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6月25日，道光帝下旨将林则徐、邓廷桢革去官职，流放伊犁。7月13日，裕谦从江苏回到了镇江，正与老朋友畅谈抗英大业的时候，这道圣旨来到了镇江军营。裕谦顿时惊呆了，他因为好友的悲惨遭遇而痛心不已，也因为朝廷奸臣当道、善恶不分而义愤填膺！然而，林则徐却镇定自若，坦然面对这一沉重的打击，默默地收拾行囊。
随着英国侵略者对华侵略的步步深入，清政府内部的抵抗派官员也日益不满于琦善之流的投降政策。
1841年1月9日，户部官员万启心勇敢地上书道光帝，请求起用林则徐和邓廷桢。1月11日，周春祺也紧跟着奏请起用林则徐。2月7日，闽浙总督颜伯焘和浙江巡抚刘韵珂又再次联袂上书，推荐林则徐、邓廷桢分别去负责镇海和宁波的防务。与此同时，抵抗派纷纷上奏，谴责投降派的卖国行径。2月12日，唐鉴上书怒斥琦善在天津、广东两地的卖国罪行。
两江总督裕谦也多次上奏，反对伊里布贪生怕死，苟且偷安，而且他还当着道光帝的面痛快淋漓地大骂琦善“罪大恶极”。
裕谦，原名裕泰，蒙古镶黄旗人。他是清朝开国功臣后裔，先辈都是清廷重用的武将。他虽承袭诚勇公的禄位，却是进士出身，历任文职。1834年至1836年间，裕谦任江苏按察使，和林则徐结识共事，过从往来，引为知交。此后多年未晤，却保持了书信联系。林则徐与在江苏的长子林汝舟往返的家信，不少是通过裕谦官封递送的。在猜忌、排斥汉族官员的清朝官场上，他和林则徐的这种关系，算是很难得的了。特别是他锐意主战，和林则徐政见相同，在满族、蒙古族贵族当中，更是凤毛麟角、首屈一指的抵抗派人物。
林则徐对于裕谦，素来尊重，在反侵略战争中，更是肝胆相照。从林则徐亲笔抄录并大加圈点的裕谦参劾琦善折片，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削职滞居羊城、历遭琦善排斥、打击的林则徐，对老朋友理直气壮怒斥琦善，一吐他心中的隐衷，是如何忍奈不住激动、兴奋的激情的。
此时此刻，道光帝其实已经渐渐认识到了英国侵略者的贪得无厌，他清楚地知道林则徐和邓廷桢的抗英行为已深入人心，也知道琦善和伊里布等人的腐败无能。但是，他却不得不一错再错，明知自己犯错，却不敢否定自己当初给林则徐定罪的决定，不允许臣民对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产生丝毫的动摇，只能选择一错到底。然而，毕竟只有林则徐等人才能真正肩负起领导抗英斗争的重任，所以道光帝不可能将他们斩尽杀绝。
于是，1841年5月1日，林则徐迎来了一道圣旨，命令他即刻动身赴浙江前线。5月3日，他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广东的父老乡亲，满怀惆怅地结束了那里的战斗生活。
有一天，他途经清远县的飞来寺，于是就上山游览，观赏飞瀑。面对祖国的壮丽河山，再想想两年来的不幸遭遇，他情不自禁地吟出一联：
孤舟转峡惊前梦，绝蹬飞泉鉴此心！
一路上，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所受到的屈辱而黯然神伤，而是满怀希望地日夜兼程赶赴新的战斗岗位。路途上，他不忘注意搜集信息，了解前线的情况。
1841年6月10日，林则徐到达浙江镇海，并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下车伊始，他就给好友冯柳东写信，请他帮忙收集资料，研究铸炮方法。第二天，他来到招宝山，亲自查阅山海形势，查看炮位安放和试炮情况。经过与时任浙江巡抚刘韵珂的反复研究，他们决定在招宝山和金鸡山上的海岸处，铲平地基，修筑土堡，安放大炮，并用沙袋加固炮台，以防敌炮轰击。在这两座山之间的海面上，他们妥善地安排了一些防护措施。为了使新建炮台更适合战斗需要，林则徐还多次登上金鸡山勘察地形，并和余姚县知县汪仲洋一起乘船从海上观察形势。第三天，林则徐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镇海炮局，并把自己从广东带来的《炮书》交给他们参考。
