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
——邓小平，1984年
康乾盛世，严格地说是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到嘉庆四年（1799年），是清代268年历史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盛世。无论是国内专家，还是国外学者，没有人否认当时中国的强大与繁荣。据一些经济史学家推断，康乾盛世时期中国的GDP在世界总量中的比重约在40%左右。即便是在临近鸦片战争时期，如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依然高达33.4%。但随后的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的，不是一个关于富裕生活的美满故事，而是一个长期遭受欺辱的凄惨悲剧。从1840～1949年的百余年历史里，我们究竟因何落后，为何挨打？
无数志士仁人为之思考过，苦恼过，提出过多种多样的解说。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等一系列著作中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是一个“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mathematically unmanageable），不仅是我们，但凡“今日很多国家称之为独裁或极权，其实其内部都还有很多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原因”，而时常侵略别国的国家大都“可以实现数目字管理”。我并不认为这是国家兴衰的全部的原因，但我承认，这毕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极其重要的方面。
在我看来，“数目字管理”的关键点是信息。一切行为，都会留下相应的信息；一切需求，也都有赖于充分的信息才能变成现实。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信息都是一个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它是分割权力的基础，也是行使权力的前提；它是利益的具体反映，也是利益兑现的重要工具；它是控制的依托，也是控制的桥梁。可以说，信息不是可有可无，而是紧密联系着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信息处理变革史。
然而，直至三百年前，人类的信息处理能力依然非常有限，信息服务的对象范围很小，信息民主程度也极其低下。只是到了工业革命之后，铁路、火车、电力、电报、电话的发明与应用，才奏响了信息时代即将到来的前奏。真空电子管技术的问世，将信息流从电线中解放出来，并使信息不再局限于文字形式，借助于迅猛发展的信息网络技术，信息极其迅速地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社会。
当然，信息也改变了政府预算。政府预算改革的难点，不在于理论体系的科学设计，而在于如何获取、整理、分析、反馈与运用预算信息。单靠愿望，什么也实现不了；单靠技术，也解决不了所有问题；单靠权势，可能很多方面依然停滞不前；单靠利益驱动，也将顾此失彼。信息，就是这么复杂，就是这么令人难以琢磨。人类在信息瓶颈的约束面前，显得是如此渺小。
据新华社2008年2月21日报道，为治理腐败，俄罗斯财政预算监督局想出奇招：通过卫星来监督预算项目的执行情况，比如卫星拍摄赤哈公路及萨哈林震后重建工程现状，监测可精确到数清公路上有多少个坑、未建成房屋还有几栋。这足以显示出信息技术的威力。然而，技术问题容易解决，难办的是“上有卫星，下有造假”。例如，为监督奔萨市某医疗中心施工，俄罗斯有关部门在工地安装了摄像头，但当地政府专门安排两辆推土机在镜头前晃来晃去。后来，他们嫌这样费油，索性将“假工程”场面录下来，在摄像机前播放这段事先剪辑好的片子。可见，如果地方负责人、相关监督人员已被收买并保持缄默，任何新技术手段都无济于事。
面对现实，我们不能急躁冒进，也不能消极等待。在认识清楚信息的本来面目之后，只有采取综合、务实的战略与对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对于政府绩效预算管理与改革，坚持在合规控制、权力结构、绩效管理、技术支撑四个取向的局部突破与合理搭配，应该是最合时宜的选择之一。展望未来，技术还会取得更多更大的突破，权力结构也会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发生调整，管理制度与体制安排也将不断改革与完善。但多个取向的进步是完全可以相互融合的，而且只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佳的融合方案，我们才能到达“信息改变预算”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