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英出使大秦，到达地为波斯湾东岸的某个港口，由于大海阻隔，未能完成使命。有关甘英出使大秦中途返回的原因，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战乱说。
说法之一是战乱阻止了甘英的继续前行。安作璋在《西汉与西域关系史》一书中提出了甘英终止前进是因为当时安息内部纷乱，同时安息与罗马的关系也很不好，交通未必顺利。可是翻阅世界历史，公元97年正是罗马与安息关系相对比较缓和的时期，应该是甘英出使的最佳时机。甘英出使大秦之时，即使安息内部确实有内讧，甘英从木鹿至条支，并没有遇到由于安息内部很纷乱而出现的麻烦。由此也可看出，大的历史背景往往并不能影响小的事件。可见，当时安息的战乱并不是阻止甘英继续前往大秦的主要原因。
二是“不习海性”、“受人欺骗”说。
有关甘英未渡海到达大秦，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他不习海性或受人欺骗造成的。梁启超在《张博望班定远合传》中有“甘英之不能通罗马，实由不习海性使然尔”语。孙毓棠也有甘英“不习海涛，误信人言”的话。英国研究东方与国际关系史的著名学者赫德逊，在其著作《欧洲与中国》中提到“安息人对和他们打交道的人估计的不错，因为很显然，甘英来自中国内陆，对大海一无所知。根据欧洲史料记载，公元前6世纪，斯基泰商队前往中亚时，腓尼基船队环非洲海岸航行，历时整整三年。从印度河口出发，苏拉克斯的船队也航行了30个月。如此长时间的海上航行，所历经的苦难可想而知，死者多大于生还者。然而，那些孤寂与死难的航行，却成了欧洲水手出海探索新航线的起点与灵感。有人认为，就在甘英转身而回的那一刻，中国一个内陆文明的命运就注定了。虽然许多年后海洋的世纪到来了，但中国却只能拥有陆地，成为一个陆上帝国。就连黑格尔也说过：……中国人永远畏惧一切他们转过身去，背对着海洋”与欧洲水手们相比，甘英对海心存恐惧，本无可厚非。因为甘英来自中国内陆，没有海上旅行的经验，正因为如此，《晋书》中才保存了其回国后的行程报告：途经大海，海水咸苦不可食。很显然，只有未有航海经历人才会想象海水可以饮用。而欧洲特有的自然环境，给当地人提供了与海打交道的便利条件。同时，出海进行贸易给当时的欧洲人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这就注定了他们可为更大的利益冒更大的险。甘英当时是以使者的身份出现的，本已历经千辛万苦，由于不习海性而望洋兴叹自然理解。而且他本来奉命出使的目的就是为了与大秦取得联系，并非为此而献身。因此，对甘英的一些做法应持有一种宽容的态度。
当然，“不习海性”的结果也不一定非得“望海兴叹”，也许正因为甘英对大海缺乏应有的了解，才使他不能充分了解渡海本身的艰难。因此，安息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绝对不能忽视的。至于是否受人欺骗，答案是肯定的。莫任南等认为，在甘英出使之时，取水路去大秦并非唯一，还有几条当时从条支到大秦的路线。赫德逊则认为，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到大秦，是甘英之后中国人才知道的路线。他认为甘英不喜欢海行可以理解，可他为什么不打算由陆路去大秦的原因，是因为安息人只告诉过他海道而不曾告诉过他陆路，是安息人欺骗了他。
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安息人为什么要欺骗甘英？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安息人不愿意告诉甘英去大秦的陆路呢？
史书记载是“安西西界船人”对甘英说了一席话，使得甘英放弃了渡海。至于这些船人到底是什么身份，无从得知。也许他们本来就是普通的船人，了解许多船只出海未归的故事才给甘英以善意的劝告。
三是“胆小”说。
康有为认为甘英是被安息船员吓唬住了，说甘英是因为胆小才放弃去大秦，这在其《欧洲十一国游记》中可以看到。他斥责甘英怯懦，认为“甘英愚懦，辜负班超凿空之盛意。至今中西亘数千年不通文明，不得交易，则甘英之大罪也。其与哥伦布、墨领（麦哲伦）、岌顿曲之流，相反何其远哉！中国人而有此，至今国土不辟于大地，智识不增于全球，遂以一切让于欧人，皆英辈之罪也！”
当然，康有为之感慨，是针对中国近代以来闭关锁国政策造成国民不通海外、昧于世界大势而造成的被动局面有感而发的。其实，即使甘英当时勇往直前到达了大秦，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在此后近两千年中就会有很大改观吗？答案未必肯定。在近代以前，中国封建王朝自以为“天朝上国”，万物丰饶，不存在与外国交往的需求，根本没有与外族发展长期经济、政治交往的欲望和动机。把对时事的不满发到古人的身上，自然有失偏颇。
周宁在所编著的《2000年中国看西方》中也有这样一段话：“甘英从西域都护驻守的龟兹出发，一路西去，先到达安息，往大秦继续西行。甘英终于来到了安息的西界，前面是蔚蓝色的大海。遗憾的是，看惯沙漠、戈壁土色的眼睛，害怕蔚蓝。站在苍茫的大海边，家乡被人梳理过的田野里的嫩绿与南山的青黛就越发诱人。莫名的恐怖与忧虑一阵阵袭来。甘英决定回去。”
周宁对甘英望海兴叹进行了文学化的渲染，但对史学研究来讲，似乎还缺乏应有的严谨。另外，胆小、胆大也是相对而言的，用一个简单的胆小来形容甘英也是不切合实际的。甘英是班超入虎穴时的36名部下之一，出使大秦时甘英是班超的掾，若不是他具有雄才伟略，班超怎能把出使大秦这一重任交给他呢？试想在公元一世纪时的物质条件以及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水平，旅途的险恶，甘英肯定是知晓一些的。“明知山有险，偏向虎山行”，其本身岂非一个胆小可为？甘英跋山涉水，到达地为前世所未至，这也充分证明他并不是一个缺乏勇气的胆小之人。
因此，说甘英胆小或是受人欺骗的人可能并没有研究过当时安息西界船人对甘英所讲的一席话。由此可见，甘英“使大秦无结果而还”看来是另有原因的。
四是安息人“从中作梗”说。
众多研究者认为，甘英西行未能到达目的地，是因为“安息西界船人”的阻挠，安息西界船员阻止甘英继续前行的真正目的是出于商业目的，即设法阻断中国和罗马帝国之间的直接来往，以便垄断丝路贸易的丰厚利润。
许维勤在《中西文化交流及其中断的历史启示》一文中提出：甘英出使大秦，甘英西行到达波斯湾时，被安息西界船人所阻，当时，地处东西交通要冲的安息垄断着丝绸贸易之利，所以不愿意看到中国人与罗马直接交往。安息人的阻止虽然使东西两个大国之间错失了一次官方使节直接接触的机会，但是由于他们的商业活动，也确保了中欧之间的物资流长期畅通。
潘国基在其《秦汉史话》中亦阐述了此观点。他认为班超通西域之后，东汉王朝在东亚、中亚以及西方的影响不断扩大。为了和大秦（罗马帝国）建立关系，永元九年（97），西域都护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当时安息为了转运丝绸贸易，不愿东汉与大秦直接交往，所以甘英抵达条支（今伊拉克）准备渡海西行时，安息人极言渡海之险恶，劝说甘英放弃西行。甘英果然望洋却步，中途返回。当时大秦王也很希望与东汉通好，也因安息人从中作梗而未能及时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