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华
自从万年前猿猴变成了人，人就成了地球的主宰。自从有了人，人口问题自然就产生了。只不过不同时期，人口增长方式和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同罢了。从原始社会到中国的封建社会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口增长处于自发状态，出生率高，死亡率也高，人口数量也比较少。美国经济学家诺斯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对人口问题曾经做了一个估计，公元1世纪全球人满打满算也就3个亿，从1世纪到1750年，全球人口增长到8亿。年全球人口达到了9亿多，1900年为16.5亿，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人口进入了爆炸式增长的时代，世界即将迎来70亿人口日，以至于人口问题成为世界三大难题之一。随着人口数量的集聚膨胀，人口问题愈来愈引起学者和官员的关注。以中国为代表制定了一系列人口政策，特别是把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上升到基本国策，可见重视程度之高。在世界范围人口研究热中，本人就此谈一点心得体会，权且称之为人口原论吧。
一、三大人物的贡献
研究人口问题，中外有三大人物不可不提，一个是中国清代的洪亮吉，一个是英国的马尔萨斯，一个是解放以后中国的马寅初。追溯人口问题的研究者，中国当数洪亮吉，早在1793年所著的《治平篇》和《计生篇》中就详细地提出了他的人口观，基本观点就是要控制人口，否则人满为患，耕地和房舍难以满足，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社会动荡。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研究人口的鼻祖，也是世界第一个研究人口问题的专家。年之后的1798年英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出版了轰动世界的《人口原理》，提出了人口按几何比率增长而生活资料按算术比率增长的原理，特别是指出了控制人口增长的两个途径即“预防性的抑制和积极的抑制”，可以说这是西方系统研究人口问题的鼻祖。两人虽一东一西，但在很多观点上是一致的。最相近的就是洪亮吉从高曾一人开始算起，到重孙时人口不止增加10倍，土地或其他生活资料虽有增加，但远不如人口增加得快。这与马尔萨斯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马尔萨斯是中国的洪亮吉，而不是洪亮吉是中国的马尔萨斯。之所以，马尔萨斯遭到批判，特别是解放后中国把马氏批得可以说是体无完肤，主要是因为他是“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特别通过增加死亡率来降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这是不人道的。对其观点我不愿意细评，但有一点值得肯定，这就是无论中国的洪亮吉还是英国马尔萨斯，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在人口数量还不多的时候，看到了人口发展的趋势，正如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在上升时期时看到了这种关系必然灭亡一样。
可悲的是，这两位人口学家的观点并没有引起当政者的关注，也就是纸面上的说说而已。引起当政者关注的是中国解放后的1957年7月5日，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新人口论》，这篇文章其实是他作为人大代表的一个发言稿。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就引起了中国高层的高度关注，并引发了一场大讨论，甚至无限上纲上线，并给他扣上了中国的马尔萨斯大帽子。马寅初无非是提出中国人口增殖太快，要进行人口普查和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同时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而当时的主流思想或者说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仍然是战争时代留下来的人多力量大，没有对人口进行及时的有效的控制，结果导致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在社会稳定，生产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大改善，疾病防控能力的提高等的前提下，中国人口进入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高速增长时代，其中1963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达到了新中国以来历史最高点43.37‰，中国人口进入一个爆炸式增长时代，每增加1亿人口所用的时间越来越短。年中国有6亿人口，1964年就增加到7亿人口，增加1亿人口用了10年时间；1969年就增加到8亿人口，仅仅用了5年时间就增加了1亿人口；1974年就增加到了9亿人口。年改革开放初期人口就疯狂地增长到9.6亿。批了一个马寅初导致中国多生了数亿人口。
