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的散文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它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
隋朝统一中国后，隋文帝不满骈文之浮华，曾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李谔也上书朝廷，请革文华，猛烈抨击骈文之弊；王通也大声疾呼文章要“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并点名痛骂六朝的主要文人，然终隋一代，骈文仍居主导地位。
唐初，骈文仍占主导。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对浮靡文风大为不满，尖锐地批评“表疏因循，尚多虚诞”，“言论疾苦，每亏实录”的不良风气。他自己的文章虽不脱骈体文的基本格局，但又未拘于骈体文的陈规。内容充实，气象恢弘；虽为骈体，但文句多骈散相间；富有文采，而未失之绮靡，表现了一种通脱不拘的创作态度和文风。唐太宗重实录、反浮华的主张和实践，影响了一批政治家、史学家呼吁文体、文风改革。魏徵、李延寿、李百药等人都批评了骈文的弊病，并呼吁南北文学合流。傅奕、吕才，用比较接近口语的散文写反佛文章。“四杰”中的王勃、杨炯等都对六朝文风表示强烈的不满，但他们只想在不改变骈体的情况下搞一点折中或改良，故他们的作品依旧用骈体。
初唐时期，真正为反骈体文而提倡写古文的是陈子昂。陈子昂（约659～700）是唐代诗文革新运动中有开创性贡献的人物，他用改变六朝诗风的精神改革文风。他的书疏表奏虽还夹杂部分骈偶语句，但基本上采用先秦两汉式的散文，文风质朴疏朗，一改唐初的文风，对唐代散文的发展影响极大，成为中唐古文运动的先驱人物。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他确实为改革文体、文风找到了正确的方向。稍后于陈子昂的富嘉谟和吴少微，在碑状等文体的改革方面作出了努力，他们以经术为本，崇雅黜浮，力矫徐、庾余风，时人争效，称“富吴体”。其文风近于陈子昂，对中唐古文运动有启迪作用。
盛唐是唐代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玄宗前期的张说（667～730）、苏颐（670～727）均以相国之尊掌文学之任，朝廷制诰，多出其手。其文多骈俪，堂皇典丽，人称“大手笔”。他们均长于碑文志铭，后人认为他们的文章“宗经典重”，已开梁肃、独孤及和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之先声。玄宗后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散文作家，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等。萧颖士（716～768）力辟骈文流弊，自谓：“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经术之外，略不婴心”。其作品多抒写怀才不遇之感。李华（715～774）与萧颖士齐名，他认为世风、文风日下的原因在不尊儒道，强调作家应本乎六经之志，明确表示反对魏晋之浮诞，重视文章的教化作用。他最为人传诵的作品是《吊古战场文》。其文不事华靡，不刻意铺排，不堆砌典故，文字古朴畅达，风格平正。独孤及（725～777）亦与萧颖士齐名，强调为文以儒家经典为本，提出“先道德而后文学”的主张，猛烈批评骈体文的弊病。其文长于议论，不徒以词采取胜，他的《送李白之曹南序》等较为有名。与他们大体同时的另一些作家如苏源明、李白、王维等则在抒情文方面有所成就，如苏源明的《秋夜小洞庭离宴诗序》、李白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与韩荆州书》，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等均为名作，写景、抒情、创造意境方面均有建树。
盛中唐之际，又有一批卓有成就的散文家，而成就最高的是元结。元结（719～772）为文，强调文章应“救世劝俗”，“导达情性”，要有褒贬讽谏的作用。他对多种文体的创作都进行了探讨和实践。他的杂文短小精悍，文笔犀利，善于讽刺，亦长于比喻和夸张，如《世化》、《化虎论》等，确有讽时矫俗之功效；其山水文字如《右溪记》，实开柳宗元山水游记之先声；其寓言中《恶圆》、《恶曲》等，寓意深刻，比拟生动，对柳宗元的寓言也有直接影响。欧阳修称元结“笔力雄健，意气超拔，不减韩之徒也。可谓特立之士哉”。章学诚更说他早于韩愈五十年就已“为古学于举世不为之日”。但元结之文也有不可讳言的缺陷，即过分追求醇朴而排斥必要的文采，为求古奥而往往流于晦涩，这对中晚唐古文中的古奥怪僻之风确有一定影响。
