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被贬之后，善于弄权的丁谓命运又如何呢？丁谓是寇准最执着的政敌。丁谓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寇准推进了宫廷斗争的深渊，在短短25天之内把他连贬三次。真宗去世后，再次遭又贬谪。春风得意的丁谓做梦都没有想到，生活也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在寇准被逐出中央之后，丁谓自己突然也被贬官流放，所遣之地，比寇准所在的雷州更遥远荒凉。宫廷之斗的残酷与血腥，可见一斑。把丁谓贬到崖州的人是刘皇后，还在王曾。在对待寇准的问题上，丁谓曾与刘皇后结盟。可是，拥权自大的丁谓没有把刘皇后看在眼里，低估了这个女人的能量。在这一点上，他也犯了跟寇准同样的错误。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之下，大权在握的丁谓在刘皇后面前日渐变得飞扬跋扈。后来，终于有一件事情，让准备给他颜色看的刘皇后抓住了把柄。那时候，雷允恭奉命督造陵寝，他听从他人的意见，移了陵寝的位置，在修建过程中，挖到了石头，无法再挖下去，后来还挖出了水。由于负责人雷允恭的失误，导致陵墓施工一再拖延。这时，王曾开始着手调查此事，并将情况报告给刘皇后。丁谓早就了解此事，却没能及时制止雷允恭。刘皇后早就对丁谓怀有不满情绪，现在终于抓住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可以治他的罪。于是，刘皇后与王曾联合，把丁谓赶到了崖州。
到崖州得从雷州路过。这时消息早就传来，有人将丁谓被贬到崖州之事告知了寇准，他们都在等着看丁谓的笑话。而寇准得到这个消息后，居然派人送一只蒸羊给一路风尘颠簸的丁谓犒劳。送羊的仆役对丁谓说，大人一路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很不容易。丁谓想，在自己最落魄的时候，整个开封府都在弹冠相庆，而这时寇准却还记得自己，他心中五味杂陈，感慨万千。丁谓很想见见寇准，但寇准却不愿与之相见。寇准的仆人想借机干掉丁谓，以牙还牙，被寇准制止了。丁谓经过雷州时，寇准在家中放赌，自己在一边看着仆役赌钱玩耍，一个仆役也不许出去，直到丁谓离开雷州后，才放仆役们出门。作为政敌，当寇准有机会报旧日之仇时，寇准却选择了宽容退让，这是他的坦荡磊落之处，令人感佩。寇准发配到雷州的第二年，即天圣元年1028年闰五月初七，寇准溘然长逝，享年62岁。
寇准去世后，仆人请求朝廷允许把他的灵柩运回陕西老家与其父亲合葬。其实，在寇准去世之前，朝中对寇准的评价已有所松动，刘皇后也有重新调任寇准的意图，但是还没调动，寇准就去世了。这年冬天，寇准的灵柩运回洛阳，途径公安时，荆州百姓得到消息，都赶到官道旁边，摆上香案，砍下竹子，一节节地挂上纸钱来祭奠寇准。这是自发的送别，没有人组织，一切却井然有序。灵柩走经过后，那些用来祭祀的竹子就被百姓们丢在路旁，没想到第二年春天，路旁就长满了青翠的竹林。人们都觉得是寇准在天有灵，以翠竹言志，于是当地人把这片竹林叫做相公竹。人们在此修建了祠堂，供奉寇准，有病有灾，都来此焚香祈祷。来自民间的评价简单质朴，令人动容。寇准用自己的雄才大略，带给国家带来了百年和平，使黎民百姓免受战乱之苦，仅仅从这一点上来说，他就是一个好宰相。对于寇准的评价，相比民间来说，官方的评价反应就缓慢得多，因为有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利益纠结在一起，难以给寇准盖棺定论。导致寇准晚年被贬的主要人物是刘皇后与丁谓，只要刘皇后摄政，寇准就不可能真正得以平反昭雪。在长达十年之后，也就是宋仁宗1088年的8月，仁宗发布诏书，恢复了寇准的封爵。跟寇准同时恢复封爵的，还有周怀政、曹利用甚至是丁谓。虽然他们几个政见不同，甚至为此斗争得你死我活，但是有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是刘皇后通向最高权力顶峰的手下败将。仁宗给这些老臣平反昭雪的时候，刘皇后已经奄奄一息，来日无多。仁宗发布诏书，为刘皇后祈福，求健康长寿。但四天后，刘皇后就去世了。她是大宋第一个摄政皇后，在历史上评价不低。真宗晚年的天书运动，很不得人心。真正埋葬天书运动的，其实却是刘皇后。在真宗下葬时，她下令将那些天书与真宗一起下葬。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后，她一度带头过起了俭朴的生活。她的去世，使大宋失去了一个有智有谋的女政治家。
1085年7月，仁宗为寇准下诏定谥，忠愍。“临患不忘国曰忠，推贤尽诚曰忠，廉公方正曰忠，”这些寇准都符合。愍，是在国逢难曰愍，等于承认寇准所受的一切不公正的待遇。这是最为简练的评语，是有实际意义的。
寇准澶渊定策的功绩是不容评说的，所有历史人物在历史河流中被时间淘洗，许多人物，乃至是帝王将相，都会被人忘记，而寇准的形象却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来越鲜明。人们对他的历史功劳有很多不同评价。范仲淹曾这样评价寇准说：“左右天子，如山不动……谓之大忠”。对宋王朝的大忠，是范仲淹格外强调的一点。王安石这样评价寇准说，“欢盟以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陈瑾说，“当时如无寇准，天下分为南北矣。”如果当时没有寇准中流砥柱，力挽狂澜，或许大宋早就分为南北了。
