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称要做“地球主人”的阿道夫？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同年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和裁军会议，公开撕毁凡尔塞和约的军事条款，宣布重建空军和实施普遍义务兵役制。1936年，德军进入莱茵非军事区，并进一步把侵略矛头指向奥地利和捷克等中东欧国家。英国领导人认为，德国在中东欧的扩张从战略上最终将构成对英国本土安全的威胁。法国和苏联因为与德国直接接壤，对德国的扩张威胁更为担心。虽然忧虑德国的扩张威胁，但英、法不是积极地加强军备或联合起来以威慑德国，而是实行消极的防御战略，企图通过绥靖政策来“无期限地防止战争”。美国领导人虽然看到了德国对欧洲均势的威胁，但奉行了孤立主义政策，对欧洲事态的发展采取不干预的立场。苏联虽然加大了国防工业建设和军队动员，但与德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由于四大国在维持欧洲均势方面的软弱反应，德国决定向波兰发动进攻，二战爆发。
本章的目的是说明20世纪30年代大国之间经济联系的萎缩如何导致了英、法、美、苏对德国威胁的软弱反应。从理论检验的完备性来说，需要对英、法、美、苏四国作全面考察。但是，出于三个原因，本章把实力下降的霸权国英国作为分析的重点：第一，历史学者对这一时期研究最多的国家是英国，这为本章的理论检验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第二，集中的而非面面俱到的考察能增强案例分析的深度，从而更好地展示理论检验的过程；第三，由于资料、语言、篇幅和精力等诸多限制，要做到对每个国家进行详尽的分析难度较大。
关于20世纪30年代国际关系的研究文献叠床架屋，不胜其数。但是，关于英国对外政策的分析不外乎两个基本的派别：政治学者从现实主义的理论视角进行的分析和历史学者从国内政治经济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首先看看政治学者从现实主义的理论视角所作的分析。信奉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学者认为，绥靖政策是导致希特勒无限对外扩张的原因。在传统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社会是纯粹的无政府状态，国家无论是为了保持权力、增加权力还是显示权力，都必须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必须时刻准备使用武力。而绥靖政策以妥协退让、满足对手欲望的软弱方式来息事宁人，因而偏离了国家必须遵守的上述绝对律令。摩根索认为，“绥靖者的错误在于，他没有认清那些连续不断的要求永远不是自我克制的，也不是出于具体的不满，它们不过是一串链条的一个个环节，这串链条的末端是推翻现状。”根据现实主义学者的解释，英国首相尼维尔？张伯伦对希特勒的真实侵略意图出现判断上的重大错误，因而把德国的扩张主义政策当作现状政策来加以反应。
也有学者根据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英、法、苏、美四大国对德国的软弱反应是国家理性的战略选择。这种观点指出，在一个防御认识占上风的多极体系中，作为均势政治参与者的每个国家都有动机把制衡潜在威胁国的成本推卸给他国而自己坐收渔人之利。在推卸负担动机的驱使下，上述四大国不愿对德国进行强硬的军事制衡，这使得德国相信可以追求扩张主义目标。与这种观点非常接近的是斯蒂芬？沃尔特的均胁论解释。沃尔特认为，30年代欧洲大国是以“有节制的步骤”来制衡德国，因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深信（德国的）威胁是有限的，而他们有充分的依据得出这种判断”。
但从现有历史学研究成果来看，现实主义学者的解释得不到有力的证据支持。
首先，历史事实表明张伯伦并非如传统观点所渲染的那样优柔寡断和天真幼稚，以致对希特勒的真实意图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虽然张伯伦过分乐观地相信有可能与希特勒达成领土变更的协议来实现英德和解，但他同样对德国的危险有清醒的认识。希特勒执掌权柄之初，张伯伦就看出了他的扩张意图，认为应该用武力来制衡德国，使之不能“恃强凌弱”。1934年，张伯伦在日记中写道，武力是“德国人唯一明白的东西。令我不能满意的是我们无法据此来塑造自己的对外政策”。1937年3月，张伯伦写信给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说，德国是“欧洲战争祸患的主要来源”，并认为“如果德国企图以侵略来实现武力优势，那么就必须以更占优势的武力去挫败它的图谋”才能阻止德国的扩张。1938年9月，张伯伦在去德国会谈的前夕还指责“德国政府是如何地无信誉和不诚实”，在一封私人信件里他甚至直接把希特勒称作“狂人”。
