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朱棣派遣宦官郑和为正使，王景弘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余人，乘“宝船”六十二艘，远航西洋。那么，朱棣为什么让郑和下西洋呢？下西洋的动因是什么呢？
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的六月十五日，历史铭记了这一天，同时也记住了这一天的第一主角——郑和。因为，他要率领着世界上第一支由两百余艘舰船和两万七千八百多名官兵组成的庞大船队向未知的海洋出发了，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远洋航行。这支船队将泛海南下到福建的长乐候风，等到冬天东北季风吹起，云帆交挂时，他们就要起航。
众所周知，这次出航的领袖是一位太监。在世人的印象中，太监在明朝就是以祸国殃民为能事，没有其他作用。可是，郑和却做出了惊世之举。其实命运就是这样，它对每个人都很慷慨，它会给每个人机会，只要能抓住并加以利用，就有可能流芳百世；同时命运也爱开玩笑，说不准就会让人遗臭万年。郑和的运气出奇的好，他被命运眷顾了，且是可以流芳百世的眷顾。
但是仅有命运的眷顾是不够的，流芳百世的关键是自己能够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机会，并趁机改变自己的人生，甚至改变世界。历史选择了郑和，郑和也以自己的成绩回报了历史。柏杨先生说：“郑和是中国第一位海上英雄。他下西洋，跟公元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一样，都是为中国凿开了一个过去很少人知道的混沌而广大的天地。”
确实，所有的成功者都有类似的经验，而所有的失败者都有各自不同的借口。面对历史的选择，像张骞一样，郑和，已经准备好了。
洪武四年（1371年），郑和出生于云南一个回族家庭，当过僮仆的他，是马哈只的儿子，只有一个小名“三保”。现代学者根据《郑和家谱首序》、《赛典赤家谱》考证，郑和为元朝政治家、中亚布哈拉贵族赛典赤的六世孙，如果情况属实，那么可以说他的先祖是异常显贵的。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大将傅友德、蓝玉等率三十万大军征讨云南。在战乱中，年仅11岁的郑和被明军掳获阉割，在军中做“秀童”。在那个还不知道屈辱为何物的年龄，郑和便遭受了如此屈辱，是坏事，亦是好事。云南平定之后，郑和随军调往北方，他因“丰躯伟貌，博辩机敏，有智略，习兵法”，被选送到北京燕王朱棣的府邸服役，深得燕王的喜爱。看来有可能出身于贵族的他，血液中真的遗传了贵族精神，要不然何以轻易便修得文武全才呢？这其中天赋的东西是不容忽视的。
后来，在靖难之役中，郑和跟随燕王朱棣南征北战，立下了不少战功。朱棣登上皇位后对郑和更加信任。永乐二年（1404年），朱棣为表彰郑和的功绩，亲笔写了一个“郑”字，赐他为姓，从此更名郑和，史称“三宝太监”。虽然在现在看来，自己的姓氏生生被别人给改了，这是让人不能容忍的事情，但是在古代，由皇帝赐姓，这可是莫大的荣耀，也许这使得郑和对朱棣的忠心比他的江山还要牢固，朱棣大概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对他委以重任，派他出使西洋，揭开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序幕。
无论如何，郑和是像英雄一般的出发了，因为他有做英雄的资本，首先是政治资本，朱棣这天下之王站在他这一边，亲友团的身份够高；其次，他身后有一个世界最强大王朝的支持，经济上没有问题，不至于让自己在海上漂泊着，还要受饥饿之苦；最后，郑和天赋高，要文能文，要武能武，又在皇帝身边，什么事情没见过，经过千锤百炼之后，也是一位合格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统领几万人还是难不倒他的，至于以后在海上的情况，也自能随机应变。
于是，待东风吹拂，他便号令将云帆张起，一个辉煌的中国航海时代拉开了帷幕。
明成祖对他颇为信任，准备派他出使西洋。为此，明成祖十分关心建造海船。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即命福建建造5艘海船，以备下西洋之用。永乐五年（1407年），明成祖又命改造海运船249艘。据《明史·郑和传》记载，这些船只很大，长44丈，宽18丈，可乘千余人。当时，大概只有中国才能建造出这么大的船只。这些大船是郑和安全远航的可靠保证。
郑和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间，七下西洋（现南洋一带），遍访亚洲、非洲30余国和地区。明成祖派郑和屡下西洋，其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对此颇有争议。