为了尽快制造出符合抗英需要的大炮，林则徐认真钻研各种火炮的铸造技术，还亲自跑到宁波天一阁去查阅那里的藏书。在全体工作人员的通力合作下，他们终于在6月21日首次成功地铸成一门八千斤的大铁炮。这种新式大炮可以旋转轰击，威力更大。它安放在一个磨盘上，磨盘下面的炮架由于安装了四个轮子，可以前后推拉，四面转动，所以使用起来比四轮炮车更加方便。
林则徐还积极参加研制战船，并协助汪仲洋和龚振麟陆续造出了安南战船和车轮战船。后来，当英国火轮船“复仇女神”号进犯镇海时，他们发现了中国人制造的这种“类似蹼轮的机械”。这使骄傲的英国侵略者大吃一惊，他们这样记载道：“（它）有两根硬木制成的长轴，直径约十二尺，附着蹼轮；还有一些结实的木制嵌齿轮近于完工，这些是打算在船内由人力操作的。虽然它们还没有安装到船上，但是中国人这种首次尝试的独创才能，不由得令人钦佩，因为远在北方的镇海，只有在以前我们占领舟山时，他们才可能看到我们偶然在这个岛上逗留的轮船。”九个月之后，五艘新造的车轮战船还参加了著名的吴淞口海战。
就在这时，南国广东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1841年5月21日，靖逆将军奕山得知乌涌一带有英舰出没，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他就贸然决定像林则徐那样出奇制胜去火攻英舰。傍晚时分，他们兵分三路，出城埋伏，等到半夜时就放起火来。第二天清晨，他们却万分沮丧地发现虽然敌人损失了几只舢舨船，但是停泊在珠江两岸的民船也被误烧了一大片。这种东施效颦的行为，不仅得不偿失，反而为英国侵略者提供了良好的战争借口。
5月21日，英军大举反扑。他们派三艘战舰进攻西炮台，一只火轮船攻打渑城。驻守西炮台的清军一触即溃，守将刘大忠更是如丧家之犬，刚听到炮声，就溜之大吉了，丢下的两百多条战船全被英军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5月23日，英军分兵攻打东、西炮台和天字码头等地，并纵火焚烧了城外的民房。5月24日和5月25日，英军几乎兵不血刃地轻易扫清了通往广州的道路。于是，5月26日，他们居高临下，从越秀山上的四方炮台架炮轰击。这时，奕山早就被吓得半死了，他急忙令手下高高竖起了白旗。
与此同时，在广州城内的东门校场上却正在同步上演着另一幕丑陋的武打剧：一群南海兵和另一群湖南兵正在那里为了一点小事互相厮杀斗狠。人们不禁纳闷，这些官兵一个个看起来仿佛是凶神恶煞一般，但为什么一见到英国侵略者，顿时就变成了可怜的丧家犬呢？
5月27日，奕山派余保纯出城向英军投降，并签订了可耻的《广州和约》，它主要规定：
一、向英军缴纳赎城费六百万银元；
二、所有外省清军一律退出广州城外六十里。
广州战役失败后，道光帝和奕山等一干群臣不但没有及时检讨得失，还卑鄙无耻地将战败的罪责强加到林则徐和邓廷桢的身上。但是，这种自欺欺人的丑行又怎么能迷惑人民雪亮的眼睛呢？结果他们又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当时的中国人民已经开始抛开幻想，走上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了。远方，仿佛依稀传来了隆隆的雷声。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抵抗派虽然遭到了英军沉重的打击，但是广州人民并没有被敌人吓倒。面对英国侵略者的令人发指的暴行，广州城北的三元里人民揭竿而起，他们高举“义兵”和“义民”的旗帜，手持刀棍和铁锹，在牛栏岗迎头痛击入侵的敌人。“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再一次向世界郑重宣告：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