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纠纷是近年来反复出现的新闻事件。其中的孰是孰非已经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其背后的社会保障体系才是人们真正关心的问题。
可以说，社会保障体系完全是由西方引进的一个概念，我国本土文化从来不认为国家在享用纳税的时候，还需要为纳税人的生活作出最基本的保障。直到鸦片战争打破了我国闭关锁国的壁垒，西方文明的传入才使得我国百姓对国家的权利与义务有了新的认识，并在反复的权益斗争中促使国家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不仅对人民是有益的，对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是因为在享有社会福利的国家中，人民因为有了这样一重生活保障而无需担心未来的生活，他们便敢于消费和投资，使国家经济变得十分活跃。而没有社会保障的国家，人民因为对未来的恐慌而不敢消费和投资，而把储蓄当成首要任务，使国家发展经济的潜力隐藏起来。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不但有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它还起着缩小贫富差距的重大作用。作为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它对财富再分配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通过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等使底层人们的生活不至于陷入贫困中，面临最基本生活需求的缺乏，没有了后顾之忧的底层百姓便可以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个人的发展中，不至于与依靠资本优势实现财富滚雪球式增长的大资本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有效减弱了国家的两极分化。所以说，建设社会保障体系，无论于国于民，都是有利的。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后进行了多次改革，但到今天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它的水平和质量也一直饱受批评。我国中央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仅为10%，而发达国家均高于30%。这10%的投入也是绝大部分给了城镇职工。而在城镇职工中，失业保险的覆盖面仅指国有企业的正式职工，农村就业人口和城镇非职工人员则被完全排除在外。社会保障体系的受益对象首先应该是收入较低的底层百姓，这样才能真正有效缓解贫富差距，实现社会的公平发展和经济的稳定运行。但我国的保障对象却明显偏向于社会的中层收入者，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只适用于国有企业，医疗保险改革试点实际上也只局限在国有企业。而对真正处于社会底层的面临最基本生活难题的农民和体力劳动者能够享受到社会保障的人数却很少，享有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的国有企业职工却普遍享有社会保险。我国现有城镇贫困人口3200万以上，能够享受到社会保障的总人数不足1/4.而城市“下岗”、“失业”或“待业”的总人数中有70%的人口既拿不到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又不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覆盖范围不全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难题，它未能真正起到缓解两极分化的作用。
社会保障统筹偏低则是第二大问题。与大多数国家的中央政府负责全面的福利建设不同，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依靠地方自行解决。基本养老保险以市县级统筹为主，社会救济、优抚安置、社会福利等一直按属地进行管理，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行业统筹与地方统筹完全分割，这极易导致贫富不均，并削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社会共济作用。在我国区域发展失衡和流动人口规模庞大的环境下，它对社会共济的削弱能力更大。
与其他有政府参与的企业或项目相同，社保基金的管理也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挤占、挪用社保基金的现象比比皆是。管理人员将社保基金投资房地产，对存入财政专户的基金截留利息，公款私存……在管理和监督严重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腐败现象层出不穷。
社会保障的立法滞后解释了上述种种问题的存在。我国除了1953年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可以勉强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依据之外，并没有第二部具有权威的社会保障法律，所以在执行的时候没有清晰的边界界定，而有着很大的回旋余地。而且这部条例是在1953年时颁布的，到今天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做过了多次改革，它的规定已经完全不适应当今的发展需要。而且条例中充斥着各种临时性的规定和办法。在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的情况下，这一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也推进得相当缓慢。
而即便上述所有问题得到解决，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建设也明显不足。尤其是医疗卫生资源，这是民众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但它们的建设却远远落后于人们的需求，而在这种基本保障都没有完善的前提下，失业保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自医疗体系改革以来国家将民资从卫生领域剔除，而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国有医院的数量却没有丝毫增长。也就是说，在1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医院的数量不但没有增多，反而在对民资的排斥下有所减少，而在这一时期，我国的人口总数却增长了1亿！而由于食品安全事故的增多和人们的生活压力增大，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国民的健康状况明显下降，这都造成了对医疗需求的增加，而我国的医院数量却不增反降，“看病难”就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实。2010年，广州的医生数量为3.36万人，每万人的医生数量为42人，北京每万人的医生数量为34人，而上海每万人的医生数量仅有22人，医生资源的匮乏甚至造成了孕妇们流着羊水在医院外排队等待生产的窘状。
在城市化进程中，一线城市的常住人口数量有了显著的上升，以上海为例，从2000年到2010年新增人口为700万，而每万人口的医生人数却下降了9人！而医疗卫生领域的国进民退使得原本就因卖方市场而获利的医院更加腐败不堪。这造成了医疗服务的稀缺和巨大的供求矛盾，由此引发了无数医闹事件。二、三线城市虽然人口增长的速度相对缓慢，但他们面临的医疗短缺却比一线城市还要严重。由于各种资源优先向一线城市倾斜，二、三线城市长期面临着生活配套不足的问题，医疗资源甚至比一线城市还要短缺，如成都每万人的医生数量为26人，远远低于广州的42人水平。
不但医疗资源十分匮乏，同属基本民生需求的教育资源也面临着严重的短缺问题。2010年，北京适龄儿童约75万，学位缺口在8万～10万之间，适龄儿童失学比例高达10%，上海的学位缺口比例更是达到了17%，约有15万学龄儿童无法接受教育，而近些年来，政府又撤销了大量的农村学校，农村小学的数量从2000年的44万所下降到2010年的21万所，下降了一半还多！这与政府提出的普及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扩招的政策多么冲突与矛盾，如此尴尬的民生与经济发展的步伐是多么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