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的讨论表明，现实主义均势理论不是一个充分的均衡模型。现实主义的均势模型以国家行为受到结构约束、无政府的系统均衡能够不断重建为理论假设，对诸如称霸、绥靖和战争这些严重偏离均势的行为不能给予比较满意的解释。由于均势政治是国家博弈的结果，又是国家博弈的场域，因此国家实际的制衡反应要远比现实主义的理论预期复杂。为了增强均势理论的解释力，就不能局限于系统结构的分析，有必要考察系统过程和国内政治经济过程对国家制衡决策的影响。而信号―博弈逻辑可以为此提供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
信号―博弈逻辑注重考察博弈者的偏好，认为博弈者的偏好是一种稀缺性信息，不容易被其他行为者所知晓。为了表明自己的偏好或类型，参加博弈的行为者释放出一定的行为信号，其他行为者根据这个信号对该行为者的偏好类型形成一种认识或预期。这个过程决定着行为者的均衡战略。举例来说，啤酒―乳蛋饼模型（beer-quiche model）就是一个经典的信号―博弈过程。这是一个两人博弈，假定在博弈开始的时候，双方都不知道对手的策略选择。其中的一个行为者具有恃强凌弱的无赖特点，他在博弈中首先要判断对手的偏好（preference）是属于懦弱者类型还是好战者类型从而决定自己的策略选择，即决定是否向对方进行挑衅。他形成这种判断的依据是基于一种先定的认识（belief）（其实就是一种可能性估计），认为对手的偏好类型可以从对手所具有的某种特点，比如早餐所吃的饮食得知：如果对手早餐饮食吃的是乳蛋饼可能偏向于懦弱；如果对手早餐饮料喝的是啤酒则可能偏向于好战。因此，该恃强凌弱者根据对手早餐饮食的信号（signal）来形成或调整自己对对手偏好类型的判断，并进而决定是否掀起挑衅行为。而作为恃强凌弱者对手的均衡战略，即他决定早餐吃什么食品，取决于他对啤酒和乳蛋饼的偏好以及恃强凌弱者对自己所发出信号的可能反应。当然，博弈者刻意筛选并据以形成对方偏好判断的信号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从而导致非纳什均衡组合的出现。但是，在连续的互动中，最终会形成一个稳定的信号系统，从而使得纳什均衡稳定下来或者使互动在纳什均衡附近的封闭轨道内运行。
把信号―博弈逻辑运用于均势政治，也需要同样假定国家都具有一定的选择偏好，而这种偏好存在着不确定性，即国家之间对相互行为动机的准确判断并不能十分确信。不过，不同国家的互动关系是一种行为信号的互动，如何根据对手或盟友的行为信号来判断其行为偏好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决策因素。实际上，国家的潜在行为经常被视为国家偏好标志的信号。这个博弈模型可以说明1962年美苏古巴导弹危机的情形。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近乎上述具有挑衅特点的欺软怕硬者，由于美国的肯尼迪总统在整个导弹危机期间进行军事部署的强硬姿态无异于是不惜发动核战争来维护美国战略利益的明显信号，苏联在收到这种最后通牒式的信号后最终放弃了在古巴部署核弹的打算。这个分析框架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权力政治中国家间互动的真实环境，可被用来解释维持现状和改变现状的大国之间的相互制衡行为。本书之所以强调大国而不是小国的制衡反应，是因为在均势政治中大国的力量对比和战略调整是决定均势能否形成的关键因素，现状大国为了应对崛起国而作出的战略角逐构成了均势政治较量的主要内容，而小国只是大国凭借实力进行角逐的砝码，尽管这种砝码效应在不同的地缘政治经济条件和国际结构下可能起着或轻或重的作用。正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所指出的那样，“所有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次大国，其命运都从根本上取决于那些最有实力国家的决策和行为。”本书所说的大国，也采取了米尔斯海默的定义，即那些拥有充足的军事资源，能够承受与世界上最强大国家打一场全面的常规战；或具有承受他国核打击的核威慑实力的国家。
跟啤酒―牛奶博弈相类似，我们可以根据国家的目标偏好把参与大国均势政治的博弈者简化为两个基本类型：现状维持国（status quo power）和被认为对现状构成威胁的崛起国（risingpower），后者在国际关系文献中通常被称为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现状国和修正主义国家是国际理论中运用得最广泛的主要概念，卡尔（E。H。Carr）在其著名的现实主义代表作《二十年危机》中不下十次提到现状维持国，不过他没有对之进行解释。在现实主义者那里，一个国家究竟是现状维持国还是修正主义国家，有两种界定的思路。