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就是逐利的，摆在你面前的利益就要不够一切去争取。
——经商格言
志高不是我个人的，而是大家的，我是带领1.3万名志高人走向社会，让社会承认我们的劳动成果，我们把利益争取回来，重新进行第二次分配。
——李兴浩（广东志高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在合作商谈中，难免会遇到以大欺小的不公正待遇，此时如果唯唯诺诺，则容易受制于人。有的时候生意场上的合作看起来很难，说到底还是为了利益计较。如果过于迁就对方而不去求利，那就违背了做生意的基本出发点。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不卑不亢，要求平等身份，该属自己的利益也要努力争取。
1951年10月，松下幸之助远赴美国，此行的目的是寻找电子工业的合作厂商。松下考虑的合作对象有两家：一家是美国的RCA公司，一家是荷兰的飞利浦公司。与RCA公司的谈判结果不尽如人意，松下便改道欧洲，拜访了阿姆斯特丹市飞利浦公司总部。
飞利浦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机电、电子产品制造商之一，有着雄厚的资本和优良的技术。在和飞利浦谈判时，对方开出很高的价码：双方共同出资，合作办厂，该厂的首期投资要达到68亿日元，飞利浦承担投资的30%，并以技术指导费等来抵算，技术指导费为7%，且要先期支付保证金50万美元。
飞利浦的条件是相当苛刻的。美国公司提出的技术指导费为3%，而飞利浦则高达7%，高出4%；保证金50万美元也是一笔相当庞大的数目，相当于当时松下家底的2/5.支付如此巨额的资金是否值得？而且说是合资工厂，实际上均是由松下出资，这样的合作有无必要？松下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思虑之中。
松下不能完全接受对方的所有条件，对于7%的技术指导费，松下觉得有些不公平。为此，他又找到对方谈判：“我已经愿意支付2亿日元保证金。不过，希望将技术指导费降至4.5%。诚如先生所说，合作者的好坏关系到合作的成功与否，而且成功也有多少之分，有的人会有十成的成功，有的人只能有五成的成功。和我们松下电器合作，肯定能十成地成功。和支付7%而只能成功五成的人相比，虽然飞利浦只从我们公司拿走了4.5%，但实际所得远远超过前者。我希望你们能够考虑这种差距。我们松下电器和贵公司合作，一定能够取得100%的成功，我们的30年的成绩标示了这一点。所以，我请阁下把技术指导费降到4.5%。”
面对松下的游说，大概对方觉得松下所说有理，居然破例地答应了。然而，松下并不就此罢休，他又提出了新的条件。松下觉得，飞利浦的技术指导可以值4.5%，那我松下电器的经营管理难道就不值钱了？对松下的经营管理，既然你们承认它的优越，承认它的意义，承认它的价值，当然也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因此，他决定向飞利浦指出经营指导费的问题，希望对方也比照技术指导费的精神和原则，支付经营指导费。
为了能与飞利浦谈妥，松下特选堪当重任的高桥荒太郎飞赴欧洲，去和对方谈判。高桥荒太郎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贵公司对我们松下电器调查的结果表明，我公司经营得法，极具潜力，就像贵公司的实力雄厚一样。相信贵公司和我公司的合作，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因此，我认为，飞利浦的技术和松下的经营都是有价值的。我建议在松下电器给付飞利浦4.5%的技术指导费的同时，飞利浦也应支付松下电器一定的经营指导费，我们只拿3%。”
高桥石破天惊，使飞利浦公司大为震惊。作为世界最著名的电器制造公司，别说是战败国日本的公司，就连与飞利浦有合作关系的欧洲公司，也没有一家胆敢持有这么强硬的态度。松下是一个敢吃螃蟹的人，他常常破天荒提出对方闻所未闻、难于接受的“非分”要求。但事实上又并非“非分”要求，最终对双方有利。
松下事先已估计到谈判进程所发生的事，于是在高桥启程前，便与高桥拟好一封信：“人常说日本人性急，欧洲人慢条斯理，在两家公司合作交涉的原方案拟定之前，双方领导人已多次交往，做了最大努力。因而，为了一个问题的分歧而中止谈判，未免显得不够诚心诚意，如此一来，双方付出的努力不是化为泡影了吗？我们承认飞利浦公司的技术先进，因此愿意支付技术指导费，这样，以后双方就应该是平等的关系。所以，我们提出请贵公司支付经营指导费，贵公司理应接受。”
果真，飞利浦公司见高桥提出“经营指导费”的要求，准备中止谈判。但研读了这份态度诚恳而又不失强硬的信后，又回到谈判桌上，并最终达成协议。
经商的商经
现在的商场，讲求的是“持剑经商”。所谓持剑，就是要保持一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精神风貌。但是经商毕竟还要追求利益，因此，持剑就成了保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同时，商人们要做好随时“亮剑”的准备，已有机会就去斩获属于自己的那份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