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智进入长沙时，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7月16日，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学联、长沙县农民协会等团体，组织五万群众，进行集会，欢迎唐生智北伐军入城。北伐军军容整齐，民众热烈欢呼。唐生智在大会上致辞，对广大民众给予北伐军的援助表示感谢。他提出“现在中国除了国民政府，没有真正的人民政府；除了实行三民主义，找不到第二个救国方法”，号召大家继续支持广州政府的北伐大业。7月17日，唐生智将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移驻长沙后，便通电改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7月18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务委员、共产党员戴述人、易礼容、熊亨翰三人联名致函唐生智，转达民意，催促正式成立湖南省政府。唐生智便对原省政府进行了调整，改内务司为民政处，改实业司为建设处，其余财政、教育等司改为处，将司法司取消。7月25日，正式成立省政府，又将各处改为厅，并增设军事厅。唐生智任省长兼军事厅长，委任冯天柱、刘岳峙、周鳌山、邓寿荃为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厅长。
新的湖南省政府一成立，便正式宣布废除赵恒惕制定的省宪和原来的省议会，让国民党省党部迁入省议会正式办公。第八军各级干部均宣誓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唐生智致电广州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称第八军是“世界革命的军队”。唐生智还下令改编各县团防，由县长兼任团防局长，以维持各地秩序。
北军虽被击退至湘北，仍对北伐军构成威胁。吴佩孚见北伐军来势凶猛，急忙从河南抽调兵力增援两湖，又电请孙传芳迅速派兵从赣西进攻湘东，并且在鄂南、湘北陈兵布阵，准备反攻。为了解除来自北军的威胁，巩固湖南政权，并为推进北伐作好准备，唐生智一方面大力扩充军队，使第八军的实力相当于第一、第二、第三、第六军的总和，一方面加紧研究作战方案。
7月24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第七军第七旅旅长胡宗铎等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研讨第二期作战方案。会上，胡宗铎主张先攻武汉，对江西暂取守势。唐生智、李宗仁等主张同时进攻鄂、赣，将北伐力量一分为二：由蒋介石率领第一、二、六军向江西进攻；由唐生智率领第四、七、八军向湖北进军，夺取武汉。唐、李之所以主张鄂、赣同时并进，是因为他们作为北伐前锋和主力已经攻占了长沙，收复了湖南大部分地区，他们以功自居，不愿屈居于蒋介石之下。尤其是唐生智，看到第八军在各军中实力最强，第四、七军将领大多毕业于保定军校，比较亲近于他，他以为由他指挥第八、四、七军，既可击败吴佩孚主力，完全占据两湖地盘，又不必担心别人与他分享胜利成果。会议讨论结果，根据唐、李的意见，拟定了一个分路进攻的作战计划。会后，前敌总指挥部将两种不同的主张及第二期作战意见书，报呈总司令部。
7月底，蒋介石率领总司令部人员自广东北上。在出发之前，蒋曾致电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称在他到达衡阳之前，如有战事发生，可令其嫡系第一军参战，并归唐直接指挥，也可给第二、六军分配作战任务。蒋又指出，有美国兵舰搭载枪炮由鄂入湘，嘱唐在未弄清情况之前，不要“轻启交涉”，以免“反中敌谋”。蒋还告知，吴佩孚声望日堕，不久必倒，赵恒惕即使“有反攻之谋，亦难实现”，希望唐生智稳住前线。
8月2日唐生智派林薰南向蒋报告了前敌总指挥部的部署以及前线情况。3日，蒋介石一行抵达郴州，4日晚上，总司令部举行会议，就唐生智、胡宗铎的意见进行了讨论。蒋认为唐主张鄂赣同时并进的目的是要独占两湖地盘，而让北伐军其他部队去攻打江西，向东南方面找出路。蒋则想把两湖控制在手里，主张集中兵力先取武汉，把吴佩孚势力逐出两湖后再向江西进军，并初步制定了一个会攻武汉的进军计划。从此，蒋、唐为争夺对两湖的控制权发生了矛盾。
8月初，唐生智对所部进行了一些调整。任命叶琪为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兼省会卫戍司令。随即，黔军将领彭汉章、王天培分别在辰州、洪江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九、第十军军长，贺龙便由第八军第六师师长改任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国民政府委任袁祖铭为北伐军左翼军总指挥，命令他从贵州出湘西，直捣常德。
8月9日，蒋介石一行抵达衡阳，唐生智、李宗仁等亲往衡阳迎接并准备向蒋解释他们的意见。唐因前线繁忙，与蒋稍谈即折回长沙。来去匆匆，加上应酬者多，未谈出什么结果来。12日凌晨，蒋介石一行抵达长沙。于是，北伐军重要将领云集于此，计有蒋介石、白崇禧、邓演达、陈公博（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唐生智、李宗仁、陈可钰，以及各军在前方的军事将领共十余人。
12日上午，唐生智与蒋介石进行了长谈。当唐生智向蒋谈及前期北伐作战得力于国民党改组和实行三大政策时，蒋介石因对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心存不快而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并以“党的改组”“不是三言两语所讲得完的”来敷衍唐。唐生智对这位总司令的言论不免有所失望。
