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正处于产业革命后的极盛时期。在当时，虽然中国是个高度发达的封建国家，但在明清以来却停滞不前，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是腐朽落后了。为此，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了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所在，于是，便展开了一场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洋务运动。左宗棠就是有识之士中的一员。
1816年，英国派遣外交官阿美士德出使北京，重提增辟宁波、舟山和天津作为通商口岸，拨给“相近珠（舟）山地方小海岛一处”的要求。清廷当然严词加以拒绝，并告诉他们“嗣后毋庸遣使远事，徒劳跋涉”，再次下了逐客令。
1830年，新型快速的飞剪船在加尔各答与广州之间驶航成功，贩运鸦片得到更为便捷的工具，大量鸦片涌向珠江海面，进入中国内地。英国东印度公司派以“阿美士德”命名的船舶加紧对中国沿海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的窥探和侵略活动。
1839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禁烟；
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卑鄙肮脏的鸦片战争；
道光皇帝为了讨好洋人，将坚决抗英的林则徐撤职，贬新疆充军，派“软骨头”琦善向英国求和，签订了割地赔款的《穿鼻条约》。
……
以上的历史事件都说明一个原因，落后就要挨打。一支约4000人的军队，跨洋过海几万公里，80万清兵都打不过他们，只好签订屈辱的条约，这怎能不引起朝野震撼？鸦片战争的失败，暴露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落后和清政府的腐朽，中华民族开始面临危机。然而，挨打过后，总会有些敢于“开眼看世界”的人。时势呼唤和造就英雄，林则徐和左宗棠等民族精英便应时而出。
林则徐对中西情势和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有清醒的认识，提出“悉夷情”，“制夷患”，“师敌之长技以制敌”，建议仿制极利之炮、极坚之船，以“制夷”、“防夷”。
没过多久，林则徐就委托湖南邵阳人魏源编写并出版了《海国图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命题。
林则徐和魏源的这些思想为日后洋务思潮的兴起作了理论准备，也可以说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是洋务思潮的前驱。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的坚船利炮又一次使清政府领教了有海无防的酸楚和痛苦。
1854年，湘军统帅曾国藩在湖南创建了湘军水师，在军制、训练、作战等方面作了许多必要的改革，并购进了西方的先进船炮加以装备，战斗力大大提高，逐渐夺取了长江水面的控制权。
相对来说，太平军水营武器装备原始落后，仍然没有越出旧式水师的范围。只是到了后期，才有了少量的新式舰船和洋枪、洋炮。
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曾、左、李这些人之所以后来成了洋务运动的首领，就是深切地感受到坚船利炮这些“奇伎淫巧”很管用，他们都尝到了“甜头”。于是在大量向西方强国购买船炮的同时，自然也萌生了自己造轮船、造枪炮的念头。
1860年12月，曾国藩在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置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付旨太平羁、捻羁，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
1861年底，太平军攻占宁波、杭州等地，并迫近上海，形势急转直下。
1862年，太平军进攻上海。清政府侦悉“发逆有汇银五十万两向美国购买船炮之事”，这使慈禧太后和军机大臣恭亲王十分震惊。
