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中庸》中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仪”可以解释为《仪礼》中大的条目，如士冠礼、士相见礼等礼经纲目，而像三加礼、献宾礼等细节小目则为威仪。但是这种解释并不妥当，《左传·哀公三十一年》有对威仪的详细解释：“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可见“威仪”应当解作是为君者的威严和树立的仪范。西周以德治天下，以礼规范臣民，而规范的极致即为刑和罚，所以周人称颂文王的德中就有“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这里的“德”是指礼仪规范，“力”是指刑和罚，故刑和罚是礼仪规范的极端。
在周公的思想中，礼是“德”的外在形式，以规范人们的行为，而对不守礼法的刑民则用重型的礼法——刑罚。《左传·昭公六年》说：“周有乱政，而作《九刑》”，由此可知西周的《九刑》与《禹刑》和《汤刑》并列，同为刑法范典。
周统治者深知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非常重视立法活动。早在文王建国之初，为了巩固、发展奴隶制度，加建“翦商”大业，便“改法度，制正朔”，制定并颁布了“有亡荒阅”和“罪人不孥”等民事、刑事法规。据《左传·昭公七年》记载：
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取得天下也。……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故夫致死焉。
又《孟子·梁惠王下》：
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
“有亡”，指逃亡奴隶。荒，大；阅，搜捕。“有亡荒阅”，就是对逃亡奴隶进行大搜捕，并物归原主，以维护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权。逃亡，是奴隶反抗奴隶主阶级的重要方式之一。作为一种财富，奴隶逃亡就意味着奴隶主丧失其财产。周文王制定“有亡荒阅”这一民事法规，和殷纣王“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形成显明对照，因而体现了奴隶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安定了奴隶制统治秩序，得到奴隶主贵族的普遍拥护。“罪人不孥”是文王针对殷朝“罪人以族”而制定的一条刑事单行法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是周文王为放宽对商贾禁令而制定的一条经济法规。此外，他还制定过《伐崇令》。毋杀人，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所有这些立法，对松弛人们因殷纣王“重刑辟”而形成的对严酷刑罚所产生的畏惧心理，争取民心，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经济，均有积极意义，因而得到了周人的支持。
周文王制定“有亡荒阅”“罪人不孥”等一系列单项法规，在与殷对峙中“三分天下有其二”，并进而为灭殷建周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立法活动，虽然和“翦商”事业紧紧联结在一起，带有鲜明的权宜之计的色彩，但是，他制定的法律，为武王尤其是周公开展大规模地立法活动奠定了基础。“继文王之体，守文王之法度”，“乃速由文王作罚”。周初立法，其基本精神来自于文王，连定罪处刑都要以文王之法为依据。因此，同文王制定刑事、民事和经济等单行法规，可以看作是周王朝立法活动的开端。
武王建周之初，立即开始了全面的立法活动，与奴隶制鼎盛王朝的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其立法活动自周初以至周末，从未间断过。按立法范围和性质区分，西周立法，大致可分为两大阶段：周初武、成、穆王时期，为立法第一阶段，是西周立法活动的高潮期。这一时期制定的法律，以刑书——《九刑》《吕刑》为主，还有一些单行土地法规。第二阶段，从西周中期开始至周末，为立法活动的发展变化期。这一时期立法的特点，表现在反映契约债务等民事法规逐渐增多起来。
《九刑》是西周制定的第一部成文刑书。“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究竟《九刑》是何时制定的？有哪些内容？由于该刑书早已佚失，现在要作出确切的答复已相当困难。幸好关于《九刑》的记载不独《左传·昭公六年》一处，《左传·文公十八年》引史克的话中也有如下记载：
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
这一记载已初步涉及《九刑》的内容和成书概况，如果再印证其他古籍，这一刑书的性质、体例、制定经过和重修概况是可以知其大概的。
首先，《九刑》是一部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成文刑书。周公作《誓命》所引的“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四句话十六十字，虽然字数不多，在《九刑》内容中只不过是片言只句，而它却明确地表示出这十六个字是《九刑》中关于犯罪的规定。它反映的罪名分别是：
贼罪。“毁则为藏”就是毁礼败法。则，指礼仪法则。毁弃礼仪，败坏法纪谓之贼。《孟子·梁惠王下》：“贼仁者谓之贼。”郑注：“毁则，坏法也。”
藏罪。藏，读为“赃”。掩，藏匿的意思。“掩贼为藏”，即犯有隐庇贼人而谋取赃物之罪，简称窝赃罪。