二、中国人口政策要适度调整
人口的疯长惊醒了中国的高层领导，于是从70年代开始，中国号召计划生育，说白了也就是鼓励大家少生，但并没有真正进入国家政策层面。直到1981年，党中央向全体党员和共青团员发出了一封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并一直维持到今天。当然不同民族、地区等有所差别，但总体上是一个孩子的政策。应该说，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收到良好效果，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过快增长的人口得以有效控制。人口的出生率从30‰以上降低到了2008年的12.14‰，下降了20个千分点以上，人口增长数量由70年代的年均2000万左右，下降到近几年的700左右。权威部门说是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少生了4亿人口，也就是说，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目前的人口就不是13亿多，而是17亿多人口。除了数量之外，还有人口质量的提高以及由于人口得到控制减少了诸多社会负担，这些都自不待言，可以总结若干条。现在要讨论的中心问题是长期以来一直执行的大多数地区只允许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要不要进行适度调整。虽然目前在人口问题上有各种观点，但我认为已经到了适度调整的时候了。所谓适度调整，就是要在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的前提下，把原来不少地区一刀切的一对夫妻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放宽到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对待人口问题，需要长远眼光，需要看到50年甚至100年之后，否则就会有难以挽回的后果。因为人不是猪，多了可以杀掉；少了只要一鼓励，一两年时间就能够调整过来。人则一旦生下来了，就要养育，而且平均下来要在世上活70年左右。不仅他要活下来，还要生育下一代，代代相传。世纪50年代，批了一个马寅初，结果导致人口大爆炸，每年要生出2000万个左右的孩子。直至现在人们还提出了不少的“假如”，假如当时听了马老的建议，实行计划生育，不要说一对夫妻只允许生一个孩子，就是生两个甚至三个，因为当时的妇女综合生育率达到5.8个，也不至于现在有13亿多人口，最多中国有10亿人口。历史不能假如。今天我国又进入一个人口重新调整的时代，如果不及时地调整人口政策，再过50年或者100年，我们的子孙又会提出什么样的假如呢？之所以要调整，有几个理由：
一是不公平。现有的生育政策，正如国家计生委所解释的，并不是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在城市，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两个孩子，青海、宁夏、云南、新疆、海南等地区的农村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而且新疆牧区还有二三四的政策。还有不少农村地区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可以再生育一个。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也可以生育两个甚至三个。西藏的农牧民没有限制。应该说这些政策考虑到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差异性，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没有执行一刀切，这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仔细分析又有更为不合理的一面。比如，在城市，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而自己是不是独生子女不是由自己定的，那是父母的事，即使自己想当独生子女，父母多生一个也就不是了，以此作为是否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标准显然是不公平的。再比如，有的农村地区可以生育两个，有的只允许一个，不同的农村地区存在生育权的差别，也是不公平的。而且，从现行的生育政策来看，不同地区生育数量的差别显然不公平。比如青海和甘肃，在交界地方两个相邻的村，青海一边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而甘肃一边的只能生育一个孩子，显然不公平。特别是在实践中，有些超生户接受的处罚更是五花八门，没有统一的政策。因此，表面看有计划，实则是无计划的表现。
