛也可能越少。从长期来看，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据新华社记者的统计，李克强担任总理百余天就曾六次提及宏观调控需“短长相宜”“标本兼治”。有论者将这种统筹兼顾的理念表述为“克强经济学”的“方法论”。新华社在《国务院座谈会坚定了走新增长之路的决心》一文中则指出，履新百余天来，李克强坚持强调“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经济政策总体思路是连续的、一贯的。
无论是2013年近40余次国务院经济形势座谈会，还是遍及全国的基层调研行，特别是2014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向污染、向贫困的两个“宣战”无一不传递了这样的信心：新一届政府坚决走一条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通过简政放权、转变职能、调整结构，使中国经济早日走上新增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