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我们一味强调“高积累低消费”。没办法，在当时一穷二白的状况下，我们只能“先生产后生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们的“家底”逐渐厚实起来，国家应当注重投资与消费的协调。
可是，在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的成长过程中，投资的拉动作用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据了解，我国GDP消费率最高年份出现在1981年，当时的消费率曾经达到67.5%，2003年却下降到不到57%，而最新的数据是55.4%，20多年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发达国家GDP消费率一般为70%～75%。比较之下，中国的消费率普遍比发达国家低15～20%左右。
现在看来，前段时间中央在扩大投资规模上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要求，今后一段时间内国家将从10个方面入手，安排4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项目。除此之外，一些地方政府也在搞自己的刺激经济计划，不仅有省一级的振兴经济计划，也有地市一级的振兴经济计划，甚至还有县一级的振兴经济计划。某种程度讲，这些“地方版”的振兴经济计划抑或成为各地追加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代名词。迄今为止，全国各地出台的“地方版”振兴经济计划就需要大约18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当然也有说15万亿元和20万亿元等其他各种各样版本的。
很明显，无论是中央的4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振兴计划，还是各地的“地方版”经济振兴计划，主要意图还是通过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来“保增长”。虽然也会有一部分投资“溢出”到消费领域，如在没有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假设之下，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民工工资就算是从投资领域向消费领域的一种“溢出”，但靠这种办法来刺激消费要绕很大的弯子，周期较长，规模也相对有限。
在“扩内需”方面，政府之所以重投资而轻消费，无非是仅从直接回报来考虑问题。投资能够带来收益，即使无法带来现金收益，至少盖的房，修的路，搭的桥都摆在那里，看得见，摸得着。相反，要让政府部门拿出钱来刺激消费，等于政府“白给”老百姓钱。这种惠民措施却是看不到，摸不着，无法体现地方官员的政绩。以官本位为特征的地方政府就不可能有积极性。
造成扩大内需重投资轻消费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贫富差距太大。85%的财富掌握在15%的人手中，而85%的人只占有15%的财富。特别是县和县以下非农业人口，本身没有什么产业，很多人每个月挣200元都很困难。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战略给今天带来的后遗症：贫富差距过大，没有购买力和有效需求，消费启动不了，地方政府就只能把重点放在投资方面来拉动内需。
要启动内需，清除重投资轻消费的根源，就要从两个层面分析并着手解决：
第一是消费倾向问题。
一谈刺激消费，都会谈及社会保障，涉及的就是改变消费倾向的问题。有人提议说将中国家庭消费倾向提升到和美国家庭消费倾向一样的水平，这样消费不就起来了吗？这种建议不无道理，但是中国老百姓的社会福利跟不上，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等费用不仅高且都要老百姓自己掏腰包，老百姓本身收入低，承担这样高的生活后顾压力，老百姓也只能平时省吃俭用尽量多多储蓄。老百姓是不敢消费而不是不愿消费。另外，现在对中国家庭消费数据的统计是有问题的。如果把住房开支（包括购买住房本身）也泛泛地算作是家庭的某种消费的话，中国的消费倾向在过去四年中一直是在猛烈上升的，现在这一消费倾向上升的余地已经不是很大了。可见，消费倾向并不是大问题，老百姓并不是不花钱，只是把钱都花在了买房子上。积蓄都花光了，再怎么刺激，也拿不出钱来消费。
第二是国民收入分配问题。
再看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国家庭的收入占整个经济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则上升很快。但是，包括预算外的收入在内，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也就只有24～25%，而一般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这个数字都在30%以上。所以说，中国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而企业部门在收入分配中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把企业部门剖开来看，最接近消费者的下游行业，如纺织、服装企业，其盈利能力及其占整体收入分配的比重，在过去四五年间的上升趋势并不是很明显。上升最猛烈的都是上游企业，如煤炭、石油、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非金属矿产以及和它们密切相关的行业。所以，企业利润的上升是建立在利润分配格局不平衡的基础上的，其背后对应的是整个经济结构在工业化、重型化过程中的巨大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讲，重投资轻消费的结构是市场自发力量形成的，我们无法依靠行政手段硬性纠正，只能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去调整。
政府能做的就是要调整经济的结构，尽快让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分配结构转型。
结构转型包含了利率、汇率、工资等一系列要素价格机制的调整。这种调整意味着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利润的重新分配，将原属于生产者的超额利润转移给消费者，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间可能会有企业不堪重负而倒闭。对于企业倒闭可能带来的失业问题，我们不能置之不理，但必须承认，在产业调整和升级的过程中，企业倒闭本是在所难免，倘若为了解经济一时之急而打乱产业结构转型的节奏，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则无异于饮鸩止渴。
正如温总理在视察青岛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应对金融危机，我们要实施一揽子计划，把扩大内需、振兴产业和科技支撑结合起来。这些规划应既着眼于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又着眼于产业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