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神话流传至今的虽然比较零散，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它从形象构成、叙事方式、文化精神等多方面影响了小说的形式与发展，最直接的表现则是中国古代小说中，非现实形象构成始终是基本的艺术手法之一。早在魏晋时期就已形成了“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二水分流的局面，至明代章回小说，又出现了“神魔小说”与“世情小说”双峰并峙的格局。所谓神魔小说，就是以各种神仙道佛、妖魔鬼怪为描写对象的小说。除了上古神话，后世的宗教神话对它也有广泛的影响。不过，优秀的神魔小说只是以神话为形式，在非现实的幻想中寄寓着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西游记》。这部小说描写唐僧率领猴精孙悟空、猪怪猪八戒及沙和尚去西天取经，展开了一系列绚丽多彩的降妖伏魔故事，内涵丰厚，趣味横生。
唐僧取经在历史上确有其事。唐太宗贞观年间，僧人玄奘为了穷究佛法，孤身一人，穿越戈壁雪山，跋涉万里，前往天竺（古印度）求经问法，历时十几年，带回600多部佛教经典。由于玄奘的经历富于传奇色彩，加上他的门徒的夸张，取经故事遂在民间开始流传，并逐渐脱离史实而有了越来越多的神异内容。有趣的是，玄奘本人由英雄退化为懦夫，取而代之成为取经故事主角的是一个神猴。南宋时已有“取经烦猴行者”的说法，《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更描写了猴行者降妖伏怪的情节。在元代，出现了一部《西游记平话》，据残存片断可以推测，它已初具今本《西游记》的轮廓。此外，《西游记杂剧》对于丰富取经题材也有贡献。正是在这些传说、话本和戏曲的基础上，明中叶出现了一部艺术高超、思想深刻的长达100回的《西游记》。据近人考证，它的作者是当时江苏的文人吴承恩，但也有持怀疑态度的。
《西游记》的结构可分成三大块。第一回至第七回叙述孙悟空的出身故事，描写他大闹天宫而被压在五行山下。第八回至第十二回叙述取经缘起，为下文作铺垫。第十三回至第一百回是全书的重点，叙述唐僧师徒历经八十一难去西天取经的过程。作者充分发挥想象，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完整的、瑰丽的神话世界。人物，多半是腾云驾雾的神佛、妖魔；环境，多半是虚无缥缈的天庭、地府、龙宫。不过，这些幻想并不是脱离现实社会的。恰恰相反，它在许多方面都是现实社会的翻版和延伸。因此，那些神魔不仅具有神性、魔性和动物性（他们经常是动物的幻化），更具有人性。
与同时代的小说相比，《西游记》更自觉地以人物为故事情节的中心。作者以幻想的形式描绘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中所显示出的精神风貌。取经队伍是作者经过精心提炼而建立的一个富有代表性的群体。孙悟空的机智勇敢、诙谐幽默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唐僧的坚定虔诚、软弱无能则体现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志行修谨、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实却缺乏应对能力；猪八戒的贪图安逸、眼光如豆又反映出小生产者的保守心理；至于沙和尚的勤恳依顺，也折射着中国人民朴实、善良的品性。能够在一部作品中如此鲜明地概括民族性格的几个重要类型，确实令人钦佩。
《西游记》孙悟空像最突出的形象自然是孙悟空。《西游记》彻底改变了孙悟空在以前取经题材作品中作为宗教信徒和神怪形象的性质，使之成为一个体现着社会愿望的真正的英雄。他的“治国祛邪”的救世热忱与本领，顺应了明中叶亟盼英雄的时代召唤。不过，孙悟空的卓然不群不仅在于他具有非凡的英雄品格，还在于他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就是他对自由、自尊、自娱的追求。孙悟空天生地养，一开始就在精神上超越了宗法制社会对人的种种限制和约束。以后，也不断地反抗神佛对他的羁縻，渴望保持“天不收、地不管、自由自在”的天性。与此相关，他还心高气盛，傲不为礼，有一种“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的气魄。