二是执行难。现行的生育政策大多数地区执行的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遇到了巨大阻力，在城市是隐性的，因为一旦超生，普通的公职人员要被开除公职，只好屈从；在农村则是显性的，也就是公开对抗。这种阻力不是来自空中，而是国家政策与生育意愿的强烈冲突。如果一个政策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即使强制地执行下去了，必然会带来后遗症。从实际情况来看，并没有完全执行下去，你不让明着生，他就偷着生，于是就在不少地方产生了所谓超生游击队，前几年很多农村地区形容乡镇干部的任务就是刮宫流产，催粮要款。近几年，又出现了新情况，自从我国免除了农业三税之后，不少乡镇没有了收入来源，于是又开始暗中鼓励生育二胎，只要缴钱就可以生孩子。因此，被控制住的实际上就是城市工薪阶层，特别是公职人员。城市的大碗、明星们其实根本就没有把计划生育政策放在眼里，不就是缴点钱吗？一点点罚款或者社会抚养费对他们来说如九牛之一毛，他们的生育完全就是无计划。与其这样，不如全国实行一个政策，除了极个别少数民族因为人口数量过少不必限制之外，其他所有地区所有人都执行一个政策，就是鼓励一胎，允许二胎，杜绝三胎。其实无论城市或农村，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育意愿也就是两个。
三是因生孩子而致贫。一些农村的贫困，除了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典型的超升型贫困外，还有生育的政策性贫困，也就是因缴纳生育罚款而导致的贫困。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大多数都计划外地生育了二胎，属于超生的范畴，超生就要罚款。虽然各个地区、不同时期都不同，但罚款额度呈现上升趋势，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我的调查中，目前农村地区超生罚款额一般在15000元左右。我国农民一年的人均纯收入还不足5000元，这就意味着一个三口之家，一年不吃不喝才能攒够罚款，甚至有的农民借债缴罚款，再也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了。几十年来，农民缴了多少生育罚款是说不清楚的。
四是社会问题。人口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比经济问题更严重。比如，长期一个孩子的政策，导致孩子的孤独问题，没有社会责任感的问题，性格不健全等，不少人担心我们的下一代，是一个没有兄弟、没有姐妹、没有叔叔、没有姑姑、没有舅舅、没有姨夫姨妈、没有温情的可怕的孤独社会，不少词汇只能从词典上查到而现实不存在。特别是从目前暴露的问题来看，青少年孤独症愈来愈多，大学生自杀率愈来愈高等。再比如，社会抚养问题，我国已经进入一个老龄化社会，特别是再过20年或者30年，中国需要一对夫妻抚养双方8个老人，完全形成一个倒金字塔型的社会，谁来抚养，即使中国富裕了，恐怕有很多问题不是一个经济或者说物质生活可以代替得了的。再比如，我国已经进入一个各种事故高发的时期，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就达到80000人以上，如果加上其他各类自然灾害会更多。独生子女家庭一旦孩子遇到不测，一个家庭就崩溃了，这不是用金钱可以解决的，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非常低，甚至在农村几乎没有社会保障，但却维持一个稳定结构和状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子女在赡养父母方面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如果没有子女的赡养，中国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问题也是难以预测的。再有，就是长期人们关注的性别比严重失衡的问题。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除了人们观念中的重男轻女思想外，还有就是我们的生育政策使然。既然只准许生一个孩子，而又想要男孩，必然会通过仪器辨别性别并进行认为的性别选择。长此以往，未来中国不就是“光棍国”了吗，和谐社会如何谈得上。
五是未来中国人口数量问题。关于人口数量，200多年来一直是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关注的问题，当然他们关心的是人口数量过多和如何控制人口增长的问题，从目前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这仍然是主要矛盾，而且将持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因为世界人口仍然以比较快的速度在增加，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迎来70亿人口日。由此可见我们先辈们的预见力，在几百年前就能够预知几百年后的问题。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近10年乃至20年人口必然还会呈现增加趋势，这是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和新一轮人口高峰导致的。但是如果把眼光再放长一点，到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之后，中国人口死亡率降进入一个高峰，按照我国人均预期寿命70年来计算，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人口基本到了更新换代期，而20世纪50和60年代是人口出生的高峰期，这就决定了大约70年之后必然进入死亡期。