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的目的是提出所要研究的问题并对相关的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和批判。所谓科学研究中的问题，是指科学认识的主体在一定的知识背景下提出的有待于解决的思维困惑。当现有理论不能解释事实或者人们的预期与观察到的事实不相符时，问题得以产生，这需要研究者提供答案。也就是说，问题“包含着一定的求解目标和应答域，但尚无确定的答案”。加里？金（Gary King）等人对研究问题的学术意义给出了一个标准，即研究问题应能够有助于加强该学科研究人员建构出可验证解释的集体能力，并以此对人类的知识增长作出贡献。作为创造性的探索活动，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是找出在学术上有意义的问题。如果问题模糊，研究过程和研究设计就缺乏明确的一以贯之的主旨。本书力图回答的问题是，当新的大国崛起被视为国际秩序的威胁时，为什么既有大国有时候能够对之推行强硬制衡政策，有时候则做不到呢？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对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制衡行为给予了系统的论证，但利用它来理解上述现象和预测国家的制衡行为时存在着不确定性的弊病。为了解释均势机制失灵的现象，有许多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均势理论进行了富有意义的创新。不过，这些研究要么过分强调系统因素，要么过分强调单位因素，没有有效地整合这两个层次的变量，因而无法对国家的制衡行为给予令人满意的解释。
第二章是本书的核心部分，即确立理论分析框架，提出理论假设和交代研究方法，目的是建立一个解释现状维持国之间以及现状维持国与崛起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如何影响现状维持国的制衡反应的分析模型，从而对上述研究问题给出假设性的解释。该理论模型把均势政治视为信号―博弈过程，认为现状维持国的行为偏好、信号解读和偏好识别都强烈地受到大国之间经济相互依存类型的影响。经济相互依存的类型不同，现状维持国的制衡偏好就不同，其他国家对其行为信号进行解读而形成的偏好识别亦不同。在均势政治的博弈中，现状维持国的均衡战略得以产生，并表现出对崛起国不同程度的制衡反应。根据这个分析模型，笔者进一步给出了在不同的经济相互依存类型下现状维持国制衡行为模式的理论假设。为了验证理论分析和有关理论假设，这一章还交代了研究工作中采取的案例分析法、结构比较法和反事实推理法等研究策略。
第三章至第六章是案例研究部分，目的是通过系统的资料分析对上述理论模型及其理论推论进行检验，通过将理论与事实进行比较，从而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理论假设。第三章案例讨论的时段是19世纪90年代至1905年日俄战争和俄国革命之前。由于德国的统一和在欧洲的日益坐大，法国与俄国的领导人都清醒地认识到了德国的扩张危险。并且，他们也意识到单靠自身的实力无法与德国抗衡，只有联合起来才能阻止德国在欧洲大陆的侵略扩张。但是，俄国并不愿因为与法国公开结盟而遭到德国的进攻。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它们结为盟友的呢？本文认为，实行共和体制的法国和实行君主专制制度的俄国能够在安全问题上日益接近并最终缔结防御性的军事同盟来制衡德国，其前提是二者都意识到德国的威胁。但是，法国与俄国经济上的高度依赖和密切联系同样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在高额利润回报的预期之下，法国资本渴望扩大在俄国市场的投资份额；而俄国为了推动雄心勃勃的工业现代化进程和实现债务重组，客观上非常需要法国资本。经济上的互相依存在两国制定安全目标时起到了重要的国内动员作用，从而使得两国的战略家们比较容易地作出了结盟决策。
第四章的案例讨论了1906年至1914年期间英国和德国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如何限制了英国战略部门的负责人为贯彻强硬制衡决策而进行国内动员的能力。英国领导人担心一旦英德爆发军事冲突，两国之间经济交往的中断会对国内有关利益集团乃至整个英国经济造成重大打击，因而对德国的扩张态势采取了立场矛盾的骑墙政策：一方面它希望制衡德国的扩张野心，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两国关系闹到兵戎相见的地步而伤及自身重要的经济利益。另外，这一章还讨论了德国的政治体制在对外政策动员过程中的影响，指出容克地主和钢铁企业等具有强烈保护主义倾向的利益集团在政治上居于主导地位，而出口制造业和对外投资银行等利益外向的集团力量相对微弱，因此德国虽然严重依赖国际经济，但仍然推行军国主义的黩武扩张政策。之所以要花一定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从本书的理论逻辑可以合理地推定，一个国家如果高度依赖外部经济，那么它不应该具有对外扩张的倾向。可是，对外依赖度高的德国为什么具有极强的侵略性呢？通过对德国国内政治特点的剖析将有助于解释这一困惑。
