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是一种常见的艺术手法，在任何题材的小说中都可以运用。然而，在清代，却出现了一些以讽刺为基本特色的章回小说。《儒林外史》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粒民，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祖上不少人在科举考试中曾取得显赫的功名。但至吴敬梓时，家境日渐衰微。他性耽挥霍，放荡不羁。既不善治理家业，又喜资助别人，日夜与朋友豪饮欢呼，坐吃山空，加上科场失利，功名无望，引起族人不满，而他也从族人侵夺祖产的行径中，看出宗法家庭的矛盾、封建道德的沦丧、人情世态的炎凉，乃愤然离开故乡，移家南京，卖文度日。36岁那年，曾被荐应博学鸿词之试，但只参加了省里的预试，就托病辞去了征辟，甘愿过素约贫困的生活，一直到最后客死在扬州旅次。《儒林外史》的写作年代难以确定，但可以肯定，生活的剧变和在人文荟萃的南京的广泛交游，丰富了他的社会阅历，增清卧闲草堂刻本《儒林外史》强了他对丑恶现实的感受，这是他振笔讥弹时弊的动因。《儒林外史》凡56回，30多万字，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中心，但没有贯串全书的主人公和主干情节。作品一开始就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八股取士制度，通过理想人物王冕之口指责八股取士“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作者从揭露科举制度以及在这个制度奴役下的士人丑恶卑微的灵魂入手，进而讽刺了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地主豪绅的贪吝刻薄，附庸风雅的名士的虚伪恶劣，乃至社会风气的败坏和道德人生的堕落。首先出场并写得最成功的，是一批全无才智的八股腐儒。如周进、范进、马二先生，他们出身清寒，本来具有淳良的天性，但却深受功名富贵的诱惑，成了神魂颠倒、丧失理智的人。周进因久试不中，饱受欺侮，曾伤心地一头撞在贡院的号板上，不省人事；“范进中举”更是书中精彩的片断。他也屡考不举，生活艰窘。一旦得中，喜出望外，竟至疯癫。像周进、范进那样，由于长期对命运的期待、恐惧、担忧而产生的反常的精神状态，在当时的读书人中是很普遍的，因此这两个形象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他们老年中举，毕竟是幸运的，实际上在科举场中能爬上去的是极少数，可悲的是一些人老死科场而不知悔。作品中的马二先生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笃厚老实、诚恳认真，虽补廪24年，始终没爬上去，对此他不但毫无怨言，还死心塌地去搞八股时文选本，苦口婆心地劝告别人搞举业，成了一个迂阔糊涂之人。小说描写最多的是各种各样的无聊名士，这些人貌似风雅，其实不过是一些闲得发腻的纨袴子弟、搔首弄姿的斗方诗人、名落孙山的科场士子、骗吃骗喝的帮闲篾片。他们装腔作势、欺世盗名，用高雅的外表包裹猥琐，用无聊的忙碌点缀空虚，把封建士大夫那种游手好闲而又自鸣风雅的传统作风发展到极点。通过他们，作者使自己对士大夫命运的反省由对社会制度的批判，深化为对他们的文化心理的检讨。围绕这些士子、名士，作者还写了一批无耻的官绅。他们处则为土豪劣绅，出则为贪官佞臣。前者如张静斋、严贡生、王德、王仁等，后者如王惠、汤奉等。这些人依仗权势为非作歹，道德良心完全沦丧，是儒林中最腐朽的一部分。对他们，作者给予了无情的批判。作者还描写了一些正直的人在世风影响下的堕落。在这当中，匡超人最典型。他的故事在《儒林外史》中从第十五回起至第二十回止，占了大约五回的篇幅，是小说中写得比较集中的人物。他原本是一个淳朴勤谨、心地善良的农家子弟，经马二先生劝导，醉心举业，走上追求功名富贵的道路。以后知县提拔他，一帮假名士引诱他，衙役潘三教唆他，学会了靠吹牛撒谎、附庸风雅来攀高结贵、抬高身价的本领，又赌场抽头，考场当枪手，假造文书，包揽词讼，骗婚再娶，逐步蜕化变质，成了一个卑劣的小人。当然，吴敬梓不是一味愤世嫉俗的冷漠的作家。他在揭露封建社会制度与精神文化的缺陷及其危害的同时，也描写了一些体现着他理想愿望的人物，其中有虞博士、庄绍光、迟衡山等看轻功名富贵、注重文行出处的贤人，也有像杜少卿那样洒脱飘逸、违世抗俗的奇人。此外，作者还用酣畅饱满的抒情诗的笔调，歌颂了一些淳朴善良的下层人民。这种对下层人民优良品德的深情描绘，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凡此，无不表明了作者善善恶恶、爱憎分明的态度，为这部讽刺小说添上一种温润的人情美。