那时每年出生人口在1500万～2000万之间，那就意味着到了这一高峰期以后，每年要死亡这么多，而新出生的人口即使按照现有的出生率（在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下我国的出生率一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大约每年新出生650万左右，这就意味着10年到20年之后我国每年要净减少850万～1350万，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就意味着中国人口10年要减少一个亿，人口过多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人口在短时期内大幅度减少恐怕比短时期内增多更可怕。而且从世界各国人口发展趋势来看，往往是经济越发达，人们的生育愿望越趋向于少生孩子或不生孩子，不少发达国家人口连续呈现负增长就证明了这一点。在发达国家中除了美国和加拿大人口增加相对较快之外，其他均属于低生育率甚至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即使美、加两国，人口之所以增加较快是移民的结果，特别是一些非洲国家移民生育率比较高而引起的，土著的美、加居民生育率也同样是极低的。多年来，我国城乡老百姓的生育观念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逐步被扭转，不少城市的夫妻选择不养育孩子逐渐成为趋势。这就为我国人口问题敲响了警钟。特别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总体实力已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这就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阶段，进一步说就是让生也不生的阶段。人口过多是负担，人口过少也不利于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有一种观点，说美国只有3亿多，加拿大只有3000万人口，还有比我国人口少得多的国家都不着急，我国还有13亿多人口就着急，是不是有点杞人忧天。答案是否定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情况。一是发达国家是从人口少的状态发展过来，虽然目前的人口总量比较少，但美国、加拿大等人口以比较快的速度在增加，人口增长缓慢的国家如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俄罗斯等都正在为人口不足特别是年轻劳动力不足而发愁呢？难道说要让今天发愁的事情明天降临到我国吗？二是发达国家都是先富后老，而按照目前我国人口与经济的发展趋势呈现出来的则是未富先老。没有新生力量来补充，未来中国会不会是一个老态龙钟的无效率社会呢？让六七十岁的人口来拉动中国经济这个马车能够承受得了吗？
基于以上理由，我认为中国人口政策要及时地进行适度调整，一方面，要真正坚持计划生育政策，真正体现人口发展的计划性，不能一个地区一个政策，这是表面计划，实际混乱和无序。我的建议就是鼓励一胎，允许二胎，杜绝三胎。即使放开二胎，短时期人口数量可能会反弹，因为原来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可能会生二胎。但长期来看，人口总量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就会维持在一个均衡状态甚至继续减少。因为除了正常的代谢之外，必然会有一定数量的不正常死亡，如交通事故、自然灾害以及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生育愿望降低，丁克家庭的增多等因素。
三、用经济手段来治理富人名人超生
一个时期以来，名人富人超生问题引起了社会关注，显示出人口生育的不公平。一些地方政府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其实，比较有效的办法有二：一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按照家庭财产比例缴纳社会抚养费。我国不少地方目前收缴的社会抚养费一般是固定费用制，这种方法只具有相对公平性，即不管是谁，只要超生，就缴纳同样的罚款，但却存在绝对不公平的问题，是一种有利于富人的办法。比如，一个穷人家庭，拥有1万元财产，如果超生一个孩子罚款2万元，则他不仅倾家荡产，而且还要负上1万元的债务；另一个富人家庭拥有100万元的财产，超升一个孩子也罚款2万元，则只占他家庭收入的2%。所以同样的罚款效果不一样，必然导致富人名人可以在计划生育政策面前毫无顾忌。要解决富人超生问题，只需要按照财产比例征收社会抚养费即可，这才能够体现真正的公平。
二是除了缴纳社会抚养费之外，要改变目前的从相关部门获取生育指标的状况。而是将生育指标社会化，即每个育龄夫妇都可以获得两个生育孩子的指标，指标可以出让或转卖。如果一对夫妇只愿意生育一个孩子，另一个指标可以通过计生部门公开拍卖，拍卖所得一部分上缴国库，一部分归指标出让者。这样低收入者要改变贫困状况，就可以转让指标，富人名人想多生孩子，就多支付一些费用。如果想多生孩子的没有到计生部门购买指标就要重罚。如果大家都想生育第二个孩子，显然就没有过剩的指标，富人名人就不能超生。如果穷人只想生育一个孩子，则富人名人多购买几个指标也无无所谓，因为全社会的人口数量被有效控制，穷人生得少，富人名人生得多，这恰恰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