一种以摩根索为代表，主要从权力分配的角度来界定国家的政策偏好，认为现状国的政策是以维持某一特定历史时刻存在的权力分配（distributionof power）为目标，而挑战国的政策则是以推翻或更迭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为目标。另一种以奥根尼斯基（A。F。K。Organiski）和杰斯克？库格勒（Jacek Kugler）为代表，他们主要从游戏规则的角度来界定国家的政策偏好，认为现状国参与设计国际游戏规则并从现行游戏规则中获益，挑战国则是为了寻求与其新的实力相对应的国际地位和声誉而力图改变现行的国际游戏规则。这两种思路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强调权力的分配，对它而言，崛起国要增大权力只能要求改变现有的权力配置，从而必然成为修正主义国家。后者则部分是依据国家的目标（inten-tion）而不是实力（capability）来指认现状国，它提出的问题是，崛起国是否随着相对权力的增加而希望或寻求改变国际游戏规则？在它看来，崛起国并不必然是挑战者，只有那些因权力分配发生变化从而要求改变游戏规则的崛起国才被看作是修正主义国家。笔者在分析过程中基本上采纳了摩根索的定义。不过，笔者认为上述两种思路并没有内在的根本冲突，它们的分别从本质上是属于测量的精度问题。
在本书中，现状国一般是现有秩序的霸权国或处于下降中的大国，其政策趋向在于维持现有的权力分配状态并防止潜在的挑战者崛起而导致其大国优势的易位。比如，当今具有最强军事实力和政治经济影响的美国就企图以“先发制人”的打击来阻止任何潜在的敌人试图发展超越美国军事能力或者同美国军事能力平起平坐的努力。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现状维持国一词可能会给人造成误解，认为它不谋求增加国家的权力，或者不采取对外扩张的进攻型战略。实际上，现状维持国也谋求通过对外扩张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甚至使用武力来谋求更大的国际支配能力，其扩张目标既可能是安全驱动型（security-drivenexpansion），即通过增加军事力量或通过联盟安排来维持现状，从而消除不安全感，也可能是非安全驱动型扩张（nonsecurity-driven expansion），即通过扩张来增加财富和威望或传播意识形态。但是，现状维持国扩张实力的根本动机是维持现有国际权力分配的结构，并进一步强化自己在这个结构中的地位。对此，摩根索说得很清楚，他指出，现状国家的政策以维持权力分配的现状为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现状政策必然反对任何变化。它本身并不反对变化，而只是反对任何会导致两个或更多国家间权力关系发生逆转的变化，比如说，A国从一流强国沦为二流强国，而B国则升至A国先前占据的显赫地位”。相反，随着崛起国实力的增长，其政策趋向于谋求对外扩张，即扩大对他国实施强制（coercive）行为的影响力，这其中包括了对外兼并领土的可能性。崛起国由于具有反转现有权力分配关系的能力来获得全球或地区性优势，在均势政治中往往成为其他国家的制衡对象。不过，现状维持国是否采取制衡战略或在什么程度上进行制衡取决于其自身行为偏好，而现状维持国的行为偏好有不同的类型，并不完全相同。有的现状维持国领导人能够通过国内动员承担制衡和威慑崛起国的义务，有的现状维持国领导人则缺乏这种能力。因此，现状维持国是否选择制衡或选择在什么程度上对崛起国进行制衡的行为倾向，可以表明它们的类型。
那么，其他国家如何判断现状维持国的行为偏好呢？对于一个既定的现状维持国而言，它的行为偏好究竟是什么，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不可能完全依赖其先前的外交承诺来加以认定。但这并非表明完全无从识别国家的行为偏好是否为现状偏好。因为，其他国家可以透过该现状维持国的国内政治过程来认识其领导人得到国内政治支持或受到制约的信息（毕竟这种国内政治信息是不太容易进行伪装或被遮蔽），因而依据国内政治过程的信息来形成对该现状国的目标偏好的认知（即对该国行为偏好的一种可能性估计）有了比较可靠的保证。而且，这种认知随着该现状国所释放的行为信号的更新而不断调整。在对现状国的行为偏好进行最终估计后，其他国家的战略选择也相应产生。而该现状国也同样在信号―博弈的基础上，对自身的偏好顺序进行权衡，对其潜在盟友和敌手的偏好和行为信号进行估计和解读，从而决定在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均势政治中是否或在什么程度上对崛起国进行制衡。反过来，现状维持国的行为本身又成为一种信号，其他国家根据对该现状维持国行为偏好的认识来决定自己的战略调整。因此，这里的关键是要研究均势政治中现状维持国偏好的产生来源和其他国家在信号解读基础上形成的对这种偏好的认知。具体到本文就是，19世纪后期以来的均势政治中，经济的相互依存是如何影响了现状维持国的偏好形成和信号解读，也就是说什么样的经济相互依存结构有利于现状维持国作出强制衡反应，什么样的经济相互依存结构决定了现状维持国倾向于作出弱制衡反应。