对于寇准，历史自有公论。
宋初统治者，对臣下始终抱有一种较为谨慎的提防态度，他们对“内患”往往更为敏感，《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太宗尝谓侍臣曰：国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帝王合当用心于此。”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扼制朝内大臣势力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驭臣理念。宋太宗在即位诏书中说“先皇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这种提防不仅对武人如此，对文人亦是如此。王夫之在《宋论·太宗》中说“夫宋之所以生受其敝者，无他，忌大臣之持权，而颠倒在握，行不测之威福，以图固天位耳。自赵普之谋行于武人，而人主之猜心一动，则文弱之士亦供其忌玩”。因此宋初的君臣关系尤其是君相关系，也就实际上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状态，如何在君臣之间尤其是君相之间保持一种较为稳定的平衡关系，始终是宋初统治者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当他们一旦觉得这种平衡关系有所变化时，首先采取的措施便是换人，这对宋初政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负面影响，王夫之在《宋论·太宗》中说“宋自雍熙以后，为平章、为参知、为密院、总百揆掌六师者，乍登乍降，如拙棋之置子，颠倒而屡迁。夷考其人，若宋琪、李昉、李穆、张齐贤、李至、王沔、陈恕、张士逊、寇准、吕端、柴禹锡、苏易简、向敏中、张洎、李昌龄者，虽其闲不乏侥幸之士，而可尽所长以图治安者，亦多有之。十余年闲，进之退之，席不暇暖，而复摇荡其且前且却之心，志未伸，行未果，谋未定，而位已离矣。则求国有定命之訏谟，人有适从之法守，其可得与？”
寇准作为北宋初期的一个重要人物和名臣，历仕太宗、真宗两朝，一生五次进入中枢，并于真宗朝三次为相，却屡升屡降，最终谪死贬所，仕途可谓他跌宕起伏，坎坎坷坷，而其形成原因则是寇准以其过强的个性始终冲击着这样一种君臣之间的平衡关系。
在这里，我们对寇准的政治生涯作一扼要回顾。
先说太宗朝。
寇准性格刚直，擅论边事，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宋太宗取得了君臣关系平衡的契合点。在宋朝，边防始终是一个统治者所最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文人学士所经常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寇准来自西北，显然对边事有着更为直接和清晰的认识。《宋史》记载“自唐末，蕃户有居渭南者。温仲舒知秦州，驱之渭北，立堡栅以限其往来。太宗览奏不怿，曰：古羌戎尚杂处伊、洛，彼蕃夷易动难安，一有调发，将重困吾关中矣。准言：唐宋璟不赏边功，卒致开元太平。疆埸之臣邀功以稔祸，深可戒也。”帝因命准使渭北，安抚族帐，而徙仲舒凤翔。由此可见“用边将”以治边，同时要“防边将”应该是寇准议论边事时一个重要的内容，而这正好适合了宋太宗既要用人又要防人、既要攘外首要安内的心理特征，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寇准与宋太宗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君臣平衡的契合点。但是同时寇准却刚愎自用，行事多凭自己喜好为之，这使得他有意无意间常常会露出专权的迹象。这不断地触动着宋太宗与宋真宗的隐忧。宋太宗甚至说“权臣假此名以威服天下”雀鼠尚知人意，况人乎？显然已经包含着对寇准的极度失望。同时这也导致了他与群僚关系的恶化。如他阻止冯拯官职的调动等，这都对君臣之间平衡关系的维护产生着极大的负面影响。君臣之间关系的平衡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臣与群僚之间的关系平衡对这种君臣平衡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因为君王不可能总是对舆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或许正因为如此，宋太宗当寇准于淳化五年再次入朝拜参知政事时，太宗对寇准提出了一些善意地劝告和警示。
太宗因谓宰相吕蒙正曰：寇准临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尽心。朕尝谕之以协心同德事。皆从长而行，则上下鲜不济矣。协心同德，非仅君臣，恐似更重在臣与臣之间啊。