四、似是而非的人口观
长期以来人们在人口问题上一直存在几个似是而非的认识误区，需要矫正。
一是人口多导致就业难。就业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有活干。就业与人口是什么关系，人们并没有完全搞明白。长期以来，我国就业压力一直非常大，其原因大多数都归结于劳动力供大于求，劳动力多是由于15或20年前出生的人口多，最终推导出人口多是就业难的基本原因。固然，有了人口，若干年后就成了劳动力，劳动力愈多，找工作的压力就大，但这是在一般意义上讲的，仔细琢磨，人口多与就业难未必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来看，劳动力市场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而供求关系犹如杠杆显然不是由单方而是由双方决定的。人口多就就业难是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才成立，在需求也不断变动的情况下显然不成立。因此，要解决就业问题关键是创造需求，创造更多的岗位。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最大的成功之一就是创造了亿万个就业岗位。通过这一次金融危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不少欧洲国家，人口进而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多年接近于零，甚至为负，但是失业率却屡攀新高，这就充分表明，只有不断创造出比劳动力增长更快的岗位才能解决就业问题。
二是人口多导致环境污染。多年来，我国的环境压力日益严重，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出现了逢河必干，逢水必染，很难找到一片净土。人们找原因时自然不自然地就会把其重要的原因归结为人口增长速度快和人口总量大。其实，环境与人口如同就业与人口一样并不呈现必然关系。如果这样推论下去，未来的环境一定会更加恶化而不是好转，更不是彻底根治。固然，我们要看到，人口多必然会增加环境负担，因为人们要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要吃进食物，排出大小便。但是人口呼出的二氧化碳与其他动物呼出的二氧化碳相比恐怕是小头，因为地球上的动物数量要远远大于人口数量。况且如果地球上没有包括人在内的各种动物呼出二氧化碳，植物就缺乏“氧气”，就难以生存，地球就成为无生命的球体。从人类排出的大小便来说，恐怕也远不及动物排放得多，况且，在农村，大小便成为农家肥，食品来自土地，废物转化为植物的肥料，岂不是一个天然的良性循环圈。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因为人口多呼出了更多的二氧化碳，而是工业污染而产生了各种污染物，是没有形成循环经济，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得出人口多一定导致环境恶化，否则只能得出环境还要进一步恶化的结论。
三是中国人口最多。关于中国人口数量，最贴切的表述就是一个字“多”。如果单纯从数量上来看，到2008年底，中国有13.28亿人口，人口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数量本身既有意义，又没有意义。其有意义的一面是可以直观看出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数量。所谓没有意义就是每个国家的地理面积、地形条件和气候条件都不相同，单纯以数量论长短恐怕是没有可比性的。单纯从数量来看，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若从人口密度来看，在5000万人口以上的国家排序中，中国排在第11位，前十位分别为孟加拉国、日本、印度、菲律宾、越南、英国、德国、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如果把人口绝对数量少的国家也算进去，人口密度比中国大的国家还有更多，如新加坡、韩国等。可见，在中国国土面积人口总量是全世界最高的，但人口密度中国并不是最高的。
四是人多力量大。上个世纪50年代最为流行的观点就是人多力量大。这一观点既有正确的一面，也有不正确的一面。从正确一面来看，其基本前提就是人的素质是同质的，在这样的前提下，当然人口越多，力量越大。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打败日本鬼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打败国民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就是国共两党人心向背发生了变化，更多的人站到了共产党一边，而抛弃了国民党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逐步在数量占了绝对优势。