同时，他总是以降妖伏魔为游戏，必要时连神圣的取经也要让位于他的这种“耍耍”。因此，他虽然打的也是“诳上欺君”之徒，却不甘愿以臣仆自居，还要维护自己高傲的人格独立性。他也像《水浒传》中的英雄一样，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专救人间灾害”的斗争中去，也带有除暴安良、见义勇为的江湖好汉特点，但与其说是为了“替天行道”或“建功立业”，毋宁说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正义感和他特有的在斗争中开拓人生，获得无穷乐趣的心理特征。他既肩负着匡世济民的伟大责任，又不断追求着自我的价值，两者在他身上得到了完善的结合。比较起来，后者更引人注目。而这与明中叶以后的个性解放思潮有着内在的联系。
如果说作者在孙悟空身上更多地凝聚了民族性格的优秀品质，展示了新的时代精神与追求，那么，在猪八戒、唐僧身上，作者就努力发现和表现了民族性格中的消极因素。把人物塑造由单纯的道德层面引向精神品格的层面，这就是《西游记》的真正价值所在。它表现了作者对民族素质的深刻反省，表现了作者希望人的精神境界臻于完美的高度热忱。
在艺术风格上，《西游记》也很有特色。中国古代文论一向强调文学的道德劝诫作用和历史纪实功能，以温柔敦厚、凝重质实为尚。而《西游记》有意突破了传统的功利观念，有意摆脱冬烘俗儒的迂拘固陋，更主动地追求文学的审美愉悦性。作者对当时社会上的种种弊端和丑恶现象的揭露，不是纯客观的再现，而是用旁敲侧击的讽刺手法，在貌似随意的点染中，揭示其荒谬而又不《西游记》猪八戒像失其真的丑态，让人们尽情地嘲笑。在人物塑造中，作品也多用谐谑之笔。唐僧心诚志坚，又怯弱迂腐，这样一个人却要率领三个顽劣不堪的“妖徒”进行神圣的取经，本身就极富喜剧性。然而，作者并不满足于表面的滑稽可笑，而是着意挖掘人物不同的性格。孙悟空和猪八戒是小说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形象，但他们带给读者的笑声却不相同。孙悟空是以乐观善谑的天性感染读者的，而猪八戒是被嘲笑的。他虽入空门，却处处贪恋尘缘；虽生性愚笨，却常常耍小聪明、弄巧成拙，等等，这种种不协调和矛盾构成了他喜剧性格的基本特征。
作为一部宗教题材的神魔小说，《西游记》还体现了一种世俗化的倾向。在处理历史继承下来的宗教文学及叙事模式时，作者显示出更为灵活的态度。书中有不少讥佛讽道的描写，对宗教表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批判。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对现世社会的关注和对人的力量的热情肯定，这使它完全没有早期取经故事的那种宗教的神秘感和迷狂，整个作品充满了理性的光辉，它以幻想的形式对人的孜孜不息的追求和奋斗精神亦即对人的力量和价值，作了热情洋溢的肯定，坚忍不拔的执著追求不再奉献给虚幻的宗教信仰，却成了英雄人物斩妖除邪、匡危扶倾的伟大实践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战斗历程。
与《西游记》大体同时，还有一部神魔小说广为流传，这就是《封神演义》。它的构思大体以宋元讲史话本《武王伐纣平话》为基础，同时吸收大量民间神话传说，益以虚构、演绎而成。其中心内容是描写商周之争的曲折过程。以仁慈爱民的武王和他的丞相姜子牙为代表的周，同以暴虐无道的纣王为代表的商，构成了矛盾的双方，其间神怪迭出，各有匡助。助周者为代表神教正统的阐教，助纣者为代表左道旁门的截教。双方各逞法术，为历史赋予了神奇怪诞的色彩。在内容上，作品继承了传统的民本思想和仁政思想，肯定了武王伐纣这样的“以臣伐君”的合理性。但也有不少描写体现了庸腐落后的“女祸”思想和宿命观念。这部小说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是那些神奇的幻想，杨任剜目后手掌内生出眼睛，雷震子胁下有可以飞翔的肉翅，哪吒则能化为三头六臂以及土行孙等的土遁、水遁之法，都给读者以较深的印象。
在这以后，神魔小说虽多矜奇尚怪之作，但即使在幻想方面，也并没有超过《西游记》和《封神演义》的。只是在利用神魔形象表现人生哲理方面出现了一些颇有特色的作品，其中《西游补》、《后西游记》、《斩鬼传》是写得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