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增长方式转折点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通常体现在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或初级产品上面，表现为农业经济相对大的份额，或者初级产品出口的较大份额。但是，依靠不可再生资源维持增长是不可能长久的，因此，这种增长方式终究要遇到一个转折点，即从依靠资源转向依靠可再生的物质资本的积累。这个转折能否成功的标志，就是能否把国民储蓄水平提高到具有打破贫困恶性循环的临界最小水平。能否实现这个转折，是库兹涅茨关于农业经济和现代经济增长的分野。目前仍然处于不发达状态的国家，本质上就是没有跨越这个门槛。一旦实现这个转折之后，资本及其积累水平在经济增长中就开始成为至关重要的要素。
刘易斯（Lewis，1954）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迅速的资本积累，或者说如何把储蓄率和投资率从4%～5%或更低的水平，提高到12%～15%甚至更高的水平。罗斯托（2001）也把储蓄率和投资率从5%上升到10%或以上作为经济起飞阶段的条件。因此，在最早的经济增长理论中，资本被看做是唯一需要关注的生产要素。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投资增加从而工业部门扩大就是经济发展的代名词（Lewis，1954）。
由于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资本积累并不能无限地保持经济增长，终究要遇到第二个转折点，即把经济增长源泉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或生产率提高。经济学家很早就发现，除了常规的生产要素即土地（或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增加导致经济总量增长外，往往还有一部分增长不能由这些要素增加来解释。也就是说，除了资本和劳动对产出增加作出贡献外，还有一种未被发现的因素在起作用。稍早的时期，人们把这个未知的因素叫做该生产函数的“残差”（Residual）。后来，经济学家逐渐认为这个未知的因素，实际上是一系列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综合表现，所以将其叫做“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
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先例表明，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扩张，生产率没有实质性增长的国家，尽管在一定时期也可能实现高速增长，但是，最终都被证明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因此，在这个转折点上，国家之间会发生分化，经验表明，有三种可能的路径。第一种是实现了这个转变，生产率提高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例如，从TFP提高对增长的贡献来看，美国在1948～1973年期间高达52.5%，在1948～1996年期间为35.3%（Hulten，2000）。第二种是没有实现这个转变，如由于劳动力短缺造成资本报酬递减，从而未能保持其高速经济增长的前苏联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第三种是一些人口转变完成较快，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创造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这样的经济增长条件，使得资本报酬递减过程后延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旦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长，老龄化过程加速并加深，经济增长可资利用的人口红利便消失，增长源泉必须转移到依靠生产率的提高。
二、为什么中国能保持高速增长
在计划经济时期（1958～1978年），中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3.9%。在这个增长率中，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份额为负数。资本和劳动力对增长率作出的贡献中，有大约13%被生产率的降低给抵消掉了。改革期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到9%以上，TFP的贡献率也大大提高，与亚洲四小龙的相应时期十分相似（帕金斯，2005）。在这一期间，中国的对外开放速度是空前的，对外开放程度也不断加深。例如，贸易依存度从1978年的9.8%，提高到1985年的23.1%、1995年的40.2%，以至2004年的69.8%。在1979～1984年期间，全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只有41.04亿美元，2004年一年则达到606.30亿美元，增加了14倍。由于引进设备投资的技术是比较先进的，并且有逐渐提高技术层次的趋势（Jiang，2002），因此，生产率提高的很大部分是从对外开放中获得的。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所造成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保持了长达1/4世纪的高速增长。
改革期间，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两方面的效应：首先，市场化改革，特别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发育带来了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矫正了计划经济时期严重不平衡的劳动力资源配置，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源泉。蔡等（1999）的研究结果证明：1978～1998年期间，GDP增长率中有21%来自于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贡献。其次，人口转变的提早完成，使中国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逐年上升的阶段，劳动力供给丰富，储蓄率持续攀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企业得以克服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获得竞争优势，实现了连续2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也形成了过分依赖生产要素投入的惯性，而不是生产率提高驱动式的。根据经济学家的估计，改革以来，由于非公有经济的成长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增长中TFP的贡献份额有很大的增长（Wu，2003）。但是，观察TFP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应该注意到几个特点：第一，TFP贡献份额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即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从边际生产率低的部门向边际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的结果，真正由技术进步和微观效率改进作出的贡献微不足道（蔡等，1999）。第二，TFP贡献增长率在不同部门是有差异的。一项分部门的估计表明，在1991～1997年期间，只有农业和交通、邮电和通信业有迅速的TFP增长，而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TFP增长率较低，甚至有所下降（Hu and McAleer，2002）。第三，1987～2001年期间，在整体生产率稳步改进的同时，如果把环境生产率与市场生产率分别观察的话，反映减污技术利用效率的环境生产率实际上是下降的（Kaneko and Managi，2004）。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以下称东亚经济）创造的所谓东亚奇迹，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赶超发达国家的成功事例。研究表明，这一奇迹的实现，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人口转变（Bloom and Williamson，1997；Williamson，1997）。东亚经济的人口转变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大约在1970年以前，当人口年龄结构处于高少儿抚养比阶段时，其经济增长受到抑制，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估计当时东亚经济的稳态人均GDP增长率大约为2%。随着人口转变的深化，年龄结构进入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阶段，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都有利于经济增长。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4.1个百分点。根据估算，其间人口转变的因素贡献了1.5～2.0个百分点（Williamson，1997）。因此，在整个东亚的高速增长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1.5或2.0除以6.1）；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增长率的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更高达1/3～1/2（1.5或2.0除以4.1）。