寇准之成，在于宋太宗看到了寇准刚直的性格以及对边事的认识，进而希望与之建立一种君臣之间的平衡关系，来完善合维持王朝的统治，但同时宋太宗看到了寇准性格中弱点，即其刚愎自用而不善于统筹各种关系，所以又始终没有拜他为相。但宋太宗的这种平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即不能有任何威胁到皇室的专权行为，而寇准偏偏在这一点上打破了这种平衡。
再说真宗朝。
寇准刚直而又重边事，但同时又刚愎自用、城府不深，在宋真宗朝最能表现寇准这一性格的便是宋辽“澶渊之盟”的签订。在签订“澶渊之盟”过程中，寇准起着非常重要的主导性的作用，但也有些的确给人留下了一些受谗之机，而其最重要的就是在这样一种危机情况下，寇准的作为虽然对社稷有利，但对建立君臣之间平衡关系却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从宋真宗亲征开始，几乎一切都是在寇准的主持下进行的，尤其是几于实施兵谏，这使得宋真宗不会不产生一些想法。王夫之在《宋论》中说，澶州之役，寇平仲折陈尧叟、王钦若避寇之策，力劝真宗渡河决战，而日与杨大年饮博歌呼于帐中。故王钦若之谮之曰：准以陛下为孤注，其言亦非无因之诬也。王从珂自将以御契丹于怀州，大败以归而自焚；石重贵自将以追契丹于相州，诸将争叛而见俘于虏；皆孤注也。而真宗之渡河类之。且契丹之兵势方张，而饮谑自如，曾无戒惧，则其保天子之南归，而一兵不损，寸土不失，似有天幸焉，非孤注者之快于一掷乎？则钦若之谮，宜其行矣。
应该说“澶渊之盟”至少已经使寇准与宋真宗的君臣关系产生了一些裂缝，而寇准之后的作为，“准颇自矜澶渊之功”，却继续加大了这种裂缝。同时他依然始终无法很好地统筹同僚之间的各种关系，而更往往是表现出与群僚的交恶。
在宋真宗朝，寇准在人事方面延续了他在太宗朝的一贯行事风格，这使得他与同僚的关系也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继续恶化，屡次起伏依然没能改变他的这一重要缺陷，尤其是第二次拜相时，依然不能与屡次推荐自己并为自己回护的王旦为善，“旦每见上必称准之才，而准数短之”。无论如何，这使得寇准的宋真宗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或许更重要的是因为王旦屡次推荐寇准并回护寇准，行为与之前和寇准搭档的毕士安稍有所相似，所以宋真宗希望继续这么一个组合，来更好的加强中枢行政能力，但寇准对王旦却无论如何都达不到与毕士安的关系，宋真宗的希望落空，因此寇准在进入中枢之后不长时间便再次被贬退，大中祥符八年（1015）五月甲申命寇準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
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君臣之间关系的平衡对于一个人的仕途及其所能够的作为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就对国家社稷发生着重要的影响，而如何建立并完善这样一种平衡，这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人所必须面对和思考并力求解决的问题。这也成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一个二难处境，因此王夫之在《宋论·太祖》中说：“一得一失之几，决于君相之疑信，非由天下之强弱，其当审矣”。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悖论，也是中国传统文人生存的一个悖论。他们必须在政治中最大的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必须在这样一种政治游戏中为了某些游戏规则放弃或者最终改变自己的个性去实现和完善君臣之间这种相对的平衡关系。
而有宋一代，君臣之间这种平衡关系的建立却更为艰难，在“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祖宗家法的影响下，宋朝皇室始终对臣子抱着一种谨慎的提防态度，虽然这种提防较为强烈的表现在了对武将的防制中，但对文人也有这样一种态度。宋代文人如何通过建立一种君臣平衡关系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也就成了宋代文人生存的一个二难悖论，而这个悖论又比较突出地在寇准的一生中表现了出来。
宋太宗、宋真宗与寇准之间君臣平衡关系的建立在于寇准“刚直”以及“天资忠义、能断大事”的性格，而寇准这种性格却又源于其不修城府、使气任性的天性，这中天性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天真，而这种政治上之天真则又不断冲击着这种平衡关系。君臣平衡关系的建立，不仅仅是君臣两个人的事情，同僚的关系及其舆论的影响力都是必须考虑的，而寇准又极不擅长于此。或许寇准的性格本不应该从政，或许可在决疑之机用于顾问，如太宗立储之事、真宗澶渊亲征之时，但其更应该的是做一个文人“日日宴饮”的文人。但如果如此，我们今天是否还能记住有一个寇准呢？这就是寇准生存的悖论，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文人生存的一个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