贾至（？～772）也是这一时期有影响的作家，他曾为朝廷撰写册文，时人李舟誉之“历历如西汉时文”（《独孤常州集序》）。其典雅华赡的风格甚受独孤及、梁肃等人推崇。
中唐韩、柳之前，梁肃和柳冕最有影响。梁肃（753～793）师事独孤及，也强调作品内容应以儒家经典为本，应有教化作用，并提出“气能兼词”之说，表现了明显的重道轻文倾向。其文尚古朴，为韩愈所师法。柳冕进一步发展了尊经崇儒的思想，强调文道并重，强调文章的教化作用。他认为：“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他反对文章为“一技”，斥屈原以来的辞赋为“亡国之音”，同样又落入重道轻文。柳冕道统文学的理论已相当系统，但他本人却是一位“言而不能文”的君子，其创作不大成功。
盛唐和中唐前期的古文倡导者，萧颖士、梁肃、柳冕等强调入文成化，元结强调褒贬讽谏，各从一个方面强调了儒家传统的文艺观。但从文道关系看，他们都表现了重道的倾向，这对中唐古文运动有着直接影响。
纵观齐梁以来的古今文体之争，历代倡导古文的作家对骈体文的流弊都进行了批判，力主宗经、明道，恢复儒家思想在散文创作中的主导地位；提出了文体复古的观念，主张学习和继承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多数作家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从正反两方面积累了经验和教训，为韩、柳领导的古文运动作了充分的准备。但韩、柳之前的古文先驱者们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也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局限：他们中多数人把儒家经典当作万古不变的文章典范，而对辞赋、骈文则取否定排斥态度，在文学演进问题上陷入了形而上学，未能解决好文学的继承与革新的关系问题；他们中的多数人重道轻文，否定文采，自觉不自觉地把文与道对立起来，未能解决好文道关系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他们还未形成系统完善的古文理论，也未能创作出典范的古文作品。正如赵翼所说：“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其胜处，有先秦两汉遗风，但未自开生面耳”。显然，开一代文风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韩愈、柳宗元的肩上。
中唐的古文运动伴随着社会上政治改革潮流和思想界儒学复古之风，应运而生。
所谓古文，即指与骈体文相对的、奇句单行、不讲对偶声律的散体文。所谓古文运动，实际上是一场维护儒学，反对佛老，提倡质朴自然的秦汉式散文，反对绮艳华靡的骈体文，在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诸方面都进行变革的散文革新运动。韩愈、柳宗元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
韩愈（768～824）是一位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活动家和散文大家。他为古文运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奠定了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础。他主张文以韩愈像明道，文道统一。他主张写言之有物的及“道”之文，重道而不轻文，使文、道有机统一起来，解决了文道关系问题，为古文运动的发展端正了方向。基于这种认识，他又重视文气，强调气盛言宜，强调作家的思想品德修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他坚持对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变革。他倡导散体，反对骈体；倡导质朴自然文风，反对浮艳；在文学语言方面，他既求新奇、贵独创，提倡词必己出，又要求“文从字顺各识职”。同时，他对骈文和辞赋也没有采取一概排斥的虚无主义态度，较好地解决了继承与革新的关系；他提出了“不平则鸣”的观点，增加作品的现实性和斗争性，实际上解决了作家与现实的关系问题。韩愈不仅是一个众体兼善的作家，而且对各种文体都能不拘成规，大胆创新，为各种文体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韩文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特色独具。