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郑成功写给热兰遮城军官们的信件翻译如下：
本藩又开始强力准备，要来攻占你们的城堡了。造成这场战斗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别的，就是两撮人，即你们的首领们和那些自由民。你们看到了吗？揆一和他的议会拒绝献城投降，使人们受到极大的伤害。不过，你们这些小官和普通兵士们是不必对此负责的。
本藩率领军队来此，并且在火药上和炮弹上耗费巨资，这些，我必须要东印度公司用它的财物来赔偿；而揆一及其他头头们和那些自由民，必须将他们的财物给我们的兵士们当作战利品，这样由上天来处罚他们的恶行。
不过，队长、中尉、中士、下士以及兵士们，都完全没有责任。因此，他们的财物都得丝毫不损地、自由地全部带往巴达维亚，就像地方官描难实叮那样，我准许他不但可带走他全部的财物，还供应他航行途中所需要的粮食等物；住在赤嵌的我也按月给他粮食和生活费。你们当中，如果有人在航行中可能会缺乏什么的，可以告诉我，我将帮你们，供应你们的需要。
揆一和你们的头领们，直到现在还把金钱和财物看得比你们的身体和生命重要。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吗？他们到底是好人或是坏人？你们心里不要害怕，因为这封信是写给你们这些队长、中尉、中士、下士和一般兵士们的，对此你们尽可相信。又因你们念不懂中文，所以这封信不是用中文写的，是我让人用荷文写的。为的是你们会念而且明白。
郑成功给揆一与议会的信同样简短，冷漠中又暗示可以谈判，不过要看他们能抛出一个什么和谈条件。而在另外一封给军官们写的信中却又透露出自己的和谈条件，就是要在财物上作出补偿，没提城堡问题，想必他们心中有数。另外表示无意伤害他们的性命，这就等于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谈判的思路。
1月28日的荷兰人日记说，接到这两封郑成功的信件后，荷方召开大会，在多数人的同意下，以及他们自己的志愿下，决议派遣一名商务专员和一名中尉送信给郑成功。信件里面他们提出愿意将城堡及其大炮、附属物，不再予以损坏或短缺地交给郑军，同时要郑军确保公司的以及他们自己的动产能够带走，还得携带全副的武装，并供给他们路途所需要的食物和其他需用品。这是荷方第一次搬到台面的正式的谈和条件。这两人受到郑方的友善款待，但郑成功并没有亲自接见他们。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菲力普·梅在《梅氏日记》一书中写道：“一六六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早晨……国姓爷用严厉的面孔责备我，我一定在那封信里教唆揆一设法拖延时间。”很显然，郑成功其实也急于谈和。
由于荷兰当局在提出条件时附带要求郑军不得再接近，否则“就要用大炮来对付了”，郑成功也毫不示弱，在提出条件时也令荷兰不得再于船只至陆地之间来回航行，否则就要派船舰逮捕。不过，荷兰当局既已开出条件，郑成功也回复了这样一封恩威并施的信，并开出他的条件。
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爷寄这信给荷兰长官揆一及其议会：
当初我率领强大的军队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只是要从你们手中得到那座城堡，并不要你们的财物。对此，你们早就应该听从。后来，我又给你们写了几封信，但你们都不愿意听。
现在你们被围九个月了，一切错误都是你们自己找来的，还有什么话说？因此，我要你们把城堡里的全部财物都交出来给我。不过，城堡里所有的人我都会给他们活命，以前同意我的那些人，以及还在台湾活着的人，也一样会给他们活命。地方官描难实叮和那些目前在中国候船要往巴达维亚的人，以及还没出现的在卑南的人，都可自由地去搭你们的船，离此前往巴达维亚。但从你们那边逃来投靠我的那十二个人，我不会交还给你们。关于携带武器，像携带步枪一事，我同意。关于粮食和生活费，我也同意，因为那些只是小事情。而且，你们一定不要害怕，因为我对你们心怀善意，真心希望你们都能活下去。
现在再停战一天，即明天，你们的小船也不得再从大船到陆地之间来回航行，我们的戎克船也将停止不动；如果你们的小船不停止航行，我将命令我的戎克船去逮捕它们。我很不喜欢这些小船这样来回航行，这事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们，你们要知道了。在你们今天寄出的来信中，有几个字用得不恰当，因此你们派来的人，我不予接见。如果你们写得恰当，我就接见他们了。如果你们了解这封信的内容，要再来跟我商量，那还来得及。
永历十五年十二月九日
这时，谈判才正式开始，然而谈判进展却十分迅速，因为从1月30日晚上开始，第二天进一步协商，很快就在第三天即2月1日双方便正式签定条约。在这40多个小时的时间里，就能完成谈判过程和签约换文的手续，这种速度不能绝后，恐怕也史无前例了。
1662年2月1日，荷兰当局跟郑成功双方代表于大员街的税务所（在今台南市安平区安北路一二一巷十五弄、中兴街十八巷交叉路口一带）各按本国习俗举行誓约、签字、盖章的仪式。
在整个签约过程中，郑成功能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恰当地结合起来，这是难能可贵的。他始终坚持台湾是中国领土，荷兰人必须从台湾撤走，并拒绝了荷方提出的交付大量赎金以及其他企图赖在台湾的要求，毫不妥协。他又要求东印度公司赔偿全部战费，交出武器，没收所有现款和货物。另一方面，对荷方人员的利益作出了具体照顾，避免了他们顽抗到底。如允许高级官员从公款中带走一定数额的现金，东印度公司一般职工和普通士兵，准许他们携带个人所有的全部财物出境。这些措施和对策的提出，分化了敌人，促使荷方下级对上级施加压力，迫使掌权者很快同意订约投降，这为收复台湾降低了代价，争取了最大的利益。
在和谈的过程中，郑成功不仅表现出耐心与智慧，而且还具有宽恕对方的博大胸怀。尽管他的力量强大到最终可以把台湾城碾平，把荷兰人杀尽，但他毕竟不是一个暴虐的军阀，当胜利在望时，他仍不改招降的初衷，其留人余地的仁者风度尽显无遗，充分展露了尊重与宽容的泱泱大气。
光绪年间，美国驻台总领事詹姆斯·戴维逊在其著作《台湾之过去与现在》中，对郑成功给予很高评价的同时，也认为“他不残忍，至少与同时代在战争中功勋卓著的欧洲人比较”是这样。
当时也在台湾的沈光文对郑成功率领的中国军队取得最后的胜利兴奋不已，赋诗云：
郑王忠勇义旗兴，
水陆雄师震海瀛。
炮垒巍峨横夕照，
东溟夷丑寂无声。
收复了台湾，郑成功不禁感慨万千。这次不仅收复了国家的领土，而且使郑军获得了一块稳固的根据地。郑军在处境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历经了许多的困难，牺牲了许多将士，终于有了一份回报。想想前景依然艰难的反清复明道路，郑成功却又有说不出的痛。但是，尽管面临清朝政权日盛、抗清运动日益走向低潮的现状，他并没有气馁，而是矢志不渝地进行反清复国行动。随后他写了一首诗：“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菇苦间关不忍离！”
郑成功以田横自比，表明了他矢志忠于明朝、要把反清复明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荷兰侵略者被郑成功逐出台湾以后，揆一带领着剩余的几百人回到巴达维亚，被东印度公司判处终身监禁，流放班达岛12年后被释出狱。公元1674年揆一回到荷兰，第二年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出版了《被忽略的台湾》一书，为自己辩白，同时也透露出一些史实。荷兰殖民者的失败是必然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得到中国人的推崇是受之无愧的，他收复台湾的功业将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