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名轲，是孔子学说的正统继承者，在历史上被尊为“亚圣”，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学说，提出了“民本”思想和高尚“人格”、“气节”的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所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说大人则藐之”，“民为贵，往稷次之，君为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充满浩然正气和具有深刻内涵的至理名言，至今仍为人们所广泛应用。然而，尽管孟子在历史上被尊为“亚圣”，具有很高的地位，但他并没有像孔子那样在殁后第二年即由鲁哀公立庙祭祀，而是在殁后过了1326年到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时，才由孔子45代孙、六允州知府孔道辅，在邹城四基山西麓发现孟子墓后，在墓旁首建盂庙。以后，为了祭祀的方便，孟庙迁到邹城。自宋后900多年来，历朝历代对孟子的祭祀不绝，孟庙也多次修缮，先后在孟庙留下了大量碑刻，现在孟庙之内碑石林立，完好地保存着汉以来历代碑刻300余块，许多是罕见的珍品。其中关于孟子生平的碑刻，最著名的是位于孟庙第三进院落中的《孟母断机处》碑和《孟母三迁祠》碑。据史籍记载，孟子三岁丧父，全由其母仉氏将他培育成为一代儒学大师。相传为了使孟子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孟母曾先后三次搬家，迁居到学校旁才女居下来，为了教育孟子刻苦学习，孟母曾割断机杼。这两块碑即记载了“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这一千古美谈。在孟庙其他碑刻中，除有《孟子画像碑》外，还有众多记载孟庙修建、纪颂孟子功德、阐发孟子思想、记述孟子历代受封情况、拜谒祭祀孟庙的碑刻。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刻立于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的《先师邹国公孟子庙记》碑，刻立于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的《追封孟父孟母圣旨碑》，刻立于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的《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圣旨碑》，刻立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的集王羲之书《邹县重修孟庙碑记》，刻立于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的《董其昌题孟庙古桧一首》诗碑，刻立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的《康熙御制孟子庙碑》，刻立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的《重修孟庙碑》，刻立于清乾隆后期的《刘墉谒孟庙》诗碑，刻立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阮元喝盂庙》诗碑：刻立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亚圣孟子庙捐修记德碑》，刻立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的《重修亚圣林庙感德记碑》等。这些碑刻都是研究孟子生平、世系、思想和孟庙修建历史的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价值。
例如宋《先师邹国孟子庙记》碑碑文云：
孟子葬邹之四基山，旁冢为庙，岁久弗治。政和四年，部使者以闻，赐钱三百万新之。列一品戟于门。又赐田百亩以给守者。而庙距城三十余里。先是尝别营庙于邑之东部，以便礼谒。元丰六年，诏封邹国公。明年，又诏配食孔子庙，又诏更新庙貌。而地颇湫隘。宣和三年，县令宣教郎邵武朱缶，叹其土圮木摧不称虔恭尊师之意，欲出己奉完之。县士徐拔曰：“庙濒水亟坏，不四十年凡五更修矣。若许改卜爽垲，则诸生愿任其事，不以累公私也。”令许之。韨遂以私钱二百万，徙庙于南门之外道左。乡人资之钱者又数十万。而后庙成。总四十二楹。中为殿，安神栖绘群弟子像于两序，又为孟氏家庙于其东。以杨雄、韩愈尝推尊孟子，又设为祠于其西。重门夹庑，壮丽闳伟，与山中之庙轮奂相辉矣，于是求文以记之。
夫圣之人道甚易知，甚易行，充之至不可胜用。而其极可以参天赞化育者，其唯诚乎。尧、舜、禹、文王、周公、孔子相传者一道，孔子之没，其孙子思得之以传孟子。故孟子之道以诚身为本，其治心养气化人动物，无一不本于诚。凡著书立言，上以告其君，下以告于人者，必本仁义，祖尧舜，亦无一言不出于诚也。故于滕文公则言必称尧舜，而于齐王则非尧舜之道不敢陈。盖其智诚足以知尧舜，又自知诚可以行尧舜之道，又知果得行其志，则诚可使吾君为尧舜，而吾民皆为尧舜之民。故以此自任，不敢有毫分之伪以欺人，而造大也。其论君臣之际，则曰：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其论什一之法，则曰：重于尧舜者，大桀小桀；轻于尧舜者，大貊小貊。其论仁智。则曰：尧舜之智急先务，尧舜之仁急先贤。称伊尹能以此道觉此民，而谓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非诚知尧舜者能言之乎？虽当世之君尚权谋，相倾夺，上下交趋于利，而未尝桡一言以求合焉。非天下之至诚笃于自信者能之乎？孟子之没，道失其传，至有假其说而以伪言尧舜者，始说其君以帝道，则既不合而之王，中说其君以王道，则又不合而之霸。是志于求合而以伪欺其君者也。口尧舜之说以贾其高，躬申商之术以济其欲，是以伪欺天下而贼其君者也。昔之为纵横之说者，不过怵人君以利害强弱之势尔，其伪易见若夫假帝王尧舜之说，使人君慕其高而不虞其奸，则其伪难知。作于心，害于政，其祸天下甚于杨墨，故不可不辨，以监天下后世窃孟子之说以为不义，而自此于孟子者。
宣和四年十月十五日，朝奉郎监察御史菟裘孙傅记。学政阙里孔端朝书，承仪郎、秘书省校书郎长安樊察篆额。魏信刊。
此碑刻立于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为现址孟庙创建时所立刻石，距今已有870余年历史，是孟庙最原始的“说明书”。由于此碑自然风化严重，并遭受战乱破坏，历尽沧桑，故损毁较厉害，下部漫漶剥落，全碑860余字中约有288字无法辨认，所幸明嘉靖四年（1525年）刊印的戴光修《邹县地理志》中收录了此碑全文，故如今人们还能基本完整无缺地读到此碑碑文。
此碑碑文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孟庙初建、迁建经过及历次增修、封孟子为邹国公、配飨孔子庙以及列一品戟于庙门等情况，较详，地记载了宣和三年（1121年）民间出私钱移建现址孟庙的经过，充分表明孟子在普通士民中的崇高威望。此碑文对北宋时期对孟子的尊崇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和总结，对于研究孟子的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和孟庙的沿革，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同时，碑文第二部分站在正统儒家学派的立场上，以雄健的笔墨，精辟地论述了唐代韩愈所提出的“道统”观念，确认孟子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的嫡系传人，肯定了孟子的崇高历史地位。碑文的论述，充分反映了孔孟学说继承者们对“亚圣”孟子的极端推崇及坚定的“正统”儒学观念。通观全碑，确是一篇研究孟子生平、思想及其影响和宋末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