经济史学家在考察西方经济增长历史时，同样发现了人口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绩效的证据。利用欧洲和北美17个国家在1870～1913年期间的经济增长和人口结构数据进行分析，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7）得出的结论是，把各国数据加权平均计算，新大陆的人均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0.47个百分点。这个增长率差别的绝大部分（大约为90%～100%），可以归结为新大陆在人口结构方面的优势，即主要通过具有年龄选择特点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相对提高了新大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在一些更为具体的事例中，这个结论也是比较具有说服力的。如美国高于法国人均GDP增长的0.3个百分点，完全可以由年龄优势给予解释。而意大利在赶超英国的过程中，如果不是存在着人口结构上面的劣势，本可以取得比超过0.3个百分点更好的绩效。
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也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期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1/4左右（王德文等，2004）。
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下，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完成了发达国家经历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过程，目前已经进入到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人口自然增长率在经历了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变化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在滞后大约20年后，也按照相似的变化轨迹经过了上升和下降的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人口变化以及到2020年的人口预测，我们可以观察到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变化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
由于较早实现了人口转变，目前中国正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最高的时期，生产性较高的人口结构既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估计，也创造了形成高储蓄率的条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在2020年之前不会绝对减少，这期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仍将保持相对高的水平，仍然可以保持充足的劳动力供给，维持一个较高的储蓄率也是可能的。加上国外直接投资的巨大存量和流量，劳动力供给和资本积累仍将对经济增长发挥巨大作用。
三、中国的增长因素还能持续吗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低生育阶段。随着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口生育水平和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自然会影响到未来的人口动态，从而对中国享受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的时间长度设定了较早的时限。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最新预测，21世纪中叶之前的人口动态有三个转折点：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2006年开始进入稳定期，而从2010年起趋于下降；第二，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年即趋于稳定，2022年以后则大幅度减少；第三，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为14.39亿人，随后绝对减少。这个预测表明，中国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的转折点，比大多数人所预期的要来得更早。相应地，人口转变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三个阶段的交替也较早来临，有利的人口结构将会提前发生变化。从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看，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结束。
另外，人口转变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一事实，固然提前为中国提供了利用人口红利加速经济增长的机会，但同时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年抚养比上升之间的间隔也很短，使得总体抚养比，即少儿人口（0～14岁）和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占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比例，只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即在21世纪只会再继续一个较短的下降，最低点为2013年的38.8%，随后将以老年抚养比提高为特征大幅度回升。其结果是社会总体养老负担迅速加重。到2017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在少儿抚养比仍然高达26.4%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超过14%。虽然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并不必然阻碍经济增长，但这种变化毕竟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资利用的人口红利，即经济增长的一个额外优势将逐渐弱化乃至最终消失。
按照联合国人口预测，从2015年开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10亿之后，绝对数量就从提高的趋势转而逐年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快速下降，则已经开始。今后20～30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逐渐减慢，不仅低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北美发达国家。在这个趋势中，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的年龄构成也同时发生变化，即趋于老龄化。2005～2030年期间，中国50～64岁之间的老年劳动人口将增加67.1%，而15～29岁的年轻劳动人口则减少18.8%。从这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看，人口转变的较早完成及其引起的人口结构变化，不仅意味着人口的日益老龄化，也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减少和绝对减少的相继发生，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老龄化，从而劳动力的短缺或迟或早终究会成为现实。
根据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理，劳动力短缺的经济含义是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在这个现象是由于提前完成的人口转变所引致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就是超越发展阶段的，一旦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源泉不能及时替代人口红利源泉的话，则导致中国经济过早丧失比较优势。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获得的竞争力是以低工资取胜的。但是，在绝对工资水平低于所有发达国家和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中国制造业工资的增长速度却异常迅速，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还是与发展中国家或者转轨国家进行比较，都有更快的增长率。这表明，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中国很难继续保持低工资水平及其所带来的国际竞争力。
四、保持增长源泉的政策优先序
1.转变增长方式，创造新增长源泉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没有实现，在某种程度上，过度依赖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最近几年达到了它作用的顶点。回顾增长理论与国际经验可知，由于在不同的增长阶段上，经济赖以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不一样的，与之相适应的增长方式在一定的时期也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只是当一种增长源泉从式微到耗竭时，为了开发新的增长源泉，增长方式的转变才是必然的要求。有助于克服增长制约因素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是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上，由增长的需要所诱致形成的。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所诱导出的巨大增长冲动，已经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已经具备的增长源泉，并使其发挥作用的余地耗竭。如果不能把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入扩张转向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就会减弱乃至枯竭。