12日晚，蒋介石在前藩台衙门召集军事会议，讨论第二期作战的方案。蒋介石在会上首先提出了“对鄂暂取守势，将主力移向江西”的方案。蒋之所以在短短几天内就改变了主张，是因为他在沿途察觉湖南的政权、军权均已被唐生智控制，唐的实力比他预料的还要强大，而且群众运动又为共产党人所掌握，几乎没有他插足的地方。更使蒋难以容忍的是唐生智曾公开宣称第一军军纪太坏，没有什么战斗力，请不要开赴前线。因为他的嫡系第一军由于排挤了共产党员，缺少政治工作，精神涣散，军纪松弛，自北伐以来没有什么战绩。蒋觉得他这个总司令的地位已受到威胁，对统率包括唐部在内的各军会攻武汉缺乏把握和信心。于是，他一面请求共产党和苏联顾问抬举他而压制唐，并拉拢第九、第十军以牵制唐生智，一面又准备将主力移师江西，另谋出路，而让唐生智第八军在两湖战场单独作战，与吴佩孚大军抗衡，借吴军消灭异己，或者等到两败俱伤时，他再来收拾残局。唐生智对于蒋的心思是清楚的，他仍然坚持鄂赣同时并进，反对将主力东移。其他将领也从各自立场出发，陈述了不同意见。最后，军事顾问加伦坚持了原定的先鄂后赣的方案并以此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蒋、唐都做出了部分让步，同意共同向湖北进军。于是，会议确定了“先行占领武汉，对江西暂取守势，以主力直趋武汉，并以部分兵力向荆、沙出动”的作战方针。这样，一方面保证了北伐军集中兵力向武汉进攻，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使蒋介石和唐生智暂时地结合在一起，不致为争夺地盘而过早地分道扬镳。
为了实现上述作战计划，总司令部将北伐各军编成左、中、右三路，仍以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唐还兼任中路军总指挥，统率由第八军、鄂军第一师组成的左纵队（唐又兼该纵队指挥官）和由第四、第七军组成的右纵队（李宗仁任指挥官），担负着从正面进攻湖北、占领武汉的主要作战任务。蒋介石则率总司令部和总预备队第一、第六军随后跟进。左、右两翼则分别由第九、第十军和第二、三、五军配合。会议还确定8月18日对吴军发起总攻击。蒋、唐虽在第二期作战方案上作出了让步，达成了共识，但为争夺两湖而产生的隔阂却无法消除，因此，他们之间仍是貌合神离。
期间，蒋介石在总司令部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在军事上要和吴佩孚争取武昌，而在政治上要和新附的第八军争取武昌，以保证湖北的政权不落在唐生智的手里’。当时，中共中央仍把唐生智及其第八军作为地方势力看待，做出了‘扶蒋抑唐’的决策，客观上纵容了蒋介石的阴谋。”
在发起总攻击之前，蒋介石于8月14日召集第七、八两军在长沙的部队举行检阅。唐生智特地给蒋预备了一匹比较驯服的马，自己则骑着一匹烈性马，与李宗仁等陪同蒋介石进行阅兵。首先接受检阅的是第七军官兵，他们从广西出发，转战千里，服装都已褪色，也无乐队，因此并不引人注目。而第八军主要在省内作战，唐生智也十分注重军容军貌，让士兵一律着上新军装，并配备了军乐队，可谓军容甚壮！当蒋介石等接近第八军阵营时，军乐齐鸣，军号齐奏，紧接着，官兵们又高呼口号，声音极为洪亮，蒋的坐骑顿时受惊，前蹄高举，蒋被掀落在地，一只脚还嵌在马镫里。马向操场中狂奔，蒋被倒拖几丈远，才抽出脚来。这时，唐生智等立即下马将蒋扶起，并陪蒋步行阅兵。尽管与唐同床异梦，此时又狼狈不堪，蒋介石还是冠冕堂皇地对官兵发表了一通训话：
“第八军在湖南，尤其在现代革命史上占重要的位置……唐总指挥和各位将士，共同加入了国民革命军，来为党为国，共同奋斗，使得革命军可以从容不迫地依照所定的计划，集中湖南，同反革命的军队对垒作战。这是第八军对党对国很大的功劳。要是没有第八军将士深明大义，我们革命军或者到现在还不能到湖南来，革命成功就更远了。”
蒋介石在“称赞”唐生智和第八军的同时，又要求官兵们“认清反革命与革命的分别”、“必须服从革命领袖的指挥，不再受反革命的利用”。言下之意，就是要服从他这个总司令的指挥。蒋介石“言谈如此，骑术如此”，唐生智认为他“不像个革命军的总司令”，并从心眼里“很鄙视这个人”。第八军官兵大多信佛，他们对蒋介石阅兵坠马大肆渲染，从此，在他们之间便流传着“蒋介石过不了八军关”的说法。
在第二期作战部署基本就绪的时候，原来不但未接受唐生智劝告参加北伐反而与吴佩孚北军联手击唐的湘军将领贺耀组见形势对北伐军有利，即派参谋长毛炳文去晋见蒋介石，要求蒋收编他的部队参加北伐。蒋担心唐部尾大不掉，本不想让贺部归附唐生智前敌总指挥部，但又假心假意要唐收编。唐生智猜透了蒋的心思，一方面欢迎贺部参加北伐，另一方面又把球踢给蒋。于是，蒋就将贺部改编为独立二师，委贺为师长，直属总司令部管辖。贺部在澧州加入北伐军，暂归袁祖铭指挥。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和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在北伐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发生了矛盾。这种矛盾表面上看来仅仅是对北伐作战方案的分歧，而实际上是在为扩充实力和争夺对两湖的控制权明争暗斗。蒋介石权力欲极强，想把政权、军权控制在自己手中，极力扩充和维护自己的嫡系部队，却容不得非嫡系力量的发展壮大。而唐生智以地方实力派加入国民革命军，担任北伐前敌总指挥，可谓身居要职，并统率第四、七、八各军在第一期北伐中充当了前锋和主力，成为北伐中的风云人物。唐生智性格高傲，自负不凡，不愿屈居人下。他对蒋介石玩弄权术、压制异己势力的做法非常不满。蒋之嫡系部队在北伐中军纪败坏又无战绩，更加引起唐的鄙视。于是，唐、蒋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种矛盾给北伐进军和大革命的发展带来了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