流传得比较普遍的说法是，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踪迹。有的学者认为，“永乐皇帝派郑和航海的目的是寻找建文帝，因为永乐篡了建文帝的帝位后，建文帝失踪了，永乐怕他逃到国外，将来回来复辟，所以派人去找他。”其他一些学者也认为，郑和下西洋除了政治、经济方面因素以外，还带着皇上的秘密使命，就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寻找建文帝之说”难免牵强。建文帝忠厚羸弱，即使逃到国外还会有什么能耐？更何况真是为了寻找建文帝，一两次远航也就够了，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多达七次？
显然寻找建文帝远不是明成祖的目的。从郑和远航的规模与形式看，他不仅负有外交目的，还有政治和军事的用意：必须让海外诸国相信，明帝国有足够对抗任何强大政权的能力。
首先，明成祖朱棣夺得皇位后，急需收拾民心。明成祖夺取皇位属于“篡逆”，有悖于封建正统观念，因而受到广泛的攻击和怀疑。以至于方孝孺宁被杀“十族”也不为他起草登基诏书。明成祖在大肆诛杀建文旧臣后，迫切需要提高个人声望。明成祖派郑和出使“颁正朔”，广施赏赉，以使“太宗文皇帝德泽洋溢天下，施及蛮夷。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亲，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这种“万邦臣服”的盛况，可以大大地提高皇帝的声望。这对明成祖收取民心是大有益处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在军事上，明代初期，始终存在着所谓“北虏南倭”的压力。当时的主要威胁是北边的蒙元残余势力。蒙元势力虽北走沙漠，但仍保留有一支相当强的军事力量。明太祖朱元璋虽屡次遣将北征，但始终未能根本解决问题。明成祖当燕王时，即与蒙元势力进行过多次交锋，对这种威胁有着十分清楚的认识。北边的这种形势，使明成祖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的南方。通过郑和下西洋，发展和南边诸国的友好关系，正是为了贯彻他的这种战略意图。于是，永乐年间就呈现出这样的局面：在北边是进行一次次的大规模远征，在南边则是郑和的一次次的大规模远航。明成祖用兵于北疆，施德于南方，正是一种威德并举的战略。郑和果不辱使命，在“下西洋”的过程中“施恩布德”，使双方的友好关系建立和增强起来。终永乐一世，除安南外，南方基本没发生什么战争。
郑和船队有两三万军士，除了可以“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以外，对南洋一带的海寇还可以就地剿捕。例如剽掠商旅的旧港头目陈祖义即被郑和擒获杀掉。这就进一步保证了南方的安宁。
当时，帖木儿帝国的兴起，给明朝带来很大的威胁，中国准备攻击东方的帖木儿，必须利用伊斯兰世界的海上经验。所以明成祖几乎在帖木儿东征的同时派遣与伊斯兰世界有渊源的郑和出洋，有着非常明显的联络印度洋周边国家以围堵或至少牵制帖木儿帝国攻势的用意。从时间上看，帖木儿于永乐二年（1404年）举兵东进，准备来攻打明帝国，郑和于永乐三年（1405年）出使，时间相合。从出使的行程来看，郑和前三次下西洋都是以印度南端为终点站，而没有继续西使。当时帖木儿帝国一度攻占了印度北部，郑和到印度南部牵制它，也是合乎情理的。
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是由封建国家组织的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的船队。他出便的任务之一，就是招徕各国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郑和所到各国，第一件事便是传达朱棣的皇帝诏书，向各国宣谕：明朝皇帝是奉天顺命的上邦大国之君，是奉“天命天君”的旨意来管理天下的，四方之藩夷都要遵照明朝皇帝说的去做，各国之间不可以众欺寡，以强凌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之福。如果奉召前来朝贡，则礼尚往来，一律从优赏赐。第二件事是赠送礼物。赐各国国王诰命银印，赐国王及各级官员冠服和其他礼物，表示愿意和那些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第三件事是进行贸易活动，以中国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使各国为中国精美的手工业品所吸引，从而愿意来中国称臣纳贡，进行贸易活动。中国出口的丝织品和瓷器等，早就在亚非各国享有盛誉，很多国家早就想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只是由于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才限制了这种贸易发展。朱棣取消“海禁政策”，派遣郑和出使，表明中国恢复同海外各国的正常贸易，使他们认识到，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纳贡称臣，进行贸易，是有利可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