第二，历史学者的研究表明，英、法、苏、美等国并没有充足的战略理由来执行所谓推卸负担的政策或有节制的制衡战略。相反，英国的战略领导者看到了德国的威胁，它们希望对德国的扩张野心作出强硬反应。比如，希特勒一上台，丘吉尔就公开呼吁扩充皇家空军并与法国建立同盟，以便在必要之时对欧洲大陆的均势进行干预。诚然，帝国防务委员会在1935年7月提出尽一切可能“避免战争风险”，30年代后半期英国的战略部门又鼓吹有限义务战略，但它们之所以提出这些软弱的军事战略，并不是出于推卸负担的动机或者防御优势认识，也不是出于对希特勒目标有限的战略判断，而是因为它们认识到英国战略的脆弱性。它们担心英国在军事上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之前就遭受纳粹空军的致命打击。而且，英国领导人没有足够的把握获得美国的军事援助，而与法国结盟显然并不能构成对德国的有效威慑。所以，英国战略部门提出有限义务军事主张并不是因为它们在理性上认为把制衡德国的负担推卸给法国是最佳的战略选择，或者因为它们认为有必要静观希特勒究竟是否抱有有限目标。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在重整军备没有起色而且缺乏强大盟友的情况下，英国要么承担有限义务，要么实行绥靖政策，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选择。
再看看历史学者给出的国内政治经济原因的分析。
历史学者的主流看法是，由于受到国内各种限制，英国领导人无法对德国的威胁作出强硬的制衡反应。当然，也有些历史学者认为，英国领导人即便受到国内各种制约，也并非就完全束手无策了。虽然有这种意见分歧，他们一般不否认英国的战略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国内政治经济等各种限制性因素的影响。不过，他们强调的具体限制因素不太相同。
多数历史学者比较强调重整军备受到的经济约束。他们认为，英国政府极其担心扩充军备的经济后果，因为扩充军备需要进口大量的设备和部件，国际收支将因此而恶化。扩充军备无疑需要投入，所需资金也是棘手的难题。如果增加税收，就可能抑制经济的振兴；国防借款则可能引起通货膨胀，财政部因而极力反对。历史学者证明，经济约束影响了扩充军备的进程，因而只能通过绥靖外交来弥补国防力量的不足。但是，笔者通过研究进一步发现，经济上的问题之所以突出或者说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难题，是与大国之间经济联系的萎缩导致英国经济的内向性有关。
有些历史学者则强调重整军备不力的政治原因。他们认为，在民主体制下，扩充军备需要进行政治和社会动员，因而限制了英国领导人充实国防的能力。在大规模的重整军备的动员过程中，提高国防开支以及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国防化都不可避免，这自然会面临政治上的挑战。但是，在所有的民主体制下，领导人都会面临这种问题；而且，很显然，并不是所有的民主体制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做到大规模地扩充军备。所以，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英国的领导人会面临如此重大限制。问题的答案同样与大国之间经济联系的萎缩导致英国经济的内向性有关。
另外一些历史学者强调英国领导人受到了和平主义舆论思潮的制约。他们认为，由于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英国公众中普遍存在着惧战情绪，反对政府对德国采取可能再次引起战争的强硬政策。比如，1935年6月“英国和平民意测验”中，87%的被调查者主张以非军事手段维持和平。1938年9月，张伯伦从慕尼黑返回并宣布实现了“我们时代的和平”，他得到了英国公众的热烈欢呼。由于认识到英国舆论的压力，1935年1月内阁会议的一份报告指出，“公众舆论强烈反对因为援助法国而被拉下水。”不过，也有学者指出，随着德国威胁的增加，公众舆论开始变化。1938年3月的民意测验发现，58%的被调查者不支持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这表明，英国公众舆论缺乏一致性，但总的来说呈现相当程度的内向性，这无疑对领导人的决策产生了影响。毫无疑问，英国社会舆论的内向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大国之间经济联系萎缩的深刻反映。
下面首先讨论大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特征，然后重点分析这种经济关系对英国的对德国政策的影响，最后对法、美、苏的战略决策动员作简单的探讨。本章对英、法、美三国的案例分析表明，国际经济联系的削弱导致经济的内向性，从而限制了政治领导人为维持外部均势而进行社会动员的能力，使他们无法作出强硬的制衡反应。苏联高度集权的体制可以动员和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重工业和国防建设，这种备战体制表明了苏联的潜在制衡偏好。但是，由于经济往来停留在低水平，英、法对苏联作为盟友的可信度缺乏信心，而苏联也认为英、法缺乏履行制衡承诺的诚意，导致三国结盟的谈判破裂。为了保障本国安全，苏联转而寻求与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