不过，作者企图建构健康的民族灵魂的努力，显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比不上他对丑恶东西的讽刺更有力。从小说艺术上说，《儒林外史》也是很有特点的。作者不像以前的章回小说那样刻意追求尖锐紧张的矛盾冲突以形成戏剧性的情节，他只是淡淡地描写日常生活，没有忠奸、善恶的正面交锋，却在不同人物的互相映衬中，着力揭示人物内心的隐秘。王玉辉支持女儿绝食殉夫的描写以其深刻性常为人称道。对于一个长期接受举业和义理毒害的迂儒来说，做出这种违反人性常情的事并不奇怪，而使人感慨的是，他终于无法掩饰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泪水漫上强装的笑脸。作者把这些事实用三言两语勾勒出来，却让人体会到“情”与“理”的激烈冲突，体会到他要求突破精神罗网、恢复合理人情的深沉意愿。类似这样触及人物情感世界的描写，在书中并不少见。作为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也有独到的成就。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吴敬梓描写的种种丑恶现象，正是对现实生活的概括和集中。由于他对现实有较清醒的认识并有用世、救世的热忱，他在讽刺时，就不是从个人恩怨出发，逞恶言，泄私愤，更不是轻浮地单纯追求笑料，或制造廉价的喜剧效果，而是以为公之心，实事求是地揭露当时社会的弊病，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因此，在他的嘲笑中，隐藏着压抑已久的郁闷和悲愤。就具体描写来看，他根据讽刺对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态度，或轻蔑、或惋惜，不一而足。有时，他并不直接表露自己的看法，而主要通过情节的提炼，使丑恶现象本身的荒谬集中地显现出来。为此，他运用了各种各样的对比：有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对比、人物言行不一的对比、人物前后变化的对比、人物所处环境的对比等，这些对比不但加强了讽刺效果，又具有一种含蓄、委婉的审美深度。《儒林外史》的语言，是在南方民间口语的基础上提炼加工而成的。为了适应书中人物的身份，也融合了不少文言成分和不同职业的行话。作者的叙述语言很少夸饰、形容，朴素而又不失雅正幽默，对构成它特有的讽刺风格，有很大作用。《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在章回小说中也很特殊，它没有贯串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情节，而是由许多分散的人物和自成段落的故事前后衔接而成，虽然不够集中，却便于自由灵活地展开广阔的生活面，使各个阶层的众多人物与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纷至沓来，如波翻浪涌，层层推进。那些相对独立的段落，虽只是生活片断，但经作者精雕细刻，也很容易显示人物的思想性格，并激发读者丰富的联想，收到略小存大、举重明轻的艺术效果。而且，书中许多人物和故事之间，尽管缺乏紧密的联系，却也不是杂乱无章地拼凑起来的，而是根据一个明确的主题思想（清人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做了精心的选择和恰当的安排，体现着严密的思想逻辑。作者综合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某些特点，创造出一种崭新的结构形式，很适合表现本书特定内容的需要。《儒林外史》以后，比较著名的讽刺小说有李汝珍的《镜花缘》。这是一部充满幻想色彩的长篇小说，内容广泛而驳杂，但给人印象深刻的还是那些对丑恶现实的讽刺。作者以幻化和夸张的形式，凸现荒谬与丑恶世态的本质。如“白民国”的八股先生装腔作势，念书时却白字连篇；“淑士国”的各色人等都儒巾素服，举止斯文，却又斤斤计较，十分吝啬，充满酸腐气；“两面国”的人有两副面孔，是对势利和奸诈者的揭露；“长臂国”的人贪得无厌，到处“伸手”，久而久之，徒然把臂弄得很长；“翼民国”的人“爱戴高帽子”，天天满头尽是高帽子，所以渐渐把头弄长，竟至身长五尺，头长也是五尺；还有“豕啄国”、“毛民国”、“穿胸国”、“犬封国”等等，无不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这些幻想，大都出自《山海经》等古籍，但《山海经》等书对这些国度的记载，极其简略，有的甚至只有一两句话。《镜花缘》以此为由头，生发出去，铺排开来，表现了作者巧妙的构思和惊人的想像力。而这种漫画化的描写，也是《镜花缘》对讽刺文学手法的丰富和发展。此外，张南生的《何典》也是一部很别致的讽刺性章回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