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相比较，波兰是一个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国家，它的现代化程度、开放程度和人的精神面貌都明显高出一截。不仅如此，城市不论大小，几乎都有比较久远和沉重的历史。波兰中部偏西北的托伦，就是这样的一座小城。
托伦那座城市
说托伦是座小城，那是因为它占地面积不到一百二十平方千米，人口只有二十多万。城市虽然不大，但是，托伦的名气可不小，它被称为是波兰最古老、最具魅力的城市之一，有“波兰七大奇迹之一”之美誉。12世纪初，一个日耳曼医院的慈善团体演变而成了一个军事组织，它就是“耶路撤冷条顿马利亚医院修士团”，也被简称为条顿骑士团。13世纪初，条顿骑士团的活动中心从中东转到东欧，在维斯瓦河北岸建起了一座城堡，这座城堡就是托伦城的雏型。如今的这座城堡只剩下残垣断壁，只是一片废墟，但地下堡垒遗址里有许多再现当时战地医院的场景，城堡的天井里还有骑士团的十字徽章和穿着白袍的人物雕刻。也就从这时开始，多伦城里陆续建立起一些带有哥特风格的建筑，其中最典型的是带有一个40米高塔楼的托伦市政厅。它建造于1391年，在以后的岁月中数次毁于战争和火灾，但又数次重建，现在是一座博物馆，主要展出各种玻璃彩绘和14世纪以来的基督雕塑和宗教绘画。到了14～15世纪，当德志意北部商业和政治性的汉萨同盟兴盛的时候，托伦也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于是，托伦城里又出现了许多公共建筑和私人建筑。正因为有着800多年的厚重历史，1997年托伦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目录”。
然而，使托伦在世界上出名的却是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他就是提出“日心说”的尼古拉·哥白尼。哥白尼1473年出生在托伦并且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年的部分时光，1491年入克拉科夫大学攻读医学，1496年来到意大利，先后在博洛尼亚大学和帕多瓦大学习法律、医学和神学。在读书期间，哥白尼对天文学产生了极大兴趣，不仅熟知古希腊的天文学理论，而且学习了天文观测技术。大学毕业后，哥白尼虽然做了一名职业医生，但几乎将全部的业余时间奉献给了天文学研究。经过长达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哥白尼终于写就了《天体运行论》，论述了地球绕其轴心运转，月亮绕地球运转，地球和其他所有行星都绕太阳运转的事实，从而推翻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理论。由于害怕天主教会的迫害，哥白尼直到1543年去世前不久才将书稿寄给出版社。不过，这部著作在天文学甚至是整个科学发展中都是一个里程碑。在今天的托伦的老城区，哥白尼的故居已成了著名的哥白尼博物馆，旧市政厅塔楼前面则有一尊高高的哥白尼全身雕塑。哥白尼成了托伦的象征，城市叫“哥白尼城”，这里的大学叫做尼古拉·哥白尼大学。
托伦那座城市里的官
托伦有著名的历史、著名的历史建筑和著名的历史人物。相比之下，现今的托伦，无论是物还是人都显得那么平和。在这些地方，托伦那里的官员给我留下了印象相当的深。
访问托伦期间，在波兰亚当·埃德玛萨雷克出版公司总裁埃德玛萨雷克博士的安排下，我有幸拜会了托伦市的副市长萨比格尼·费德勒威茨先生、负责托伦政府对外交流和负责文化事务的两位官员。我虽然只是一名来自中国北京大学的普通教授，但从会面和共进晚餐的方式上看，人家还是真拿咱当回事的。在这过程中，我切身感受到了当地官员为政朴实无华的风格。
