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宗在位时期，非常注意整顿吏治，重用贤臣，重视农业，实行仁政，对周边事务实行安抚政策，力主和平。重视农业，鼓励农民开垦土地。善于纳谏，改革了科举取士法。但宣宗时期的开明政治是有限的，比如宣宗后期的贪图享乐，“玩物丧志”——斗蟋蟀。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这一时期的统治确实是比较清明的，社会经济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这一时期被称为“宣德之治”。
科举取士，这种制度存在着许多弊端，但却是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其实，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至明朝而臻于成熟，科举取士，成为选拔官吏最主要的手段。由于元代统治对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全面破坏，有明一代进士大多出自东南，尤以浙江、江西、江苏、福建四省为多，状元亦复如此。也由于许多弊端，科举制不仅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与选拔，而且，对当时吏治影响极大。宣宗即位后，为了提高官员的质量，改革了科举取士法，通过人保人的方法来实现，这就是定会试，实行南北取士。
对于科举取士的缺点，仁宗在位时，就早已与大臣们商讨改革的方案了。仁宗认为：“北方人的学问远远不如南方人。”杨士奇提出异议说：“科举取士，应大家一齐考，录取南北两方的进士。北方有许多能成大器之人，而南方许多人虽都有才华，但很浮躁，不能成大器。”不仅仅是南北方文化水平有差异，连社会经济发展也不平衡。自魏晋以后，南方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人的文化素质随之提高，而北方几经战乱，社会经济发展较慢，整体文化水平较低。因此，在每次的科举考试中，大多数南方人普遍考得不错，这样使得北方一些有识之士被排挤在外，纵然有好的建议，也没有表达的机会，关心国事的积极性减弱了。
科举取士制度如想改革，应采取什么办法呢？明仁宗向杨士奇问询，杨士奇建议，试卷上都要写姓名，在姓名外写上“南”、“北”二字，加以区别。这样，人才平均，也可以实现地域的平衡。仁宗认为这个想法确实不错，但在命令做进一步商议后不久，仁宗却去世了，这项改革没能实施。
明宣宗即位后，于洪熙元年（1425年）九月下诏令：会试分南北卷，并按照仁宗时改革方案加以施行，规定了名额。后来，又规定会试分为南、北、中卷。北卷包括山东、北直隶、山西、河南、陕西；中卷则有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及庐州、凤阳二府，还有徐、滁、和三州；其余的则皆属南卷。宣宗实行这项改革，使北方有识之士备感兴奋，积极投身于科举之中，有许多人被录取到各府、州、县以及朝廷中任职，明王朝封建统治阶级基础由此巩固。这项改革比较符合各地士人的要求，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也对监生和府、县的生员实行精简。通过考试，将那些混吃的人员发充为吏，或罢为平民。通过科举取士的改草，宣宗在明朝历史上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九月，也就是宣宗即位后将仁宗安葬的同月，命张瑛为礼部侍郎，陈山被擢升为户部侍郎，戴纶为兵部侍郎，徐永达为鸿胪寺卿，王让、蔺从善为翰林侍讲。因为宣宗的即位而得到晋升的这些人，都是宣宗被立太子时的东宫旧僚。另一名太子中允林长懋被任命为郁林知州。
历朝的惯例就是随太子即位，随从的官僚便也升任，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得到升迁的东宫旧僚，后来就悄无声息了，甚至在史册中都难寻其迹，戴纶和林长懋则是因得罪了皇帝而被处罚，才得以记入《明史》之中。