他的各类文章多写得理直气壮，感情真挚；深于立意，巧于构思，穷情尽变，多姿多彩；长于描绘，形象鲜明；语言准确精炼，新奇自然，具有极大的创造性。由于其文内容丰富，手法多样，也就形成了风格的多样性，如议论文之缜密雄健，汪洋恣肆；叙事文之简洁生动，形象鲜明；抒情文之婉曲真挚，情深意切；然其总的风格特色则是闳中肆外，犹如长江大河，雄奇奔放。韩愈的古文运动理论为人们克服骈体文的弊病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为唐宋和后世散文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继承了先秦、两汉散文和骈文、辞赋这两份文学遗产，写下了第一流的散文，改变了一代文风；他为中唐古文运动造就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促成了唐代散文的繁荣。他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既集以往之大成，又对后世产生了无穷的影响。
柳宗元（773～819）是中唐古文运动中仅次于韩愈的领袖人物。他受韩愈的影响而从事古文运动，但对古文运动作出了其独特的贡献。其文学主张与韩愈大同，但在某些方面又有新的发挥。他也主张文以明道，主张以儒家经典为“取道之原”，而在文道关系上，他又明确提出文要“羽翼夫道”，强调文采对明道的重要性。在文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上，他明确提出：“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他十分强调作家个人的品德修养和创作态度要严肃认真。他重视遗产，但不迷信古人，反对“荣古虐今”的不良风气。柳宗元是一个“遍悟文体”的作家。其议论文如《封建论》、《贞符》、《捕蛇者说》等，观点明确，思想深刻；论证有力，气势逼人；构思新颖、结构严谨；手法多样，生动活泼。其传记文如《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河间妇传》等，多能选取典型材料，在尖锐激烈的矛盾斗争中来展示人物的命运和精神面貌，刻画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叙议结合，甚至以议为主；形式不拘，突破史传文之成法，既注重“实录”，又追求故事完整，情节曲折，甚至着意渲染描写或虚构，使传记文向着文学化方向前进了一步。柳宗元在先秦寓言的基础上，吸取佛教寓言、六朝以来的杂文、小说的某些技巧，使之成为独立的、更富文学意味的文体，他是中国寓言文学的完成者。他的《三戒》、《赖蝂传》等，寓意深远，既有强烈的政治性，又有高度的哲理性；故事完整，情节曲折，描绘精彩，形象生动；语言简练峻洁，笔锋犀利明快。形成严峻沉郁的风格，把中国的寓言文学推向了成熟的阶段。柳宗元是山水游记的完成者，被称为“游记之祖”。他的《永州八记》和《游黄溪记》等，景物描绘精彩而细腻；自然景物中处处渗透着作者主观感情，具有山水景物性格化的特色；借山水景物而发表议论；语言精炼优美，比喻新颖独到，形成清峻自然的风格，把中国的山水游记推向了一个高峰。
韩、柳双峰并峙，共同倡导了古文运动，他们的散文创作代表了唐代散文的最高成就，并被后世所师法。
在韩柳的前后左右，有一大批有成就的古文家。李观（766～794）和欧阳詹（756？～798？）从事古文创作均早于韩愈。李观主张“文贵天成”，不依傍古人，不趋附时俗，提倡自然成文，摒弃浮华。但其文章多用偶句，未完全摆脱骈体文的影响，有些文章又时露斧凿痕迹，失于艰涩。欧阳詹以杂文和书信为多，长于叙事和抒情，韩愈称其文“深切，喜往复，善自道”（《欧阳生哀辞》）。张籍（767？～830？）之文追求思想纯正、文风严易，其两篇《上韩昌黎书》体现了这种特点。刘禹锡（772～842）是古文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重视文章与时政的关系，提出文章应是“见志之具”，应“先立言而后体物”，摒弃骈文的浮华。他长于议论，故其文以议论文成就最高。其《天论》三篇，见解深刻，逻辑缜密，引征丰富，雄健晓畅；杂文《因论》七篇，短小精悍，隐微深切。吕温（772～811）从梁肃为文章，擅长铭赞，又善政论。其文章内容醇厚，俊拔赡逸，颇富文采。元稹（779～831）和白居易（772～846）也是重要的古文家，他们在疏奏、议论、特别是诏诰这类文章中，努力打破骈体文格式，格高词美，人争仿效。《旧唐书·白居易传》说：“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堂奥，尽治乱之根菱。”白居易后期，写了不少流连山水的文字，如《草堂记》、《冷泉亭记》等，写景生动细密，抒情真切自然，风格清俊超逸，为抒情写景散文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韩门弟子中，最有成就者当数李翱和皇甫。