第五章讨论了30年代世界经济联系的削弱如何导致英、法、苏、美四大国对德国的软弱反应和德国的冒险政策。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导致金本位的崩溃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国际经济联系急遽下降，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得不主要依靠扩大内需来恢复经济。在经济利益内向性的制约下，各大国的军备计划、军事学说基本上局限于有限制衡战略，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德国的绥靖政策。社会主义的苏联实行斯大林体制，政治上高度集权，军事动员受到的制约较少，因而苏联能集全国的资源和力量建立起备战体制。但是，苏联的外部制衡努力收效甚微。由于反制德国扩张的政策没有得到西方实质性的响应和支持，苏联放弃了与西方结盟的外交战略而转向搭便车的谋求自保做法，在德国侵略波兰前夕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以延缓战争的到来。在苏联看来，西方国家领导人受到利益内向的政治压力，不可能作出可靠的制衡承诺。而在英法方面，由于与苏联经济交往比较薄弱，加之对苏联政治制度的成见，对苏联的制衡承诺也缺乏信心，致使三国缔结军事互助同盟的谈判破产。而罗斯福由于国内孤立主义的压力，不愿也无力作出干预欧洲均势的举措。四大国对德国威胁的软弱反应，无疑鼓励了希特勒的冒险性，使其放手实施侵略计划。
第六章的案例讨论了二战结束后西方经济的密切联系如何有助于美国及其西欧盟国对苏联推行强硬的遏制战略。二战结束后，在自由贸易思想的推动下，马歇尔计划和其他一系列振兴欧洲的援助法案的实施使美国和西欧之间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而苏联及其势力范围所及的东欧国家则被排斥在西方经济体系之外。美国执政者认为奉行扩张性意识形态的苏联构成了对西方国家的安全威胁，因而需要加以制衡。但美国决策者之所以能够打破门罗主义传统来向西欧提供安全保证，并能够在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初获得国内足够的政治支持和经济资源，对经济因素战略意义的重视以及美欧之间经济联系的增加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40年代后期，随着西方经济相互依存的日益加深，美国国内主导性利益集团的经济需求与战略领导人的安全偏好逐渐一致，使其领导人有能力把对苏联的经济遏制转为军事遏制。1949年，美国牵头成立北约并向欧洲派遣驻军，通过“军援法”向其盟国提供军事援助，制定NSC-68系列文件并为之拨款，进行大规模的重整军备，从而使西方与苏联在欧洲形成稳定的战略均势，并维持了欧洲40多年的长和平（long peace）局面。在对苏强硬政策的背后，西方国家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起着非常直接的推动作用。
第七章是对研究的总结，指出本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政策意义。从理论意义来说，本研究的结论暗示着，在均势政治中，所谓属于低政治（low politics）的国际经济关系决非是与军事安全、战争和战略等传统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无关的领域，而是后者的有机要素。对外经济联系既极大地影响到领导人在国际权力政治中的行动能力，也影响到其对外制衡承诺的可信度，而先前的均势理论要么看轻这一点，要么没有进行细致的讨论。通过借鉴信号―博弈逻辑可以把单位和系统层次上的政治经济进程整合到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里，提高均势理论的解释力。本研究的应用是根据本书所确立的理论分析框架来预测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政策反应，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思路。然而，正如国际关系研究者所公认，国际关系的研究是建立在比自然科学更为脆弱的理论基础上，它忽略了现实中的许多因素，无法确定具体的“时点”（timing），这使得作出精确的预测不太可能，因而预测对学者而言就成为一项冒险的事业。但是，国际关系的研究的不精确预测并非没有意义，它至少可以比较理论解释的优劣，并可以告诉我们，在一定条件下更有可能或更少可能出现某些国际现象或政策后果，从而有利于廓清政策争论中的混沌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