宣宗在位时，曾多次颁布谕旨，告诫臣下人才的重要性，人才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亡，一定要谨慎地选人。宣德元年（1426年），宣宗告谕吏部尚书蹇义说：“作为掌管选举考察官员的部门，你们身负为国家举荐栋梁之才的任务。官员的才能对国家治乱，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宣宗对国家科举取士中的弊端及士风的衰败，给予了强烈的批评，并提到应重视人才的选拔及任用。宣德二年（1427年），他召见翰林院的大臣，对他们说道：“国家选士，应选拔真正的人才，将重任托付于他。在乡试时，对于言行与技能先要有一定的鉴定，乡试合格后，才能再复查，看是否有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官员，然后才决定是否将重任托付于他。被选拔出来的一定要是称职的，科举考试，不应只考文字能力，也应对其人品、辨别能力一一考察，所以说，想得到真正的人才，实在不容易。”
宣宗又指出：“朝廷是士风好坏的向导，如果士风淳厚、淳朴，那么这个朝廷一定崇尚务实；反之，如果士风轻浮虚夸，那么朝廷就一定浮华。有成就、有才华的人会使士风淳朴实在，朝廷只有选拔任用这样的人，才可以形成以崇尚实学为目的的好风气。”
贤才的选举，与黜退庸才是息息相关的。宣宗一方面选贤才，另一方面罢庸才。宣德三年（1428年），吏部尚书蹇义向宣宗奏报，要削职为民的官员有二百多，这些官员庸俗、浅薄，并且对自己的职责有好多都不熟悉。宣宗看罢吏部移交上来的奏文，批示道：“是否贤才，事关重大，不应轻易作出判断，如果确实无用，就应淘汰。”并告诫他们说：“如今朝廷内外传言：古人戒除用吏员。吏员们鱼肉百姓，摧残百姓，使百姓无安宁日子可过。因此，今后你们在任用吏员方面，一定要谨慎选拔，切莫掉以轻心。”
后来有一个时期，官员空缺，其原因是由于元老的退离。当时荐授的官员主要为各部副都御史、侍郎、大理寺少卿等，也包括一些外省官员。
自宣德三年（1428年）以后，提拔的资浅官员更多。宣宗经常指出近年来官吏选拔存在的弊病，要吏部及时采取措施，予以革除。他说：“我作为天下人民的父母，身系着天下万民的安危，由于政事的繁多，我应选拔有贤才的人与我共理。而我也应以得到贤才为目的，以天下太平为目的，君臣共同合作，共同治理天下。”他指出当前选择官吏中存在的弊端：第一，以前各部门官员有定额，各尽其职；如今官员增多，人浮于事，故应裁掉这些苟且偷安不理政事之人。第二，在以前，授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所以吏员为官很少；而近来，每年可达一千多人，不分贤与才，一律应用，使许多贪赃枉法之徒，祸害人民，这便促使务必要将污吏裁治。第三，许多选拔上来的官吏，不是靠亲戚关系，就是收贿荐举等，都不是靠真才实学、公平竞争选拔上来的，这些都不称职，不能不严加核实。第四，在官吏的考核中，徇私情的情况也是存在的。真正有才能的人得不到提拔，而资格老的、贪污腐化、软弱无能的人，却得以提拔。这样，不会有公平可言。依仗权贵、亲戚的关系，而获得较好的职位，长期下去，吏治将会更加腐败，这将危害国家和百姓。只有将此革除，真正的人才才可以受到提拔。
宣德五年，胡（荧）、蹇义、杨士奇等元老们先后推荐了况钟等九位知府，又荐举了周忱、于谦等六位巡抚。这样，从朝中到外省县，官员队伍在替换中产生出新的骨干，使人感到人才济济的局面来临了。
宣宗在选用官员时依靠蹇、夏、三杨等元老推荐，说明他态度的慎重；但他又不听元老的安排，他坚持郭琎的选任，不顾杨士奇等人的反对，将此人升为吏部尚书，这一点反映出他在用人上的开拓精神。
与宣宗有直接关系的便是宣德间的吏部，明朝人对此十分赞许。
宣宗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荐选官员的草率。御史谢瑶在荐贤时将其人姓名写错，宣宗说道：“你推荐的人，连姓名都写错，你又怎么会知道他的才能，如此轻率岂能称得上御史？”遂将其谪为知县。
这种认真的态度无疑为官员们敲了一次警钟，诞生了一个人才济济的宣德治世。
建立内阁制，也是宣宗在政治上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朱元璋废除丞相，由各部、府、院、寺分掌国家权力，由此皇权稳定了。所设大学士，实为皇帝的秘书、顾问。永乐时，又加重了户、吏、兵三部的权力，大学士备顾问不变。所谓内阁是将六部长官吸收为内阁大学士，承担军政大事，受皇上指派。因此，在宣宗时期，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