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于李氏一门寄予了深厚的同情及惺惺相惜之意，从李陵之事上人们也会无形中感到他们都是一条战线上的患难兄弟，如此以至于后人不得不怀疑在其笔端他会不自觉地就把李广的形象放大起来，所以就难免有人这样写道：“司马迁作为一个情感丰富，充满激情的史学家，在他秉笔直书的同时会下意识地将他的情感，将他的爱憎融入到他笔下的人物中，使他笔下的一些人物，一些事件明显地体现出文笔多于史笔，浸含着他强烈的爱憎倾向，李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杨宁宁《从汉匈战争中认识真实的李广》）
历史学家也是人，我们不能轻易地否定这样的指责就是完全无理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求证和完善自己的猜想。可是，类似大思想家王夫之如是责难司马迁者诚然寥寥无几，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卷三武帝三十》中说：“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他还继续批驳司马迁为李陵的辩护之辞：“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如谓有孤军支虏而无援，则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炫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获辞也。陵之族也，则嫁其祸于绪；迨其后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亦将委罪于绪乎？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迁之为陵文过若不及，而抑称道李广于不绝，以奖其世业。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王夫之认为李陵已经彻底背汉了，他帮着匈奴人领兵打李广利就是明证，可是有心的后人为此辩解说：如果李陵真的要和汉朝为敌的话，区区一个像李广利一样的军事庸才，难道他能够最终得以全身而退吗？李陵不过是跟他兜圈子，让他知难而退罢了，这样也好向单于交代（至于说单于为什么信用李陵，自然在于他看重李陵是一位意气之士）。
可以理解的是，王夫之遭遇明亡丧国之痛，所以对于那些投降卖国私吴三桂之流非常不齿，因此所言固在多愤激之辞。不过由此，李陵的人生际遇才更值得我们深思；所谓“背叛者”的千秋万岁“名”，其实正在于人们对于这段特殊历史的铭记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