李翱（772～836）曾被清人列入唐宋散文十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坚持文以明道，追求思想平正，发展了韩文平易流畅的一面。其文多对圣人之道的义理进行阐释，如其《复性书》三篇，故文章道学气较重；他写了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文章，如其名作《杨烈妇传》等，叙事高简，平易通达；其《来南录》记由长安至广州之行程，虽极简略，然已开后世日记体游记散文之先声。李翱文章的道学气和平易的文风，对宋代散文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皇甫（777？～830？）主要发展了韩文奇崛的一面，他重视文章的形式与辞彩，主张“文奇而理正”，追求创新，《答李生书》三篇为其文论的代表作。其文体现了这些主张。他写了不少反映现实的文章，刻意追求艺术技巧和形象性，意新词高，但因过于求奇，反伤自然，语多怪僻，流于艰涩。但他无疑是中唐一位重要的古文家，当时评价颇高。
学奇于韩愈的作家还有樊宗师、沈亚之等人。樊宗师（？～824？）为力去陈言而趋奇走怪，写了不少艰涩难解之文，不可卒读，确有以艰深文浅陋之弊。李肇《国史补》说，元和（806～820）后为文笔者“学苦涩于樊宗师”，可见当时有一定影响。沈亚之也是“得韩之奇”的古文家，其创作情况近于皇甫，文笔艰涩，有时又求新而流于纤巧。
在中唐和晚唐前期，文坛上还有几位身居高位、在古文方面有成就的人物。陆贽（753～805）以骈文擅长，然其部分文章情理兼胜，兼有骈文和散文之氏，体现了一种骈文向散文转化的趋向。裴度（765～839）力主文章平实畅达，反对奇诡艰涩。其文多为表疏、碑志，风格雅正。他的主张及创作对克服古文运动中的“尚奇”倾向有一定积极意义。权德舆（759～818）主张文章应“尚气尚理，有简有通”，反对浮靡，其碑状之文多雅正宏博，有台阁气息；其议论文如《两汉辩亡论》等，立意新颖，议论深刻。然其文雅正有余，变化不足。牛僧孺（780～848）以议论文见长，论辩有力，文字平实。其传奇和寓言文字对晚唐小品文有一定影响。李德裕（787～849）为文主“自然灵气”之说，反对骈俪藻绘，要求平易畅达，其文多朝廷制命及政论、史论。
中唐古文运动轰轰烈烈，成就卓著，但由于古文运动在理论上的某些不完善和创作中出现的不良倾向，也由于骈文还有力量，故进入晚唐，文坛又呈现出古文中衰、骈文回潮的趋势。
晚唐古文成就最高的是杜牧。杜牧（803～852）于骈文风行之际，坚持中唐古文运动的主张，坚持写散文。其议论文成就、最高，《罪言》、《战论》、《守论》等，均写得证据今古，剖析详明，纵横驰说，雄姿英发，其叙事文也多有特色。他无疑是晚唐最杰出的古文家。李商隐（813～8587）以骈文名家，然而古文也有造诣，其《李贺小传》、《齐鲁二生》等文，承韩、柳传记文笔法，虚虚实实，妙趣横生，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晚唐承袭奇险一派的古文家有孙樵、刘蜕等人。孙樵（生卒年不详）曾被列入唐宋古文十大家之一。他自称是韩愈的三传弟子。其理论主张接近皇甫，主张意深言奇，“储思必深，摘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但他过分追求新奇而入于偏颇。他的《书何易于》、《书褒城驿壁》等均为名作，然总的说，其文气象局促，模仿气重，偏于艰涩险怪。刘蜕（821～？）崇古文而反时文，其随感录《山书》十八篇，多侧面反映了现实生活，议论亦颇精到，然其务为奇险，佶屈聱牙，文意艰深，可视为尚奇之风的恶性发展者。
晚唐几位小品文作家成绩颇著。小品文的繁荣是晚唐文坛的一种特殊现象，是黑暗现实社会下的必然产物。皮日休（生卒年不详）是唐末一位重要古文家，他反对浮艳淫丽的文风，主张文章要有补于世用，不为空言，特别注意文章的美刺作用。他的《原谤》等文，针对现实，见解大胆，辞锋锐利。陆龟蒙（生卒年不详）的散文多揭露讽刺现实之作，《蠹化》、《野庙碑》等均为名作，言论激切，讽刺尖锐，锋芒毕露。罗隐（833～909）亦以小品文成就最高，《辩害》、《英雄之言》、《汉武山呼》等均为名作，立意警切，笔锋犀利，感情激愤。这些小品文作家为唐末文坛增添了光彩，鲁迅称这些充满抗争和激愤精神的作品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然而，也只是一抹余晖而已，古文衰落的大趋势已成定局。
五代战争频仍，篡乱不已。文坛被骈体主宰，古文销声匿迹，无可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