从不正确一面来看，在当代世界范围内科技进步的前提下，不是人口数量而是人口素质决定力量的大小，人海战术已经被高科技所代替。传统战争往往在人山人海，要投入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兵力，死伤动辄几千甚至几万，而现在只需要少量的兵力就可以打一场战争，死伤寥寥无几。从最近几年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都可以看出这一特点。美国虽然只有3亿多人口，创造的GDP却是中国的4倍；日本虽然只有1亿多人口，国土面积还没有我们内陆一个省大，但创造的GDP却比中国多得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多力量不一定大。因此，中国要保持一定的人口数量，同时要继续不断地提高人口素质。
五、人死前后之建议
中国过去和今天活人多，就意味着未来死人也多。未来中国将进入一个死亡率逐渐提高的时代，近5年中国的死亡率不断提高就证明了这一点。到本世纪30～40年代，中国将进入一个死亡高峰期，每年大约有1500～2000万人口消失，平均每天大约有4～5万人走向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仅要关注活人，也要关注死人，因为死人与活人相关，我们不能让死人或半死人拖住活人。
一是临终前提倡适当抢救。人总是要死的，临终前进必要治疗和抢救无可厚非，尽可能延长人的寿命，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旦死亡就不能复活，具有不可逆转性，但也要适度。目前我国的医疗资源分布严重不均衡，一方面是部分穷人特别是农村贫困者临终前无法进行任何医疗救治措施，病逝于家中；另一方面却是部分人过度消耗医疗资源，特别是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更为明显。一些单位领导为了体现关心群众，动辄就做出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抢救的所谓最高指示，其结果是各种医疗器械和药品都被用上了，但人还是没有被抢救过来，而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医疗费被无谓地消耗了。其实，对于已经确定无法救治的病人，只需要通过药物减轻其临终前的痛苦即可，没有必要进行无谓的消耗过大的救治，因为对于病人而言，已经没有生活质量和生命意义，与其无比痛苦地活着，不如按照自然规律走到另一个世界，这样可以减轻活人的经济负担，节约国家的医疗资源，让更多的本可以医治的病人得到救治。
二是离世后提倡节俭办丧事。中国自古就提倡厚养薄葬，这是一个好的传统，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一优良传统被倒置了，由厚养薄葬转变为薄养厚葬，这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起码出现了这种趋势。不少人活着的时候得不到子女精心赡养，甚至遭到子女的虐待，死了以后子女却大肆操办，随葬品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档；宴请亲朋好友的费用越来越高等，其实不是为死去的长辈，而是给活人看，是在炫耀自己。攀比使一些家庭因此而背负了高额债务，死不起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要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在全社会倡导节俭办丧事的习俗，更需要有一种机制来抑制，如对高档丧葬用品征收高额消费税等。
三是提倡土葬。一个时期以来，城市的陵园越来越多，坟墓越来越豪华，有的已经炒到数百万元一个，俨然比活人的住房还要贵。即使普通的陵墓也是用花岗岩做的，少则也要1～2万元。无怪乎有人形容目前中国最为挣钱的两个行业，一个是为活人造房的房地产业，一个是为死人造亩的陵园。如果各种陵园按照现在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中国的土地早晚要全部用来造坟墓，因为花岗岩的坟墓可谓是永垂不朽，几百数千年也不会腐烂。中国目前每年大约有1000万人死亡，即使按照每个死人直接占地2平方米来计算，如果加上道路以及其他附属设施至少要5平方米，这就意味着每年要占土地5000万平方米，约合7万亩，长此以往，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就全部变成坟墓了吗。其实，中国传统的土葬方式是最可持续的，因为，若干年之后，坟头自然就消失并复垦为耕地。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我们的祖先们去世之后都如现在的陵园一样用花岗岩造一块坟墓，那么中国大地上恐怕到处都是坟墓了，活人早就没有了立足之地。因此要在全社会提倡活化之后土葬，鼓励海葬或其他不留骨灰的方式。特别是在坟墓用地方面不能提倡市场化方式，有钱可以造大坟墓，这样不仅会浪费宝贵的土地资源，还会造成死人的不平等，有的死人只占据1平方米，有的却达到几十甚至上百平方米。这是市场解决不了的事情，自然需要政府干预，限制陵墓面积，最大不可超过1平方米，在坟头栽上一棵小树即可，对于使用石碑者要征收消费税。若干年之后，陵园就是森林，不仅可以改善环境，还可以重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