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散文成就大大超过元代，而远逊于唐、宋。但其作家多，作品多，风格流派亦多，表现手法也有新的突破，仍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
明初散文作家多为由元人明者，他们对元末的社会动乱、百姓的生活痛苦有较深的体会，其作品多有比较充实的社会内容，在美学风格上也有意矫正元末纤弱萎靡之文风，代表作家有宋濂和刘基。宋濂（1310～1381）是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当时朝廷的祭祀、诏谕、朝会之文多出其手，但其最有成就的则是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其《王冕传》、《秦士录》、《杜环小传》等，均善抓住富有特征性的情节来突现人物的精神风貌，使人物性格鲜明，栩栩如生。刘基（1311～1375）在明初文坛上占有重要位置。他和宋濂一样，反对元末纤丽文风，力主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恢复汉唐文学传统和文章的教化作用。其散文内容丰富，体裁多样，而以寓言体散文最为出色，《郁离子》十八章中多杂寓言故事，《卖柑者言》更为杰出。其文风古朴淳厚，对明初散文由纤丽转向质朴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明王朝统治的巩固，文网日严，歌功颂德之作日繁，代表作家是“三杨”——杨士奇、杨荣和杨溥。三人均官至大学士，朝廷诏令奏议多出其手，这种形式典雅工丽，内容多为粉饰现实和歌功颂德，称为台阁体。当时不少文人入仕后争相模仿，文气冗弱的台阁体风行一时。同时，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八股文到明成化（1465～1487）年间也正式定型。
随着台阁体散文弊端的日渐明显，反台阁体的茶陵派和前七子应运而生。茶陵派是以茶陵人李东阳为首的一个反台阁体文学派别。李东阳（1447～1516）也是台阁重臣，但在散文方面，他主张师法先秦古文，追求典雅流丽，虽未完全脱去台阁体风气，但他想以深厚雄浑的文风来取代台阁体文风的用意可见。真正给台阁体以全面打击的是前七子。前七子指明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康海、王九思、边贡和王廷相为骨干的一个文学流派。他们大倡文学复古之风，在“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下，鄙薄西汉以下的所有散文，这对于打击台阁体和八股文的恶劣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他们抛弃了唐宋以来的散文传统，盲目尊古，一味拟古，又在文坛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和前七子同时的还有几位较有成就的作家，如马中锡（约1446～约1512），其文横逸奇崛，卓然自立，《中山狼传》为其名作。杨慎（1488～1559），其散文古朴高逸，笔力奔放，
前七子拟古主义的恶性发展，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其突出代表便是唐宋派。所谓唐宋派，是指明嘉靖（1522～1566）年间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为代表，倡导学习唐宋八大家散文的一个文学流派。他们力矫前七子之弊，在肯定秦汉散文传统的同时，强调学习唐宋古文家的散文法度，同时又强调要“自为其言”，不一味模拟。王慎中和唐顺之的文学活动正处于前、后七子复古主义的间歇期，影响颇大。王慎中（1509～1559）钦佩欧阳修、曾巩的散文，反对拟古，主张学习唐宋散文，直抒胸臆，卓然成家，与唐顺之一起成为唐宋派的首领。其文《海上平寇记》等，叙写详明，结构缜密，语言华赡而意味深长。唐顺之（1507～1560）先受前七子影响，后受王慎中影响，公开反对前七子的拟古主义，提出学习唐宋文“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其《竹溪记》等文均立意新颖，文笔流畅，风格简雅清深，自然浑厚。当然其文仍未完全摆脱拟古主义和八股文的影响。万历（1573～1620）年间，又有后七子出现。后七子是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包括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和徐中行在内的一个复古主义文学流派。他们完全重复前七子的道路，这对尚有道学气和迂腐平庸毛病的唐宋派是个很大的冲击。这时茅坤、归有光再倡唐宋古文，与后七子对抗。茅坤（1512～1601）提倡学习唐宋古文，推崇韩愈，为文刻意学习司马迁和欧阳修，他评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归有光（1506～1571）是唐宋派中成就最高的作家。他批评后七子的首领王世贞为“妄庸”之人，主张“变秦汉为欧曾”，强调写文章要“出于意之所诚”，反对“绘藻之工”。他的名作多为记叙、抒情之作，如《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都写得结构精巧，感情真切，描绘生动，言简意赅，纡徐平淡，情味至浓。其文对清代桐城派亦颇有影响。唐宋派散文的成就超过前后七子，但他们站在道学家立场上来强调道盛则文盛，这不但束缚了他们的创作，同时也削弱了他们文学主张的战斗力。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取代台阁体统治文坛达百年之久，但唐宋派却始终未能主盟文坛。归有光像