我与托伦市政府三个官员的会面是在市政厅进行的。市政厅是一幢临街的四五层楼高的建筑物，没有围墙，没有警卫，人们可以随便进出。那天，大楼里二层正在装修，到处堆积着施工材料，涂料和油漆的气味也非常大。会面被安排在三楼一间挺大的会议室。我坐在椭圆桌的一侧，右边是亚当博士，左边是一直陪同我的翻译尤迪塔小姐。对面坐在中间的是副市长先生，左右分坐着上面提到的那两位官员。一位英文翻译坐在桌子的一端。椭圆旧后边还有一排椅子，上面也都坐满了人。其中，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记者和旁听的人。会面开始时，一群记者用专业相机咔嚓咔嚓地照个不停。从来没有这样经历的我虽然找到了点当官或当明星的感觉，但更多的还是紧张，习惯于教书的咱哪见过这样的场面呀！接下来的会面完全是礼节性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我和那位市长先生互相夸奖了一番波兰和中国各有多么好，各进一番加强中波友好合作、多伦大学与北京大学交流、合作之类的客套话，会面就算结束了，前后不到一个小时。结束后，我和市长一起走出市政厅大楼。在这过程中，我才发现，跟在市长后面的就是那两个官员和一个翻译，既没有拎包的秘书，更无相随左右的保安和警卫，楼前也没有停着马达轰鸣、按官级配置的专车。他们下楼时，匆匆的过客和正在进行工作的人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无人没有关注他，也没有人刻意避让他。当时我就想，如果按中国的行政级别套，人家副市长怎么也算得上副厅级了吧。在地方，副厅级该是多大的官啊！前呼后拥，专车伺候绝对是常态。可是，在波兰的托伦，副市长却是如此“平民化”！
市长的晚宴
市长平民化的这种感受在共进晚餐时更为强烈。会见之后，当亚博士安排一个专门的英文导游领我参观托伦的老城，特别是十字军城堡废墟和托伦古城。转了两个多小时后，快到7点的时候，她把我送到古城堡遗址附近的一家名字好像叫1231的四星级酒店，餐厅就在它地下一层。共进晚餐的还是下午参加会面的那七个人，市长走在前面，其余的人跟着进了餐厅。我们的桌里比较靠里，也不是什么包间，外边已经有一些人或在吃饭，或在喝咖啡，或在聊天。他们对市长等人都视而不见，好像不认识。从面容上我分不清他们是哪国人，但他们说的话我能听出来是波兰语。当然，他们也可能是外地的。总之，没有一个与市长打招呼的，更无起身致敬的。服务生总该认识市长吧，他们同样也没有显示出额外的热情或表示殷勤，一切都照常。点菜时，服务生给每人一本菜谱，各点各的。我看了一下价格，沙拉平均价在10兹罗提左右，正菜平均30兹罗提左右，最的水果20兹罗提左右。除此之外，大家喝了三杯啤酒，几瓶水，一杯果汁和一瓶葡萄酒。我不埋单，当然也就不知道总共用了多少钱。不过，我大概估算了一下，这餐饭应在一千元人民币左右。这在中国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市长请客，又是四星级酒店，又是七个人，一千多元钱怎么可能够呢！一瓶国酒多少钱？为了在外国人面前作一个好客的姿态点一道鱼翅燕窉澳鲍或者其他我连名都说不上来的美味佳肴，又得多少钱？更重要的是，总得有一个豪华包间吧，市长哪能在大厅里招待外国客人？据说，在中国有一定级别和权限的领导请客，如果用钱太少了都不好报销。
边吃边聊大约用了一个半多小时。我们离开饭店时，天下起了小雨。亚当博士开车送我回宾馆，而市长等三位官员各开各的车，还是没有任何跟随的人，也没有按官级配置的专车候着。我还特别留心观察了一下他们的车，没有奔驰宝马之类的豪华车，都是较小的中档的普通家用车。各回各的家，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看上去，汽车真地只是一个代步工具，完全没有诸如品牌、价格和排汽量等指标来显明身份和等级的附加值，因而行驶在大街上也就不会有什么特权了。
中外官员外表形象和行为举止有着明显的区别，围绕他们的人文环境也大不相同。在这些显而易见的差异的背后，人们可能体验到更为深层的政治文化的魅力。中国与波兰文化传统不同，国情更不一样。我们不能用波兰人当官的标准要求中国的官员。但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为民、立党为公，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群众利益无小事”作为自己宗旨。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官员应当做的比托伦的官员还好才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瞧瞧人家托伦的官，我想，中国的“公仆”们应当有不少地方需要向人家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