盗罪。“窃贿为盗”。贿泛指财物。“窃人财贿谓之盗”，盗即盗窃罪。
奸罪。“盗器为奸”，指犯有盗窃宝器罪。器，指玉器，重器和礼器等贵重之物。《九刑》把盗窃罪分为盗罪和奸罪两种。盗窃一般财物谓之盗，盗人宝物以奸论。奸罪等于战国时李悝《法经》中所说的“大盗”。盗和大盗，处刑轻重有别。
这四种犯罪，其中贼、赃二罪属于毁礼弃法的国事罪，盗和奸是保护奴隶主贵族政治，经济权益的法律规定，都是些“为大凶德”的重大犯罪，要按《九刑》所定之刑罚“有常无赦”。周公作《誓命》时只引了这四种重大罪名。由此推论，《九刑》关于犯罪的规定一定不止如此四项，在贼、藏、盗、奸之外，还会有其他轻于“大凶德”的一般罪名。
有犯罪就有刑罚，对贼、藏、盗、奸诸罪“有常无赦”，就是按常刑惩罚之。那么，《九刑》规定有哪些常刑呢？这是一个已经争议了几千年的历史问题，因史籍中找不到任何第一手资料，现在只能从《九刑》的篇章结构上去推断。《九刑》，顾名思义，就是有九种刑罚。至于是哪九种刑罚，历来说法也不一样。一种说法，九刑包括“正刑一”和“议刑八”。“正刑一”，指墨、劓、刖、宫、大辟之一种，“议刑八”，即《周礼》所载“八辟”：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五刑和八辟即后世的八议，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法律制度。前者是刑罚种类，后者为刑法原则，将此二者混为一谈而统统归之于刑罚，是绝对无法令人信服的。另一种说法是，所谓九刑，当指墨、劓、刖、宫、大辟五刑和流、赎、鞭、扑四刑。这一说法比较切合西周实际。因为这九种刑罚无论前五刑或后四刑，都是周统治者用以惩罚犯罪的法定刑。前五刑已为众所公认无有疑义，后四刑，金文资料均有记载，也是司法活动中依法惩罚犯罪的重要手段。从这九种刑罚的适用范围看，虽然前五刑和后四刑的惩罚对象各不相同，但是在惩罚犯罪这点上则是一致的，而且都被国家法律所认可。前五刑，据《周礼·司刑》记载，主要用以“厘万民之罪”。后四刑，见于《尚书·尧典》。“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是用以“怙终贼杀”的。由此可见，所谓九刑，是指墨、劓、刖、宫、大辟和流、赎、鞭、扑九种刑罚。周初定律，以这九种刑罚定篇名，确定刑书体例，因此把这部刑书叫作《九刑》。如果这一推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周礼》所载“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的二千五百条细目和《吕刑》的五刑三千条细目，也就不难理解了。此两刑书所说的墨、劓、刖（荆）、宫、大辟（杀），是刑书的篇名，其五百条，二千五百条或三千条，当指适用于各种刑罚的犯罪类别。按刑罚种类定篇名，是刑书结构不完备的表现。大约到战国时期的李悝，他改革刑制，制定《法经》，才改变了这种简陋的法典编撰形式，使法典在篇章结构上由以刑种定篇名发展成为以犯罪和刑罚定体例。此后，整个封建社会各个朝代的法典，基本上均沿用《法经》的编撰形式。
其次，关于《九刑》的制定时间，大均在周公制礼之前。从《左传·文公十八年》史克的话可以看出，那四种罪名，出自周公《誓命》的引文，《誓命》已经散失，无法考知其写作年代，但文中把周公作《誓命》和周公制礼在时间上列为并列成分，又说周公作《誓命》时引用了《九刑》规定的四种罪名。由此推论，《九刑》的制定肯定在周公制礼之前，即武王建周之初。正因为《九刑》是一部建国之初草草而成的急救章，因此。周统治者在以后的年月里又作了两次重大的修订。第一次修订《九刑》在成王四年：
维四年孟夏，王命大正正刑书。太史策刑书九篇以升授太正。大正坐举书乃中降，再拜稽首。太史乃藏之盟府，以为岁典。
沈家本说。“此成王之四年，大正，盖司寇也。正者，盖修改之。曰授、曰举，曰藏，实有书在，是周之律令有书矣。”沈家本把第一次修订《九刑》定为成王四年，并反证出西周确有《九刑》之类的刑书存在，是完全正确的。根据这一记载，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周初第一次修订《九刑》的大致经过。
成王四年，正值周公摄政时期，说明这次立法活动是在周公主持下进行的。“王命大正正刑书”，实际上是受周公之命。但是，这次立法，看来绝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一次大规模地动用了司寇和太史两大官僚机构的集体活动。司寇，中央最高司法长官，也是中央司法机关的名称。“大正正刑书”，说明这次修律由中央司法机关总领其成；“太史策刑书九篇以升授大正”并“藏之盟府”，说明重修《九刑》的具体事务由史官太史承担。
《九刑》的第二次修改在西周晚期。《左传·昭公六年》：“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有人据此断定《九刑》作于西周晚期，这是误解。“叔世”，即末世，指的是西周晚期所谓“乱政”时期。从文意上解释，《九刑》作于西周晚期是讲得通的，但它与西周立法实际并不符合。既然《九刑》作于西周“叔世”，则周初周公作《誓命》引《九刑》原文等记载就无法解释了。其实，《汤刑》也不是殷代晚期才制定的。《竹书纪年》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汤刑》”，说明《汤刑》早已制定，祖甲时期又作了一次重修。和祖甲“重作《汤刑》”一样，《左传》所说的“作”不能理解为制作的“作”，而是“重作”的“作”，“作”当重新修订讲。那么，西周晚期，特别是厉王暴政之后，阶级矛盾尖锐，“乱政”了，为了镇压人民反抗活动，根据刑罚“世轻世重”原则，再次修订《九刑》就很易理解了。当然，这次修订《九刑》，并没有能够挽救周王室岌岌可危的残败局面，很快，姬周政权在“乱政”中被倾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