嘉靖、万历年间的李贽（1527～1602）虽不是文学名家，但其文学思想影响颇大。他坚决反对文学上的拟古主义，提倡“童心”说，提倡用街谈巷语、极浅极近的“迩言”；推崇自然之美，反对“有意于为文”，提倡愤世嫉俗之情与自然含蓄之美的统一。他自己的散文能突破传统古文的格局，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李贽的散文主张适应了当时文学本身发展的要求，成为明代后期文学思潮的纲领，对公安派及后世散文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万历年间猛烈反对前后七子复古主义的，是以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公安派是以湖广公安籍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公安派认为文学随时代变化而变化，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不能摹古，反对贵古贱今；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强调文章要有真性情和自然趣味；文章要从胸臆中流出，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不敢言。这些主张，可以说是对传统散文理论的发展和突破。公安派中创作成就最高的是袁宏道（1568～1610）。其散文作品极为丰富，颇有特色。其尺牍二百余封，长者千言，短者数十，简练、生动，杂以诙谐；其各类随笔二百余篇，题材多样，浓富意趣；其传记文如《徐文长传》等，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其游记九十余篇，如《满井游记》等，运用写实手法，描绘精细，情致盎然，文笔优美，历来传诵。其文浅近真切，清新明畅。袁宗道（1560～1600）之文语言畅达，率真自然，然士大夫闲情逸兴较浓。袁中道（1575～1630）之文亦多游记、日记、尺牍之类，《西山十记》等文描摹入微，情景交融，生动而不流于纤巧。公安派之文因内容不充实、思想较贫乏，故虽有革新意义，但成就不大，但是它却表明了明代散文由禁锢而解放，由拘忌而自然的发展趋势。
与公安派同时的还有竟陵派。竟陵派是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的一个文学流派。他们也反对拟古主义，主张独抒性灵，但不满意公安派之俚俗、肤浅，着意倡导“幽深孤峭”的风格，刻意雕琢求新，但终因题材狭窄，风格艰涩隐晦而出现了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成绩有限，当时受竟陵派影响而有成就的是刘侗，他的《帝京景物略》在语言上体现了竟陵派散文的特色。
晚明的小品文既是传统散文的一个发展，也是公安派、竟陵派文学革新的直接产物。王思任、祁彪佳、张岱等均为著名作家，而以张岱成就最高。张岱（1597～1676）兼采公安、竟陵之长，弃其所短，其作品题材较广，于描写山水外，广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其《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柳敬亭说书》等均为名作，写景抒情，说理叙事，文笔清新活泼，时杂诙谐；情景逼真，意境优美，使其散文既明丽清净，又精工雕琢。晚明小品在中国散文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其弱点也极为明显，多数文章是抒写个人闲适情趣的“小摆设”，而有少量文章趣味低下，平庸浅俗。
晚明的旅游专家徐霞客（1586～1641）也是一位有名的散文家，其《徐霞客游记》既是卓越的地理学著作，也是优美的日记体游记散文。其写景记事，均充满生活实感，写景精细入微，情景交融、词汇新颖，不落俗套，时杂各地风土民情，情味盎然。
明末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一部分作家又祖述六经，或承唐宋派，或追前后七子，写下了一些面对现实，富于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如张溥的《五人墓碑记》、陈子龙的《横云山石壁铭》、张煌言的《奇零草序》、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等，均为传诵之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