时任海关代理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便乘机恫吓清政府，声称如果不抓紧购买外国枪炮，到明年太平军“一到上海，即先买外国枪炮，以御官军”，到那时，清政府“无论再用何法，必不能得力”。
赫德怂恿清政府在英国买兵舰组建舰队，目的是想趁机控制中国海军。清政府为了尽快消灭太平军，便“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立即以总理衙门的名义致函两广总督劳崇光，并连续致函江苏巡抚薛焕、福州将军文清，命令他们迅速筹措购规款项，限期建成以洋人的“奇伎淫巧”武装起来的舰队。
赫德奉清政府之命，于1862年3月14日致函已回英国伦敦休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请他就近代为办理。李泰国遂在国内物色了一名英国皇家海军军官——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一起来筹建舰队。
李泰国成了组建这支舰队的“全权代表”，他私自与阿思本订立“合同13条”，自作主张招募舰员600余名。“十三条”大致内容为：阿思本担任这支“欧洲—中国海军”的总司令，凡中国所有欧洲制造的舰只，或受雇于中国皇帝而由欧洲人驾驶的本国船只，或在中国皇帝统治下属于本国人而由欧洲人驾驶的本国船只，全部要由阿思本管辖；阿思本只执行由李泰国转来的中国皇帝的命令，不执行其他任何机关下达的任何命令，而阿思本认为不满意的命令，李泰国也可拒绝担任中转人；舰只所有人员均由阿思本选用、任命，由李泰国最后裁定；对这支部队，中国官员提出的任何控诉，均由李泰国调查；舰队旗帜应具有欧洲特征。
清政府得知李泰国招募英国官兵竟至600多人，“已不胜诧异”，及见“合同13条”更是朝野哗然。清政府“本未议及全用洋人”，而且“原议船中所用外国人，不过令其教练枪炮行驶轮船之法，而兵权仍操自中国，不至授人以柄”而“合同13条”“事事欲由阿思本专主，不肯听命于中国”，与清朝政府的设想大相歧异。经过一番争执之后，双方妥协，李泰国勉强接受清政府提出的《轮船章程五条》，章程规定，新舰队由中国选派一武职大员担任“汉总统”，延请阿思本担任“帮同总统”，任期4年，舰队一切事宜由二总统协商办理；舰队作战应听从所在督抚的芾制调遣，行兵进止由中国主持；此外，应随时选中国人员上船学习。
1862年（同治元年）6月16日，李泰国正式呈文英国外交大臣罗塞尔，请求批准他为清政府在英国“购买舰只和聘用官兵”，“成立一支欧洲海军舰队”即“中英联合海军舰队”。他说得很露骨：“这支部队不会在任何方面妨碍女王陛下政府，反而会使它在没有进行直接援助、省却那些烦恼的情况下，享有一切好处。”
1863年（同治二年）6月，李泰国从英国返抵中国，坚持要清政府接受“13条”合同内容。清政府看到了英国“其意竟是借此一举将中国兵权、利权全部移于外国”，当然不愿全部接受。
到了9月，阿思本率舰队到达中国上海时，李又同阿思本一起要求清政府按受13条，清政府断然拒绝。10月15日，李泰国、阿思本再向清总理衙门提出申呈，表示除非按13条办，否则就拒绝从事任何行动，并以最后通牒的口吻提出：“如果在48小时之内，我收不到一种有希望的答复，那就必须将这支部队加以解散。”
结果是，清政府不得不屈服于对方，答应他们的蛮横要求，即舰只由阿思本带回，变卖后银两缴还中国。
1863年12月12日，这段由阿思本统领的中英联合舰队公案就此了结。清廷先后白白搭进了60多万两银子，落得个一无所获。想靠外国力量建立中国舰队的打算成为泡影，这支舰队的甲板上甚至未曾留下一双中国人的脚印！
清政府为遣散“舰队”还承担了阿思本以下官兵600人9个月的月薪工银和回国路费共375000两白银，此外又赏阿思本白银10000两作为“酬劳”。
阿思本舰队的流产，给清廷君臣以很强烈的刺激，自主、自造、自强等观念逐渐成为头脑清醒者的共识。
在内忧外患严重局势的迫使下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社会思潮推动下，清政府总理衙门的奕、文祥和地方督抚中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在自强和求富的名义下，“采西学”，“制洋器”，进行了历时30多年的洋务运动。
1862年初，左宗棠领兵入浙，开始与外国接触，在战争中使用了向外国人借来的轮船，直接感受到了轮船的好处。
1863年3月，他在上总理衙门书中，向清政府提出了“将来经费有出，当图仿制轮船，庶为海疆长久之计”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