通过发育生产要素市场矫正要素价格扭曲。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归根结底是由参与经济活动的所有投资者和生产者，在反映资源和要素相对稀缺程度的价格信号作用下选择而形成的。因此，只有在不存在要素价格扭曲的政策环境下，才会有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选择。尽管已经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端倪，但至少在10年内，中国的资源禀赋还是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相对丰富。为了发挥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需要得到鼓励，以便在国际市场上保持竞争优势。同样，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也并不意味着追求最前沿的技术，相反，越是与当前比较优势相符的适用技术，创新的成效越是显著，竞争力也越强。而一个充分反映资源禀赋结构现状和变化的生产要素市场，不仅是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必要条件，也是在资源禀赋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通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调整保持动态比较优势的保障。
2.最大化就业，充分利用人口红利
在劳动者不能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总抚养比因为被高估而不能真实地反映人口的经济负担，从而其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被打了折扣。这种情况意味着未能把现有的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通过树立就业优先原则充分发掘人口红利，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除了依靠市场机制诱致之外，政府也有充分的作为空间，即在不妨碍市场功能发挥的前提下，利用各种政策手段推行这种发展战略。政府行为要想到位而不越位，应该以促进稀缺资源的最大化节约，以及促进丰富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为原则。中国树立就业优先原则是为了最大化发挥资源比较优势，推行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一切有利于就业的政策环境下，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符合比较优势，就意味着有利于扩大就业，由此而形成的经济增长方式——即通常所说的集约型增长方式，就能保证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的贡献份额比较大，同样的物质和人力投入可以获得更大的产出。
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仍然制约着劳动力的畅通流动，是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歧视外地人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服务的供给等，也都根源于户籍制度。这种排他性政策的继续实施，严重地妨碍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配置劳动力资源功能的发挥。更重要的是，这些制度性障碍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妨碍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因此，一旦通过消除这些障碍使劳动力更充分、有效地流动起来，不仅有助于保证持续的劳动力供给，其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还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直接贡献，经济增长速度还会更高。世界银行的一项模拟表明，在今后能够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5%和10%的假设下，全部GDP将分别提高0.7、3.3和6.4个百分点（世界银行，2004）。
3.调整人口政策，防止未富先老，延长人口红利
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特别是以后者效果为主的情况下实现的，相对来说，它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这使得中国的老龄化与其他国家经历的老龄化有巨大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尚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产生了其他国家未曾遇到的问题，构成特殊的政策挑战。由于中国的生育水平在短时间内下降，少年儿童人口比例急剧降低，老年人口比例相应提高，这两个年龄段的人口呈现一种互相消长的态势。在一定时间内，少年儿童人口比例的下降幅度高于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幅度，带来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相对上升。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不仅将持续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速度将趋于减缓。这整个变化轨迹将形成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性画面。要适当调整人口政策，延缓人口老龄化的速度。
4.发展教育培训，以质量代替数量
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不仅仅是简单劳动力的优势，而且更是供给充足的人力资本，即劳动者具有基本人力资本，符合生产具有国际竞争力产品的要求；数量众多、供给源源不断，从而保持工资和产品成本低廉。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对于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说人口红利更多地体现在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并且作为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的话，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意味着形成一个更具有报酬递增、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也就是说，通过对劳动者本身的投资，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用质量替代数量，是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
5.按照人口转变和体制转轨的规律设计未来的养老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旨在形成一个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体系。但是，由于历史欠债甚重，个人账户难以做实，目前城镇养老保障采取的是典型的现收现付制。在现在的发达国家，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大都是在人口比较年轻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当这些国家进入老龄化时期，特别是当“婴儿潮”一代进入退休年龄之后，都面临着养老保障的潜在支付危机，改革的选择方向通常是建立完全积累制。中国的“未富先老”把选择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的养老保障模式的任务急迫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向新体制过渡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目前的新人和中人要承担旧体制和新体制的双重责任，既负担自己在新体制下的个人养老金积累，又要负担现已退休人员的统筹养老基金。在新旧体制转轨完成之前，如果新人数量既定，越到转轨的后期，中人的养老负担越重。因此，利用劳动力市场，通过扩大新人总量，是解决养老负担过于沉重的一个可行办法。增加劳动力市场上新人数量的一个途径，是把农村进入城市就业的劳动者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中来。因此，推动农村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利用这些新生劳动者年轻的优势，提高养老保障体制向新体制过渡期的承受能力，同时也避免当这些流动打工者退出劳动力市场时出现养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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